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诸葛亮的言、行、功业，处处体现着他的优秀品德和智慧。这些优秀的品质，可归结为：
修身养德、尽忠为国、虚心纳谏、廉洁奉公、严明法纪、一身正气的典范精神；忠顺勤劳、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百折不挠的进取精神；为实现国家统一、国富民安的远大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为国家为民族利益而奋斗的献身精神。
诸葛亮把兴复汉室，统一全国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他的一生始终为这个理想而奋斗。他的道德与智慧，与这个高远理想结合在一起。
诸葛亮的道德表现，既不像汉末封建官僚和无行士人那样虚伪，也不像曹操那样矫枉过正，对儒家道德公然否定。他循名责实，凡是他认为应该提倡发扬的道德，他都去躬行实践，以身作则。他根据儒家所说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指出故人君先正其身，然后乃行其令.又说：上之所为，人之所瞻也。夫释己教人，是谓逆政，正己教人，是谓顺政.先理身，后理人,理上则下正，现身则人正.显而易见，上述这些，已经不仅仅是诸葛亮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题，已经属于他的治国安邦的智慧了。
诸葛亮提倡对蜀汉政权尽忠，自己虽受刘备遗托，集蜀汉大权于一身，但始终兢兢业业，将全部精力贡献于蜀汉的事业。他以自己的忠诚无私之举，使蜀汉上不生疑心，下不生流言,保持了最高统治集团的和睦与稳定。我们通常将尽忠视为道德范畴的东西，可是在诸葛亮这里，同样亦是智慧；倘若他自己不忠心耿耿，又焉能使最高统治层和睦安定，以达到国泰民和的境界？
儒家主张的社会活动的四个层次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诸葛亮除了平天下限于历史条件没有实现外，其它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修身已如前所述；他的治家，也堪称万代楷模。他教育子女极其严格，结果养成了三代忠烈。
治家从俭，是诸葛亮治家的又一大特色。诸葛亮身为一国丞相，在家庭生活上却十分俭朴。
他给李平的信中说：吾受赐八十万斛，今蓄财无余，妾无副服。清人张澍对此感慨道：
侯之妾乃无副服，其俭德可师矣。诸葛亮有句名言：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养德可以修身，节俭可以致静。而只有如此，方能定国安邦。
诸葛亮将修身与齐家完全结合在一起，更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结合在一起。不能修身，焉能齐家，修身齐家的失败者，也很难治国平天下。诸葛亮以此律正己，固然与儒家规范的深刻影响有关，更是他自己的超群脱俗的道德与智慧使然。
应当说，对于平民百姓而言，正心修身，还主要是道德问题，那么对于政治家而言，这就绝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智谋、智慧问题：自己修身养德，治家以俭，才会有其俭逼下,才会产生榜样的力量，才能形成一支廉政为民的官员队伍，才能治国安邦，进而平定天下。关于诸葛亮的正心修身，说其是智谋，未免有些轻慢；而说其是智慧，倒也恰中腠理。正因此，我们将诸葛亮的立身治家、修身养德，也列入他的智慧范畴来讨论。
1.惟贤惟德，能服于人
诸葛亮正心修身，故以能成其贤德。因成其贤德，故能统率百官，号令三军，辅佐君王，治国安邦，平定天下。
成其贤德，乃是诸葛亮的内心自觉，是他对自我品质的要求，同时，又为他的远大政治理想所必须。在诸葛亮那里，自身与国家相关联，道德与智慧相一致。
诸葛亮重德，在他的言论中，有许多关于德的论述：
他总结历史经验说：汤、武修德而王，桀、纣极暴而亡;昔在项羽，起不由德，虽处华夏，秉帝者之势，卒就汤镬，为后永戒。
他称赞刘备说：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人去就，已可知矣。
他称赞刘禅说：天资仁敏，爱德下士。
他评价自己说：德薄任重，惨惨忧虑。
他劝告杜微说：君但当以德辅时耳。
他教诫其子说：俭以养德。
上述诸葛亮种种言论所述之德，其内容包括道德修养、德治教化、实施德政三个方面。
诸葛亮的德治教化、实施德政在前面一些章节中已经述及，这里只说他的道德修养。
道德修养即自身的品德修养。
儒家是非常重视自身品德修养的。《礼记 大学》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论述：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
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段话提出，每个人都要修身，修身是人的一切社会活动之本，每个人都应通过格物、致和、意诚、正心四个步骤达到修身的目的。当然，人和人是有区别的，这里根据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将人分成三个层次：庶民有家，修身是为了齐家；诸侯有家有国，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天子有家有国有天下，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
富润屋，德润身。这是《礼记 大学》中的又一句众人皆知的话，它表明了培养美好品德与修身的关系，表明儒家对美好品德的重视与推崇。
其实，崇尚德性的不仅仅是儒家。
老子曾说过：上德若谷,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管子 小问》说：苗，始其少也，目句目句乎何其孺子也；至其壮也，庄庄乎何其士也；至其成也，由由乎兹免，何其君子也。天下得之则安，不得则危，故命之说禾，此其可比于君子之德矣。意思是说：禾苗，在它初长时，柔嫩和顺的样子多像幼小的孩子；等它长大的时候，严肃持重的样子多像成年的男子；当它成熟的时候，丰润、和悦地俯首向着根土，多么像一位君子。天下得到它就安定，得不到就危险，所以把它称为禾，这大概正可以比做君子的品德吧！
《墨子 尚贤》说：圣人之德，若天之高，若地之普，其有昭于天下也；若地之固，若山之承，不坼不崩；若日之光，若月之明，与天地同常。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都讲德，但诸家都只是说德像什么，没有明确说德是什么。
德是一种十分抽象的东西，具体回答它是什么很难。
言也者，德之华也。
人之涉世也，其犹舟之涉水欤。德，行者帆楫也。
上述两句话，虽然仍未回答德是什么，但它告诉我们，德与人之言行有密切关系，提示我们如何认识一个人的德.
让我们从诸葛亮的言、行、功业等方面去认识他的美德。
先看诸葛亮的言。
诸葛亮给我们留下的主要著作，有《隆中对》、《前出师表》、《正议》、《劝将士勤攻己阙教》、《与群下教》、《戒子书》、《兵要》、《兵法》、《军令》，以及《便宜十六策》中的大部分。
《隆中对》议论风发，剖析精微，有理有据，不仅反映出他洞悉全国形势的睿智，预测天下三分的政治军事远见，为以后刘备建立蜀汉政权，进一步实现全国统一，勾勒出一幅熠熠生辉的蓝图，而且也表现了他以天下为己任的济世精神，也充满了在政治上积极进取的自信心和非凡的勇气。
《出师表》志尽文畅，述明素志，严辅后主，恳谏众贤，受纳雅言，善谋国事，乃是一篇对蜀汉政策方针具有指导意义的政论文。全篇之言，发自肺腑，为国为民的一片忠贞之心跃然纸上，深切感人。南宋文天祥《怀孔明》诗称：至今出师表，读之泪沾胸。一千多年来，这种为国为民的忠贞不知激励了多少仁人志士，为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献身。
十六国时期，西凉主李玄盛还把诸葛亮的《训诫》抄写给儿子们，教导他们说：览诸葛亮《训厉》，……周（公）孔（子）之教尽在其中矣。为国足以致安，立身足以成名，质略易通，寓目则了，虽言发往人，道师于此。这反映出诸葛亮《训诫》对修身治国的指导作用。
诸葛亮的《正议》，是在刘备初亡，蜀国处于危难时期，一些魏国元老重臣劝蜀汉降魏称臣的条件下写的。文章正气凛然地驳斥魏国众臣，拥曹篡汉，起不由德,不得人心，并表示自己忠于蜀汉，据正道而临有罪,必定要完成统一大业的坚定意志，反映了他威武不屈的高贵品质。
此外，如《与群下教》中的集众思，广忠益,《戒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等等，这些都成为后世人们立身处事的不朽格言。
西晋陈寿评价诸葛亮之言说：然其声教遗言，皆经事综物，公诚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补于当世。西晋人张辅也说：观其（指诸葛亮）遗文，谋谟弘远，雅规恢廓。己有功则让于下，下有阙则躬自咎。见善则迁，纳谏则改，故声烈震于遐迩也。陈寿、张辅二人都指出了诸葛亮著作不但在蜀国大政方针上所具有的重大价值，而且也反映写作者的崇高品德及对后人的深刻影响。
综观诸葛亮的宏文雅论，包含着正心、立身、待人、治国、治军、用兵的丰富而深邃的内涵，其中感人至深者，莫过于他对国家、对君主、对同僚、对下属、对百姓、对家人所表现出的那种浓厚的人情味和博大的爱心。正是其雅博的思想和深切的爱心，给人们心灵深处极大的撞击和感召力。
再看诸葛亮的行。
诸葛亮一生，曾在隆中躬耕隐居，曾追随刘备创建霸业，曾受遗命辅佐弱主，曾为理想五次北伐，而每一个社会实践活动，都表现出他崇高的品德和人格魅力。
诸葛亮青年时期，曾在湖北隆中高卧隐居。他置与刘表亲戚关系于不顾，不在刘表政权内出仕任职。他视好友徐庶北上于无睹，不为狭隘的功名利禄所惑动。他声称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然而他并非真作隐士，在那高逸超脱的出世假象背后，却跳动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入世之心，有着一个匡世济民的人生价值取向。诸葛亮的入世态度，从他自比管仲、乐毅中可以证明。面对军阀混战、动乱不已、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的黑暗现实，诸葛亮并不想躬耕于世外桃园，并不想终老于山林幽谷，而是希望能像当年的管仲辅佐齐桓公那样，成就一代霸业；像乐毅破齐兴燕那样兴复汉室。诸葛亮的入世态度，从他提出的隆中对中也可证明。隆中对是对天下大势广泛深入的了解的结果，是对各种信息不断研究、分析、综合的结果。隆中对中集诸葛亮二十余年之学识，十数年之经验积累，数年之潜心研究之大成，决非一朝一夕所能完成。若不是身居垄亩心怀天下，怎能够提出这个千古名对。
但是，诸葛亮的入世又决非一般人的入世所能比拟，他的标准很高。他不是像好友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那样只想发挥个人的才干，追求个人的前途，建立个人的功业，而是审时度势，等待机遇，有朝一日实现自己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的理想，他希望那时能出现一种天下民众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场面，实际上是体现了天下归仁的理想追求。这种个人修养的高度和功业观，远非一般人可及。
从建安十二年（207年）起，诸葛亮就开始加入刘备集团，辅佐刘备成就霸业。诸葛亮认识刘备之初，刘备并非据有州郡的霸主，亦非千军万马的统帅，而是一个不阶尺土,亡命于行旅之间的落魄英雄。而诸葛亮却偏偏选中了他，并且从此以后亲若鱼水，彼此不分。
考其原因，一是看中他面对汉室倾颓，奸臣窃命而求信大义于天下的政治抱负，二是看中他求贤若渴的人才观念，三是看中他身上种种符合儒家道德观念的品质。按照曹操的话，刘备是当时天下唯一可与之共称英雄的人。但这两位英雄，在道德品质上却形同水火：
曹操急，刘备宽；曹操暴，刘备仁；曹操谲，刘备忠。刘备临终时，把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作为遗嘱留给刘禅，也体现了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可以说，诸葛亮选中刘备作为自己的辅佐对象，道德品质的同气相求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诸葛亮有一篇《论交》的议论：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诸葛亮与人交往中，绝无势利之交者。例如孟建，字公威，是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时的好朋友。后来，孟公威离开荆州，到北方曹操那里施展自己的才干，做了曹魏的凉州刺史。20多年以后，诸葛亮北出祁山讨伐曹魏时，还给司马懿写信，问讯孟建的情况。20多年相隔仍念念不忘，这种经远历久的感情决非势利之交。体现诸葛亮交往情操最典型的，是他与刘备的君臣之交。诸葛亮27岁结识刘备，54岁溘然长逝，始终未离刘备，未离蜀汉的事业，可谓经年历久。夷陵战败，蜀汉荆州未得，反而损兵折将，元气大伤。当时的形势是：孙吴联盟破裂于外，黄元之乱兴起于内，刘备病危将亡，刘禅庸弱才少。蜀国处于危亡之秋。在此危急时刻，刘备意识到，只有诸葛亮才能力挽狂澜，拯救蜀汉。此刻，君臣间的信任升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果不才，君可自取。这番话，可以说是把整个蜀国及对后继者的处置大权全都交给诸葛亮了，对诸葛亮的信任达到了极点。陈寿对此评论说，刘备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而对刘备的至诚至公之托，诸葛亮接受得极有分寸，他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断之以死。
所谓股肱之力，即大臣辅佐君主之力，诸葛亮只答应他能够做到的事，这从诸葛亮与刘备交往的角度看，不是温不增华的表现吗？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攻入荆州，当此之时，刘琮降曹，刘备大败于当阳，被迫放弃向江陵进发的计划，而孙吴对于抗曹态度分歧，犹豫不决。在这危急时刻，诸葛亮只身前往江东，促成孙刘联盟，取得抗曹胜利。诸葛亮在江东期间，张昭有意让诸葛亮留下来，而诸葛亮却坚决不肯留下。对此，南朝刘宋史家裴松之说：观亮君臣相遇，可谓希世一时，终始之分，谁能间之？诸葛亮的这种态度，不是不改叶的士之相知吗？夷陵战败，刘备去世，诸葛亮再一次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这不也是对交往能贯四时而不衰，历夷险而益固生动的写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