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从来没有音乐人走到像波诺今天这样的政治地位。
问题是，正当波诺从摇滚巨星走向世界最重要的政治人物时，他们的音乐几乎是与他的政治实践脱钩的。
U2团员曾说，波诺的行动不会影响到乐队的创作。
他们的意思是，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不会影响波诺对乐队的参与。
但这个不会影响，不也意味着没有“正面”的影响吗？亦即这些政治行动参与成为音乐素材的可能性？2004年发表《如何拆卸原子弹》How To Dismantle A Atomic Bomb专辑时，波诺说：“原本这张专辑会是很政治的，因为世界如此震荡不安。
你会以为有必要响应这些时代的问题。
但是过去几年，我都在乐队工作之外，在不同场域的肥皂箱上发言，所以我不太想把 U2当做我的肥皂箱了。
波诺对自己的新角色很自觉：“一个摇滚客站在街头路障旁，手上拿着汽油弹，当然比拿着一皮箱的世界银行报告更性感。
他的意思是，虽然这工作不讨好，但确实可以取得真正的成就。
他说他相信摇滚迷自 1960年代后已经成长了：他们知道革命不是在转角；世界的改变必须是一点一滴的。
我们可以同意后面那句结论。
但是不代表摇滚乐的有效政治介入，只能是拒绝革命，或者放弃成为“街头斗士”。
正如具体的社会改革需要政策论述、需要游说，但街头抗争同样必要。
摇滚的政治行动也可以是多重的。
所以，你还是可以走进 U2的精彩演唱会，去感受让人激动的音乐，感受音乐如何展现政治能量的力量。
然后，走出演唱会，你可以加入一个组织，去游说、写信、上街头。
以爱之名。
变动的时代，一个怪人的故事。
在往事和我之间，有一条橡皮筋。
我越是激进地朝前跑，就越会被它狠狠地拉回过去。
橡皮筋的一端系在我的心上，另一端则系在一根时间的柱子上。
我有时不仅会被弹回到过去，甚至还会被那根橡皮筋绑到那柱子上。
我看见过去的山水、街道和阳光，闻到过去的气味，听到过去的声音。
回忆就像走神儿一样可以让人灵魂出窍。
在那一瞬间，你会重返过去的人与事，否定现在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
不仅对自己，甚至还对别人。
这根橡皮筋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有时还会是皮鞭、绳索和绷带，专门用来抽打我们的记忆，囚禁我们的情感，或治疗我们那些崩溃的创伤。
1987年，我在北京西城音乐学院里住，同时就在这醇亲王府围墙边上一条叫宗冒二条的胡同里，租的个小屋子。
小屋有两间平房，可以让我潜心绘画。
宗冒二条是个大杂院云集的胡同，所有过去的四合院里都杂居着各类草民。
我住的院子主人就是个典型的市侩，姓李。
李还有几个房客，其中一个是他的亲戚，两口子，另外还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父亲。
他们一家就靠出租院子里的房间生活。
我的房间墙皮脱落，潮湿发霉，但当时能够离开我父亲监控的视线，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自由。
没想到我一搬进去，却意外发现对面南屋里住着一个年轻的怪人。
有一天我正在画画，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个满头是黑色自然卷发，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穿着花毛衣的青年。
进来的人劈头就说：你好，我叫邵威，就住在你隔壁。
我是北大哲学系的，22岁，现在在学作曲。
请相信我，5年之内，我将写出第一部交响乐，震惊世界！他的自我介绍使我觉得一头雾水。
按理说，在激情免费的 20世纪 80年代，类似的以狂傲自居的人并不罕见。
艺术家堆里的疯子成打地倾销，到处都是。
不过邵威的偶然出现和肆无忌惮的模样，还是真让 15岁的我大吃了一惊。
邵威是一个从山东来的农民，大我 7岁。
据他说，大约 1985年，他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二八自行车，穿着一件满是虱子的破棉袄，一路餐风饮露，节衣缩食来的北京。
当初，家里人问他为什么要去北京，他说因为他“崇拜文化”。
这个回答对农民的父母来说，无疑很难理解。
邵威身上有一种极度夸张的激情，急躁和跳脱。
他极爱说话。
关键是，他一旦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一直说到泪流满脸。
少年时代，他母亲一直以为他患了妄想症，语言谵妄症或者早期精神分裂症，强迫他去医院检查。
但是医生却说：他很正常。
就是性格上很容易激动，吃点中药吧。
邵威绝不吃药。
他算是爱读书的。
他大概很早就意识到了他的家庭不可能理解他，于是就离家出走，到了北京。
当年他非常穷，到处蹭饭吃。
他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了一年，搞到了一个校徽后，于是从此就自称：我是北大的。
在北大时，他认识了学者刘小枫，刘让他读了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这本书让他深受影响，在某些时候总是刻意说自己信仰基督教。
后来在刘小枫那里，他还第一次听到了从国外带回来的贝多芬与瓦格纳音乐的磁带全集。
他又感到自己应该学音乐，应该搞作曲与指挥。
于是他就贸然来到了西城的中央音乐学院。
那时，全国各大学内都有一些类似非正式学生的人来“混学”。
音乐学院也不例外。
邵威倒也是我见过的最机灵、嬗变、也最喜欢渲染自己疯癫性的一个人。
他的那种莫名的疯，让其他我后来认识的诗人式的疯，都显得小巫见大巫了。
在宗冒二条胡同的大杂院里，每天早上一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架破录音机打开，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瓦格纳的《纽伦堡名歌手》，瓦格纳以他德国神话般暴烈的大气和声把我和房东全家惊醒。
只见邵威独自一人，站在院子中央，拿着指挥棒疯狂地挥舞着。
院子里的铁丝上挂着他刚洗完的破袜子。
他一边毫无节制和秩序地挥舞着指挥棒，一边对我高声说：你听，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种对生活的激情，那种对生命的渴望……他话没说完，突然就满眼是热泪和血丝，说不下去了。
神经质的人我见过很多，但如此高度神经质的人，我有生以来倒是第一次见识，而且再没见过第二个。
在音乐学院内，邵威的出现也是一个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
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
有一天在食堂，他竟然直接走到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青年指挥家邵恩身边说：你就是邵恩吗？我也姓邵。
不过你没什么了不起的。
5年之内，我一定会超过你。
邵恩正在埋头吃饭，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什么意思，有点惊讶地看着这个怪人，附和着回答：哦，我知道……知道，你会的。
然后继续低头吃饭。
邵威的身体非常健康，可以说精力过盛。
他不仅学音乐，学哲学，还不断地练拳击和做生意。
走在大街上，他会突然对一个卖菜的农民说：你知道李斯特是谁吗？你知道吗你？然后放声大笑，农民自然是不知所云。
而且他有点暴力倾向，有一次，一个街上卖冰棍的人和他顶嘴，于是他迎面一拳，那人立刻满脸是血。
有时他实在太穷了，于是就跑到自由市场上去，把一家农民的鸡卖到一个附近的小饭馆，一天倒买倒卖好几次，也能赚 20来块钱。
如此等等。
那几年，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时候，是我们最穷的时候。
有时袜子丢了，我们只好各穿一只。
李房东每个月逼着交房租，我们只好拖延。
李房东是个典型的北京老痞子，喜欢说大话和脏话，而且是京油子那样的。
李房东长得是个孕妇身材，却脸生横肉，总喜欢站在院子里说：瞧，就凭哥们儿这浑身的刀疤，我怕谁？但是他却从来不敢惹邵威。
因为邵威每天戴着个拳击手套在院子里打树，并且经常用狂傲话欺负李房东：刀疤多算啥本事，那只能说明你挨打多。
会打架的人身上都没疤。
邵威冷笑着说。
认识邵威的人，其大约情节与他认识别的所有人都一样，即他逢人就喜欢自信地说：我 5年之内将写出第一交响乐，震惊世界。
后来，这个时间段在不断延长，随着他不知道跟谁学习作曲、配器与和声的深入，这个时间段被他自己渐渐地变成了 8年、10年、15年不等……一直到今天。
也许，他开始感到一切不是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不过，人的智商总是很容易走神儿，这边不行，那边却没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