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曲开头第一句就是：我不相信今天的新闻 我不能闭上眼睛假装这一切不存在 到底，这首歌我们还要唱多久……但这首歌并不只是谴责英国政府，而是要谴责所有在北爱土地上无止境的恐怖暴力。
第一次在北爱的贝尔福斯特演出这首歌时，他们对观众说，你们如果不喜欢这首歌，我们将从此不再演唱它。
结果这首歌成为他们最具代表性的歌曲之一，且有着几场历史性的演出。
例如 1984年，U2在美国丹佛的现场演出（被拍成纪录片《在红色血腥天空之下》）中，波诺在演唱时高举着白旗。
这个镜头被《滚石》杂志选为 50个改变摇滚史的时刻，因为其奠定了 U2作为一支政治摇滚先锋队的形象。
而在 1987年的美国丹佛，不久前北爱刚发生一个由 IRA组织的恐怖爆炸，死伤多人，波诺在演唱会上愤怒地说：“我告诉你，我厌倦了那些二三十年来没回过爱尔兰的爱裔美国人跑来跟我说所谓‘革命’的光荣，和为革命而死的光荣。
去你妈的革命。
把一个人从床上拖起来，在他老婆和小孩面前毙了他，这有什么好光荣的？在老兵纪念日放炸弹炸死这些退伍老兵有什么好光荣的？我们不要再看见这种事情了。
不要（No More）！ 不要！”然后，2001年的爱尔兰演唱会——3年前在北爱又发生一起严重爆炸，死了 29人、数千人受伤。
他在唱到“不要”后，带着全场观众喊：不要军队、不要炸弹、不要 IRA、我们不要再回到那里……擦干你的眼泪……我们已经受够了 战争还没开始 我们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告诉我到底是谁赢了……最后，他用尽力气念起了 29个死难者的姓名。
这是 U2最撼人的舞台演出。
第二首歌 Seconds则是描述一触即发的核武器危机。
歌中故事是在纽约时代广场的一个小公寓里，有一个人正在组装核炸弹。
专辑第三首歌后来也成为经典的政治歌曲：《新年》（NewYear's Day ）。
这是为了波兰团结工联（Solidarity）而写的。
团结工联是 1980年成立的自主工会，他们反对当时波兰共产党的统治，争取工人权利，领导人是瓦文萨（Lech Wa..sa）。
1981年，波兰政府实施戒严令镇压团结工联。
波诺写这首歌时，心中的画面是在大雪纷飞的新年，瓦文萨坚定地站着，挥舞着双拳，领导着罢工。
1983年，波兰宣布废除戒严令，当时这首歌刚刚录完。
《新年》其实是一首情歌。
在新年这一天，一切被白雪覆盖。
纵然世界在喧嚣中动荡不安，但“我只想要日日夜夜跟你在一起”。
是的，虽然这是关于政治对抗，但更是一场关于“爱的斗争”。
这也正是整张专辑的精神：在漫天的战火与暴力之中，我们还是要坚信爱。
在下一张专辑 《不能遗忘的火焰》（The Unforgettable Fire）中， 他们更 明白唱出“以爱之名”（Pride（In the Name of Love）。
这是献给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歌曲：四月四日的清晨一声枪响在曼菲斯的天空中响起你终于自由了，因为他们夺走了你的生命但是，他们夺不走你的骄傲那是 1968年。
经过了十数年的黑人民权运动，联邦政府也通过了民权法案，但是美国种族问题仍然无法改善。
1967年夏天，许多都市贫民区发生大暴动，黑人民权运动也有走向暴力化的倾向。
1968年 4月，子弹无情地夺去了金博士——这个一生主张非暴力革命的勇者的生命。
专辑的最后一首歌更直接以金的名字为歌名：MLK。
这张《不能遗忘的火焰》也标志着 U2开始把焦点转向美国（专辑中有另一首歌以猫王作为歌名），不论是如金博士等人所象征的理想，或是美国的狰狞现实。
两个美国与第三世界1984年，U2参加为衣索比亚难民募款的行动，和其他英国音乐人在那年圣诞节前夕发行一首合唱单曲《他们知道圣诞节来了吗》（Do They Know It's Christmas？）。
1985年 7月，在伦敦和费城举办了众多重要歌手参与的超大型演唱会：Live Aid，全球数亿人同步收看。
1985年，美国滚石杂志称 U2是“1980年代最有代表性的乐队”。
有人认为这个说法过于夸张，因为当时他们的影响力还没这么大。
但一年后，新专辑（Joshua没有人再怀疑这件事。
《乔舒亚树》Trees），将真正把他们带到超级乐队的地位。
《乔舒亚树》录到一半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 ，简称AI）美国分会邀请 U2办巡回演唱会，来 推广人权 意识。
U2邀集了史汀（Sting）、路 ·瑞得（Lou Reed）、彼得·盖布瑞 （Peter Gabriel） 等人，组织了“希望的共谋”（The Conspiracy of Hope）演唱会，在美国几大城市巡回演出。
他们不仅成功地帮 AI招募到几万会员，也透过群众压力成功拯救了不少政治犯，如奈及利亚的异议歌手 Fela Kuti。
贝斯手亚当（Adum）说：“国际特赦组织的巡回演唱会证明我们写歌去描述里根时代的荒芜与贪婪是对的。
”Live Aid之后，出现了许多摇滚巨星参与的社会议题演唱会。
例如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曼德拉生日演唱会，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也邀请音乐人巡回演唱。
这个音乐最商业、最没有愤怒，MTV频道让形象取代实质的 1980年代，竟然成为摇滚乐的“良心时代”。
以至于波诺说：“现在在乐迷中有一种心态，即他们相信可以改变世界，而我们的歌迷就是前锋。
不论是 Live Aid、反种族隔离运动，或是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音乐被视为一种凝聚的力量，一种制造新政治力量的黏胶。
”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巡回演唱会之后，波诺和妻子前往中美洲的尼加拉瓜和萨尔瓦多两个国家 。
当时萨尔瓦多是美国支持的右翼政权执政，即使这些政权侵犯人权，但是只要他们不支持共产主义，美国就会支持。
在尼加拉瓜，则是美国支持反革命分子要推翻左翼桑定政权。
1980年代，尤其是里根的极端反共保守主义时代，他用尽方法不让左翼势力渗入中南美洲。
里根资助尼加拉瓜游击队去推翻桑定政权之事，后来成为一桩巨大丑闻。
在尼加拉瓜，波诺看到农民在战火下不安生存的痛苦——这个内战是和美国的介入紧密相关的。
在拜访农民时，子弹甚至从他头上飞过。
当他们在萨尔瓦多时，他们看到路旁有一具尸体。
在那里，反对派人士会突然消失。
智利也是一样。
而恐怖背后都是同样的力量在支撑：美国。
波诺知道：“在智利，一个民主选举选出的总统被 CIA支持的政变推翻，然后推上了一个杀人机器：皮诺契将军。
”波诺感到巨大的愤怒。
但那也是他们对美国产生迷恋的时刻。
他们在巡回演唱会中，大量阅读美国小说如诺曼·梅勒，杜鲁门·卡波特，雷蒙·卡佛，James Baldwin，Charles Bukowski，Sam Shepard。
波诺爱上美国地景的强烈影像感，爱上美国文学和音乐 ，并且感受到美国土地的广阔。
波诺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地方。
你必须跟它搏斗。
”他们看到两个美国。
一个是里根主义的、是充满枪支的，是三 K党的美国，是自大、自以为正义的国家，是有着残忍腐败外交政策的帝国，尤其，1980年代是一个贪婪的时代、华尔街的时代，每个人都在追求胜利，没时间在乎输家。
这是现实的美国。
但是他们又迷恋另一个美国：一个开放空间的，高举自由之梦的，一个金博士所爱的国度。
这是迷思的美国。
所以原本新专辑要叫《两个美国》。
但波诺想把这个时代描写为精神干枯的时代，所以他脑中出现沙漠的意象。
于是有了专辑名称“乔舒亚树”，和专辑封面：沙漠中的乔舒亚树 。
《乔舒亚树》在全球卖出 2500万张，叫好又叫座，让他们自此成为摇滚天团。
其中有几首非常政治的歌曲，这些歌就来自波诺不久前的中美洲旅行经验。
例如《失踪者的母亲》（Mothers of the Disappeared）。
在1970年代到 1980年代，不论是在智利、阿根廷或是萨尔瓦多，军事独裁 政权会以谋杀或绑架，让异议者“人间蒸发”。
1977年在阿根廷首都，一群自称“五月广场母亲”的女性，在五月广场抗议，要求政府归还她们的儿子——阿根廷民主化之后，政府公布约有 11000人被威权政府绑架。
波诺说，这首歌是为这些拿着失踪儿女的照片的美丽女人们而写。
另一首更愤怒的歌 《子弹与蓝色天空》（Bullet and BlueSky），是来自他在萨尔瓦多感受到的恐惧。
波诺走到一个农村，突然发生爆炸，他不知道该往哪里逃。
他看见机关枪，听到战斗机从头上呼啸而过，但一个农夫跟他说，别担心，这就是我们的生活。
波诺反省说，“这个农夫每天都要经历这样的生活，而我在这里的几周，想的都是我们的歌曲是否会上排行榜第一名。
”于是，他跟吉他手 Edge描述在中美洲所目睹的景象，然后问 Edge： “你可以把声音尽量放大吗？”Edge说：“要多大？”波诺说：“要让人们感觉起来像看到地狱，让人感觉到当地火焰燃烧的意象。
是谁在轰炸这些村庄？是谁在摧毁我们的生活？对这些农民来说，是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