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歌听起来像是战斗机从天上丢下炸弹，火焰四处燃烧 。
而歌词如此写道：我从萨尔瓦多的山丘上摔落下来天空被撕裂大雨倾泻在裂开的伤口上攻击妇女和小孩攻击妇女和小孩来吧来吧来到美国的臂弯另一首歌 Red Hill Mining Town是关于工业衰败城市的哀歌。
歌名来自一本纪录 1984-1985年英国矿工大罢工的同名书；这场大罢工对英国音乐的政治化非常重要，许多音乐人如 BillyBragg，Paul Weller等人 都积极声援罢工。
One Tree Hill则提到了智利的传奇左翼民谣歌手 Victor Jara——他在皮诺契将军上台后被刑囚然后处死。
在这首歌中，波诺透过 Jara来表达他自己一贯的音乐哲学：“Jara把他的歌曲当作武器，手中紧握着爱。
” 战争与和平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冷战结束，世界进入新的时代。
但相对于天真的历史终结论，其实人们并不知道他们要进入的是什么时代，且历史的古老问题依然继续纠缠着人们：战争、贫穷等。
U2的音乐也进入了全新的时代，他们在 1990年代制作了3张加入更多电子音乐成分的专辑。
但新时代也会有永恒主题，U2的新音色同样维持着一贯的社会关怀。
1990年 11月，U2到柏林录音，做出新专辑《注意宝贝》Achtung Baby。
这张专辑中出现了他们在 1990年代以后最重要的政治歌曲，并被英国 Q杂志选为史上一千零一首最佳歌曲的第一名 ：“One”。
“One”不是关于“同一”，而是关于“差异”。
此后这首抒情歌曲几乎成为他们在各个政治议题音乐会中的必唱曲。
另一首 U2在 1990年代的重要政治歌曲之一，且他们最重要的政治参与是关于萨拉热窝。
南斯拉夫瓦解后，波斯尼亚打算独立。
从 1992年到 1996年，塞尔维亚部队包围了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
这是人类史上最长的围城。
战争前，萨拉热窝是一个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穆斯林共同居住的地方，是一个能体现宗教与种族多元共存的城市。
但现在，这里成为一片炼狱。
塞尔维亚部队在萨拉热窝城中终日以炮弹与子弹攻击平民。
狙击手刻意攻击小孩和妇女以制造恐惧。
人们每天起床后，不知道今天房子是否会被炸毁，自己是否会死于枪下。
西方国家对于要如何帮助城里的人们没有共识，联合国维和部队也只是在此地观察。
事情每日恶化，火焰不断燃烧，而世界只能无能为力地旁观。
1993年冬天，美国人比尔·卡特去萨拉热窝提供人道协助 。
他认为西方媒体都忽视了战火中生活的人们，所以他找到 U2，希望他们可以在演唱会上播出萨拉热窝人真实的生活画面。
卡特说，在萨拉热窝的庇护所中，年轻人听着摇滚乐，并且把音乐放到最大声，以对抗外面的炸弹声。
他们也看 MTV频道，看着和他们一样年纪的青年，却不知道为何没人在谈论自己面临的困难处境。
于是，卡特每天在市区中寻找愿意接受访问的当地人，然后在 U2演唱会上现场播出录像片段。
当然，U2的 Zoo TV巡演就是一个讨论媒体的演唱会。
只是，当每天夜间新闻似乎成为一种娱乐时，U2的演唱会似乎正好相反，是真实侵略了娱乐。
这使得 U2成员自己都觉得，往往情绪很难转换：在演唱会上看了 10分钟的苦难，看到战火猛烈、人们四处逃窜的街头之后，他们如何能轻易回到演唱会的欢愉？他们几度觉得无法继续这样下 去。
最糟的一夜是在英国温布尔登体育馆。
镜头中 3个年轻女子哀戚地说：“你们正在享乐，而我们却这么不快乐。
你们到底可以为我们做什么？”当波诺正要回答时，女孩打断他说：“我知道你们会怎么做：那就是你们什么都不会做。
你们只会回到你们的摇滚音乐会。
你们甚至会遗忘我们的存在，而我们全都将面临死亡。
”全场无声。
U2、观众，与摇滚乐自以为是的政治介入，都遭到最重的一击。
1995年，U2与音乐人、他们的制作人 Brian Eno合作专辑Original Soundtracks 1中，特别做了一首单曲《萨拉热窝小姐》，歌剧男高音帕瓦罗蒂也在歌曲中献唱一段。
这首歌是在抗议这场波斯尼亚战争，批评国际社群没有能力去阻止战争，并且赞美人们如何勇敢地拒绝放弃他们的日常生活。
例如有一个女子不愿意去避难所，只想继续在家中弹奏钢琴；或者有一群女性自己举办选美比赛，并且说“我们要用口红和高跟鞋跟他们对抗”。
歌曲 MV中最震撼人的画面，以及单曲的封面照片，就是这群选美小姐在台上举起布条，上面写着：“不要让他们杀了我们”。
她们要跟世界说，世界或许遗忘了我们，但是我们仍然坚强地活着 。
1997年，U2终于来到萨拉热窝举办演唱会。
他们是围城结束后，第一个在那里举办演唱会的西方乐队。
台下的听众包括几年前彼此要杀害对方的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而现在他们在这里一起高唱“One”。
第二天，当地报纸说，“萨拉热窝围城在这一天结束了。
” 终结贫穷？1985年的 Live Aid结束后，不像大多数人只是来参加一场公益活动，波诺和妻子去了衣索比亚六周，实际了解当地状况。
他慢慢发现饥荒固然和内战及旱灾有关，但非洲的贫穷问题是结构性的。
在 20世纪末，他开始面对、解决这个问题。
“2000年大赦联盟”（Jubilee 2000 Coalition）是由超过 90个 NGO、教会、工会所组成的联盟，主要目的在于推动西方国家以及世界银行等组织在公元 2000年前，勾销 52个较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无能力支付的外债。
他们找到波诺作为代言人。
从“2000年大赦联盟”，波诺了解到，非洲的问题固然与当地政治领袖的腐败有关，但是也和西方国家的腐败有密切关系。
“西方国家为了战略理由，在冷战期间大量贷款给非洲国家，即使这些国家的统治者是坏人，但只要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就能拿到大笔钱。
这些独裁者拿钱肥了自己，但西方国家却要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成为当时独裁者借款的抵押。
”他说，“这不是关于慈善，这是关于正义。
”波诺对于自己角色的认识是：”摇滚乐是好的沟通者。
我们用 PA、录像带、歌词和 T-shirt去传播讯息。
我曾经参加过绿色和平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行动，所以我的工作是鼓励乐迷成为这个计划的草根运动者。
这个联盟在欧洲已经有比较好的基础，但在美国则比较少人知道。
不过，在 1998、1999年，已经来不及形成一个广大的草根运动，所以我只能直接寻求决策者，把想法丢给他们。
”于是，这开启了波诺，或是摇滚乐的全新政治介入方式：成为专业游说者。
波诺拜访了前后任美国总统，从克林顿到小布什，从教皇到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从历任财政部长到最保守强硬的共和党大佬贺姆斯（Jess Helms）。
他认真学习，成为知名经济学者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学生2000年大赦联盟在 2001年结束。
此时，三分之一的穷国外债正在被免去。
美国、英国、法国都勾销了穷国欠他们的外债；但是那些国家仍然积欠世界银行和 IMF的外债。
另一方面，他们也开始认为，公平贸易对非洲国家同样重要。
此外，非洲面临最迫切的问题是艾滋病造成的死亡。
因为有2500万的非洲人是艾滋病毒携带者，估计到了 2010年，全球将有 4000万个艾滋孤儿。
“这是每日都在发生的大屠杀。
”波诺说。
所以波诺和原来 2000年大赦联盟的部分成员在 2002年成立一个组织DATA，4个字母分别代表债务（Debt）、贸易（Trade）、艾滋（AIDS）、非洲（Africa）。
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愿意拨款给非洲国家时，也希望后者可以做到 D、A、T，亦即是民主（Democracy）、问责（Accountability）和透明（Transparency）。
这一年，波诺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标题是：“波诺可以拯救世界吗？”当然，虽然名气好用，但波诺也面临许多挑战。
他说：“我知道找一个摇滚明星来谈世界卫生组织、免去第三世界国家外债或者非洲艾滋病问题，有多么可笑。
”的确，IMF主席一度讽刺他说：“哦，你是个摇滚巨星。
你是不是赚了很多钱后，然后发现自己的良心？”但波诺回答说：“不，我是先有良心，之后才成为摇滚巨星。
”2005年是对抗贫穷的关键年。
因为，联合国高峰会在这年评估《千禧年发展目标》报告，由英国所领导的八大工业国高峰会议（G8）把优先议题放在帮助非洲发展，而 12月在香港的世界贸易组织部长级会议的重点也是如何结合第三世界发展和贸易自由化。
因此，推动扶贫的团体称这一年为“终结贫穷”（MakePoverty History）年；在美国，同样性质的活动则称为 One。
波诺和之前主办 Live Aid的歌手 Bob Geldof决定再次号召英美知名歌手，在欧洲和美国六大城市举办了针对在苏格兰召开的 G8高峰会的“Live 8”演唱会。
这一年，正好是 1985年 Live Aid演唱会的 20周年。
但这次活动并非重复 20年前的 Live Aid演唱会，以号召募款来解决非洲饥荒；这一次的演唱会是免费的，是要唤醒民众的政治意识，进一步给予八大工业国领袖压力来改变政策，从而改变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不平等。
Live Aid活动只需要音乐人的悲悯之心；现在的行动则需要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
他们说，这不是一种慈善，而是追求正义。
所以，这次活动是“朝向正义的长征”（The Long Walk To Justice）。
具体目标是要求西方国家增加对非洲的外援到 500亿美金，免去非洲积欠国际金融组织和西方强国的外债，并且建立一套更公平的贸易制度。
抗议乐队、摇滚巨星还是政治明星？波诺说：“作为一个摇滚乐队，你必须抓住时代精神，并且介入。
”尤其，“如果摇滚乐不敢质问大的问题，那还是摇滚吗？”的确，U2与波诺确实是最严肃思考时代精神的摇滚乐队，并且 30年来，他们始终在思考人类面临的大问题：战争与和平、人权、环境、贫穷等等，并且从来不怯于跟 NGO组织合作，一起改变世界。
没有人像他们一样，挑战过这么多重大议题，没有人像他们如此善用音乐与演唱会的力量去打动人心。
我看过他们的Vertigo演唱会，看过他们如何在演唱最动人的歌时，舞台上升起一个个非洲国旗的电子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