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过去，牟森已从搭乘火车离开北京，直奔西藏的年轻人，转变为如今两鬓略见斑白，在三元桥与妻子安静生活的北京常住居民。
若寻找人生的线轴，人们乐意说这个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大学生是为追寻话剧梦而进藏，因为 1985年，正是中国话剧全面进入低潮的标志年份，大家都在谈论市场经济、电影尤其是电视对话剧的冲击，牟森却反潮流而去。
当然也有渊源——牟森毕业前导演了一出话剧，西德国作家埃尔文·魏克德创作的广播剧《课堂作业》，是 80级的毕业纪念演出。
全校师生都来观看了，埃尔文也写来热情洋溢的信，给他很大的鼓舞。
这让牟森认识到了自己的导演能力，但那时候年轻，前途无量，渴望了解一切、理解一切。
牟森选择毕业了去西藏，动机很简单，就是想去一个最远的地方。
西藏是他当时所能选择去的最远的地方。
戏剧和远方相比较，“去远方”更重要。
在西藏，牟森的宿舍在八角街的马路边，打开厚重的木板窗，夜深时总能看见喝醉酒的人骑车从路灯下经过。
拉萨白天阳光灿烂，晒得人脸生疼。
夜里下雨，牟森住的房子，墙壁都是泥土做的，眼看着雨水渗出屋顶，泥水落在被子上。
西藏的夜晚，夜色如墨，真正的伸手不见五指，只看得见月光下的河流，流水声彻夜不停。
有一晚，牟森与一匹马迎面撞上，马跟他都吓了一跳。
1986年，牟森在西藏话剧团没有工作任务。
无所事事时，他在附近的电影院独自看了很多场电影，没有新片，旧片也看。
牟森常常拿着一瓶啤酒蹲在街边吃羊肉串，发半天呆，想不出自己跟北京会有什么关系，时间像凝固了一样。
段锦川拍《青稞在歌唱》，牟森也跟着去了贡嘎县。
黄昏，抢拍落日镜头，在贡嘎机场跑道上追太阳。
太阳刚从这个山后消失，就开车往西，开过这个山，接着拍，又落在一个山后，又上车往西，一直追到太阳彻底落山……几个月之后，牟森回到北京，穿着在西藏话剧团借的老羊皮袄，带回四个牦牛角，不知道自己将要干什么，喝很多的酒。
这些生活的细节，对于他日后所谓的“先锋戏剧”之路，并不重要，而且外人看来如同林中迷途，走偏的道路。
但是，在大部分时候，人的经历正是由无数背离的、会合的和平行的事件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
牟森不在西藏的期间，一个叫华庆的画家朋友去找他。
朋友安排华庆住在牟森的屋子里，牟森自己并不知道，直到有一天他们在西宁相遇，牟森给华庆讲他想排演契诃夫的《三姐妹》，告诉他三姐妹在军乐声中互相鼓励：“到莫斯科去！到莫斯科去！”牟森：心里的远方更遥远 回到拉萨，牟森看到华庆在他的房子里画了满墙的画，在那些画前，点了很多白蜡烛，藏族邻居说：“你的朋友，画了很多鸟，飞走了。
”后来，牟森约了华庆在北京为《犀牛》做设计。
孟京辉在牟森导演的《犀牛》扮演过“犀牛”，一只名叫“让”，爱讲哲学的犀牛，这出戏的原作者是法国的尤涅斯库，这个反传统形式戏剧的法兰西学士院院士，是荒诞派戏剧创始人。
坊间流传过这样的一个段子：《犀牛》的舞台上布置着各种荡来荡去的绳套，意即绞索。
“让”在舞台上狂吼乱跳，质疑生命的意义，结果，孟京辉一不小心，脑袋钻进了一个绳套，孟京辉当然是说不出台词来了，他开始挣扎，但是越挣扎观众越鼓掌……先锋戏剧研究者们认为这个舞台小事故极具隐喻和象征意义。
各种理论与思潮在 20世纪 80年代天花乱坠，“先锋”是其中最闪亮的头衔。
牟森出道时以“蛙实验剧团”亮相，排出来的戏剧有人激动地叫好，有人嘀咕说看不懂，自然而然地，他被冠上先锋戏剧导演的称号。
至今，牟森一直挣扎于“先锋”这个绳套，他从来否定“先锋”这个词，“先锋，我的理解永远是排头兵，永远在前面，但你这个坐标相对于什么呢？是纵向比较还是横向比较？我愿意把我的坐标点放在一个交叉的和网络状的环境，我喜欢这个世界性的环境，可能不一定只是在戏剧环境本身。
” 当牟森回顾往事，他觉得 1988年，北京的艺术氛围好得不能再好。
牟森导演的《士兵的故事》，在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小剧场演出了 5场，瑞士大使馆专门为此举办了一次招待酒会。
演出完，牟森跟着艺术家朋友张大力认识了行为艺术家王德仁，他让牟森第一次知道了行为艺术大师约瑟夫·波伊斯。
这时候，牟森的朋友温普林拍摄纪录片《大地震》，规模越搞越大，差不多成为北京全体艺术家参与的事情。
温普林头一天在中央美院下令叫人，“能叫多少人叫多少人，跟所有人说啤酒管够”。
全北京最好玩的各路神仙恨不能都到了。
牟森也参与了进去，和蒋樾担任现场总指挥。
温普林组织人用几千米的白布把长城包扎了一段，晚上，丁武在烽火台上表演摇滚。
人多得超出想象，牟森和蒋樾为饿疯了的人群买来面包和榨菜，大家围着他们的饭筐，虎视眈眈，感觉随时都会扑上来抢。
长城上到处都是人，《士兵的故事》的大幅扑克牌布景顺着烽火台挂下来。
夜里凉，大家衣服不够，就扯下布景裹在身上。
王德仁原本预备的作品是在长城上用布铺 20个十字架，黄昏时点火烧，名字是“告别 20世纪”。
第二天下午，牟森遇见王德仁抱着他的布坐在路边，问他表演了吗？王德仁结巴着说：“无，无所谓了。
”牟森更愿意说自己实际上是当代艺术血脉上的一分子，当他能有一个距离比较客观地看待自己的时候，他发现在 20世纪 80年代甚至 90年代的创作过程中影响了自己的那些人，很多并不是戏剧领域的。
牟森一手捏着从书上复印出来的剧本，另一只手的两个指头掐着一根烟屁股，近距离盯着演员排练，沉稳地不多说话。
有时候盘腿坐在地上，四周杂乱地堆着书跟生活用品，厚眼镜片后露出羞涩的微笑，安之若素地回答有关“北漂”的询问。
这是在吴文光著名的纪录片《流浪北京》里，牟森的生活处境还没有得到改善。
“我看到自己有三种选择，第一种就是死，明智地选择自杀，但我承认我做不到；第二种就是混，这混包括结婚、生孩子，过日常生活，这也做不到，肯定做不到；唯一剩下的就是干事情，干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我就是喜欢话剧。
”《士兵的故事》演出后，牟森去北京人艺找林兆华，说他需要找一个工作。
林兆华笑了，让他去剧院跟自己一起排戏，为他解决了最重要的住处问题。
1988年底到 1989年初那个冬天很冷，林兆华帮牟森联系到实验话剧院的一间排练室，让他们在那里排练《大神布朗》。
《大神布朗》在中戏实验小剧院准备演出期间，将于春节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现代艺术大展》也在紧张地筹备，他们不知道即将听到一声枪响。
“北京下过了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雪很大，让人的心感到喜悦。
”牟森为《大神布朗》的上演，写了一封致观众的信。
“我们是一群选择艺术为自己的生活方式的年轻人。
选择戏剧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为了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最完美、最彻底的满足和宣泄。
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有些观众审美层次是非常低的，牟森：心里的远方更遥远 如果我们迁就大部分观众的低俗趣味，反过来去适应他们，那就意味着对历史的犯罪。
应该提高观众的欣赏水平和审美意识，焕发观众对美的感受能力。
我们知道，这样做需要很漫长、很艰苦的过程，需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我们甘愿为此付出代价。
我们有一种强烈的意识，我们在创造历史。
在多少个紧张排练的日日夜夜，我们为自己的热情和工作激动着，夜不能寐。
从现在起到新的世纪还有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