虽说铁路国有是适合当时国情的合理选择，但修建铁路需要通过向外国借款，这是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所不能接受的。当时，在中国大地——尤其是南方各省，“路亡即国亡”的观念深入到各阶层人士心中，保路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主旋律。当时在武汉，有一首民众人人都会唱的《路亡国亡歌》：“倘使我民一心一身一脑一胆团结与之竞，彼虽狡焉思启难逞强权强……”来自于南方的激烈抗争浪潮，使清廷产生了恐惧情绪。
《路亡国亡歌》的词作者叫高旭，江苏金山人，同盟会第一批会员，时在武汉与詹大悲、何海鸣等创办《汉口大江报》，连续对盛宣怀、端方展开猛烈抨击，指出立宪派叩头上书的改良主义于事无补，警告国民若不立刻起来革命，必将导致亡国灭种无疑。
当时在武汉，还有个著名的学生领袖叫张伯烈，字亚农，湖北随州人，早年经张之洞选拔留学日本攻读法律，在东京时曾创办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回国后任粤汉铁路公司总理，后被推为湖北留日学生代表，与政府有关部门交涉。张伯烈学法律出身，口才又好，以英、法、德、美、日等几国纷纷“慷慨解囊”愿意借款中国为例，反问道：“此中必埋伏有种种阴谋，不然，何以群起相争如此之剧烈？”在张伯烈的主持下，湖北省咨议局、教育会、宪政筹备会等单位发起组织铁路协会，专以拒借外债自办铁路为目的。该协会致电清廷邮传部、度支部，要求取消川汉、粤汉铁路借款草案，以顺应舆论而维持大局。
铁路协会成立后，“农夫演说，洋洋数千言，士兵断指，血淋漓，以及星士解囊，以助协会之费用。”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张伯烈、刘心源、宓昌墀等人赴京请愿，联名写出奏折请都察院转奏皇上，陈述借外债修铁路的利弊关系，同邮传部争论数月。
一天，张伯烈乘同伴外出谈判之机，留下一封短信：内有“如不得请，死不归寓”等语，同伴刘心源等人以为张是私自外出，并没有太在意，过了几天，张伯烈仍未归舍，这才慌神了，召集在京湖北同乡900余人四处寻找，终于在东四条的徐世昌府邸门前找到了他。此时的张伯烈双目红肿，数日未进食，泪已流尽，声嘶力竭，当刘心源等人要拉起他时，张伯烈倒伏在地上，将“老母未葬”一事相托，并称请愿不成功誓不还家。刘心源等人齐声跪下，与张伯烈抱头痛哭，此事惊动朝野，徐世昌终于出面，答应了湖北代表的请求，代为转呈奏折。
铁路国有政策出台之初，反抗最早也最为剧烈的当数湖南省。1911年5月14日，长沙各界群众一万多人举行集会，要求清廷收回成命，声称：“如不得请，将来或外人或督办到湘强行修筑，立即集全力抵抗，无论酿成如何巨案，在所不顾。”这种鱼死网破的姿态令湖南巡抚杨文鼎头痛不已。两天后，各界群众再次聚集在巡抚衙门前，尤其是前来声援的长沙株洲万余名修筑铁路的工人，一个个头上缠着红绸带，铁青的脸像是一组组不停流动的浮雕。铁路工人们态度激烈，沿途高呼口号，声称若巡抚不答应代为上奏请政府收回成命，将会导致商人罢市，学校停课，民众抗交租税。
杨文鼎是江苏武进人，与盛宣怀是同乡，靠着这份乡谊，他与当朝红人盛宣怀的私交不错。端方任两江总督时，杨文鼎在其属下任淮阴道，颇得端方赏识。到湖南后，恰好巡抚岑春熐因长沙抢米风潮遭到弹劾，杨文鼎顺理成章当上了湖南巡抚。官场上一路顺风顺水，杨文鼎没有料到大清王朝已临近尾声，此时的乌纱帽并非那么容易戴的。见群情激愤，杨文鼎担心事态继续扩大，答应了民众的要求，向清廷代奏湖南省咨议局的电文：“湘路能自办，不甘借债。”
在写给同乡盛宣怀的私人信件中，湖南巡抚杨文鼎倾诉了他的苦衷：“湘省自闻铁路收归国有，群情汹涌，哗噪异常，遍发传单，恐滋煽动。若遽用强硬手段，必先与抚臣为难，立刻变乱，是以不得不允为代奏，以平其气而懈其心。”盛宣怀能够理解杨文鼎的苦衷，但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容不得他有丝毫的躲闪和退缩。盛宣怀回信安慰了同乡几句，却又话锋一转，声称铁路国有已成国策，向外人借债也已经签署草约，决不可能更改。过几天，朝廷回复发下来了，杨文鼎除了得到一顿严厉的斥责外，别无所获。
再说广东省。1911年6月6日，粤省铁路公司召开大会，到会股东千余人，坚持商办，反对政府强占广东铁路，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发动报刊极力为之鼓吹。不同的是，广东未出现类似湘、鄂省那么规模浩大的群众示威活动，更像是一场不流血的和平请愿。
其时两广总督是张鸣岐，字坚白，山东无棣人。原在晚清大臣岑春煊手下任文案，后以岑推荐，任广西布政使，上任后即大力推行新政，得到清廷赏识，被任命为两广总督。1911年4月，广州暴发了黄花岗起义，张鸣岐丢下全家老少，翻墙越屋至水师公所，指挥清军士兵镇压，打死革命党72人，起义失败。此时刚刚经历黄花岗起义不久，广东省风声鹤唳，张鸣岐从保路运动一开始便采取高压政策，下令巡警道“传示各报馆，遇有反对铁路国有言论，一律不得登载”。张鸣岐在加强压制的同时，建议清廷在归还股本问题上作出让步。
张鸣岐的这一态度，被广东境内的绅商们部分认可。其时，粤省铁路公司协办黄景棠，是广东绅商的重要代表人物。黄景棠，字诏平，广东台山人，出身于南洋，父亲黄福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有许多产业和种植园，是南方著名侨商。黄景棠是一位很有理想和抱负的人，在清末广东创办近代企业的浪潮中，到处都能见到他的身影。在筹组粤省铁路公司时，他带头认购10万股，带动了商人们踊跃认购的热潮，很快聚集了4400多万元，使粤省铁路公司成为清末资本最雄厚的一个商办企业。
1911年夏天，清廷铁路国有政策出台后，黄景棠多次鼓动广州商人联合抵制，并试图举行大型集会。然而黄的一切行动尽在秘密警察的掌控中，粤督张鸣岐在告示中一再对他进行警告和威胁，并对与黄关系密切的绅商们逐一摸底，针对性地展开攻心战，在政府有关方面的胁迫下，原先反对铁路国有的绅商们纷纷畏事退缩，黄景棠孤掌难鸣，在危险关头远走南洋，避开风头。此后广东的保路运动中心从广州转移到了香港，9月3日，广东保路会在香港成立，广州各界派代表参加，会后分别派人赴京请愿及到南洋宣传，但是影响力已经转小，常常被人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