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李严部分如流的外表下，却掩藏着一颗急剧膨胀的个人野心。刘禅即位后，诸葛亮辅佐刘禅富国强兵，准备完成先帝遗托，而李严却在此时劝诸葛亮受九锡之礼，进爵称王，就像曹操对汉献帝那样。李严这样做，如果仅以他个人利益理解，就是借抬高诸葛亮抬高自己，因为他在当时是仅次于诸葛亮的人物。往坏处理解，就是给诸葛亮带上不忠逆臣的罪名，让诸葛亮倒台，自己取而代之。不论怎样理解，这件事反映了李严的个人野心是不会错的。
这大大出乎诸葛亮的意料，他当即给李严写了封回信：
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犬，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这封信是对李严的驳斥，从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这句话，可见诸葛亮忽然觉得与李严有了白发如新般的隔膜。
当初，刘备让李严留驻永安，有以他的军事才干对付东面的孙吴之意。刘备逝世后，诸葛亮经过深思熟虑，对隆中对最初的战略进行了重大修改，决定放弃荆州，联好东吴。随着吴、蜀关系的进一步改善，李严在永安的意义日渐减轻，于是诸葛亮命李严移屯江州（今四川重庆），派护军陈到驻永安。李严认为这样做降低了自己的作用，心中大为不满。诸葛亮出兵北伐，让李严派一部分兵力增援汉中，李严却对此穷难纵横，无有来意。不但如此，李严还要求划出五个郡建立巴州，由他出任刺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另立中央，或者说要与诸葛亮分庭抗礼。这遭到了诸葛亮的严词拒绝。
蜀汉建兴八年（230年），曹魏派司马懿由西城、张由子午道、曹真由斜谷三路进攻汉中。
诸葛亮率军西征，命李严率军两万赴汉中。李严竟置国家安危于不顾，要求像诸葛亮一样开府治事，设置独立的办公机构。这件事使诸葛亮深深感到，李严是个荣名利禄之徒。他不由想起去年陈震出使东吴前对他说的一句话：李严腹中有鳞甲。陈震与李严同乡，对李严可谓了解很深。诸葛亮相信陈震对李严的评价，当时他就想，不去触犯他腹中鳞甲就是了。
诸葛亮虽然没答应李严开府的要求，但他为了北伐的大局，答应李严离开江州后，由他的儿子李丰督主江州，隆崇其遇。
建兴九年（231年），诸葛亮北伐，屯驻祁山，让李严督运粮草。当时阴雨连绵，道路泥泞，运输非常困难，军粮供应不上。李严便派部下去见诸葛亮，转达自己的意思，要他撤军。诸葛亮听从了他的意见，撤军回来。不料李严翻云覆雨，假作吃惊说：军粮很充足，为什么要撤军？而且他又向后主上表说：大军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以歼灭之。按当时军令，在战争前线督运军粮误期是要斩首的。李严运粮不继,虽曾派人向诸葛亮说明，并请退军。但他深知过失严重，故假装惊奇地说军粮饶足云云，欲以解己不辩之责，显亮不进之愆也。也即推卸自己督粮误期之责，而且企图把退军罪裁到诸葛亮头上。李严给后主的上表更是欺君罔上，也是该杀头的。诸葛亮把李严前后亲笔写的书信全都展示出来，在铁的证据面前，李严无法抵赖，只得认罪。
李严生活不约俭，安身求名，不忧国事，这些都是诸葛亮所深恶痛绝的。再加上他犯有上述严重罪行，按诸葛亮个人的感情，应给李严以严惩。但诸葛亮并没有从自己好恶出发，而是顾全大局，考虑到李严确有真才，又是自己的副手，蜀汉臣僚中第二号领导人，所以只将他废为平民，流放于梓潼郡。对李严所犯罪行的处罚，显然带有宽恕的性质。
我们说诸葛亮惩治李严没有丝毫个人恩怨，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李严被罢官后，诸葛亮给他的儿子李丰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我和你父子竭力辅佐汉室，此为天上神明所知，非只为人世所晓。我奏请你父亲都护主管汉中，委任你去管辖江州没有征求别人意见，全由我个人作主。原以为诚心可以感动人，事情可以善始善终，谁料竟发生如此变故。古时候楚国官员多次受到挫败，但仍能克敌制胜，这说明心正就会有善果，这符合天道。希望你能安慰都护，要他努力改正过去的错误。现在他虽然被免官，权势、家业均非昔比，但还有奴婢门客一百数十人，你以中郎将、参军的身份在丞相府供职，相比之下还是上等人家。如果都护能自省前过，一心报国，你和蒋琬能诚心共事，那么，阻塞可重新通畅，失去的仍可再得。望你详思此言明吾用心。亮别无他言，只有临书长叹，涕泣而已。
这篇充满感情的文字，足以化万年冰霜，暖千秋风寒。人非草木，孰能无情。李严一而再再而三地和诸葛亮闹意气，争荣利，诸葛亮能无动于衷吗？史书上虽没有记载诸葛亮对李严仁至义尽若此，经历了多么激烈的思想斗争，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这样对待李严，是对自我的战胜和超越。这不是体现了诸葛亮儒家克己复礼的精神吗？
第三个特点，执法以平。
所谓平，即公平。公平，公平，只有公才可能平。诸葛亮执法，不挟私怨，不泄私愤，出以公心，不恂私情。
论私情，马谡被诸葛亮深加器异,每次引见他与之谈论，总是自昼达夜.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论地位，李严与诸葛亮同受刘备遗诏辅政，协助诸葛亮掌管全国军政，属于蜀汉政权的高级领导人。可是他犯了法，照样受到诸葛亮的制裁。
最能体现诸葛亮执法公平的，就是马谡案件。
在这个案件中，受处罚的不止是马谡一个人。
马谡所率的将军张休、李盛同被处斩。
将军黄袭被解除兵权。
赵云、邓芝方面，兵弱敌强，失利于箕谷，然敛众固守，不至大败，故赵云被贬为镇军将军。
诸葛亮自己也受到了处罚。他在给刘禅的自贬疏中说：
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暗，《春秋》责帅，臣职是当。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这不是仅说说而已。此事发生在蜀汉建兴六年（228年），直到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才被恢复丞相之职。
诸葛亮自贬三等，体现了他执法平。
诸葛亮自贬的理论根据，就是《春秋》责帅.据《春秋》记载：鲁宣公十二年（前597晋军以荀林父为统帅与楚军大战，佐军覆灭，统帅子阵亡。韩厥对荀林父说：子以偏师陷，子罪大矣。子为元帅，师不用命，谁之罪也？说晋军夫属亡师是荀林父之罪。《春秋》是儒家经典，诸葛亮执法，根据却是儒家理论，儒法融通在这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
打了败仗，作为一军统帅，不但追究下属的责任，还从知人任事方面深刻反省自己，这不反映了儒家一日三省吾身的精神吗？
第四个特点，执法以信。
所谓信,也包含两层含义。
一层含义，是说话算话，决不自食其言，决不自毁成约。诸葛亮在祁山时，魏军司马懿率大军阻挡蜀军出山。当时诸葛亮为与曹魏大军持久抗衡采用了十二更下制，即将前线部队分为12部，每月用相应的后备兵力替下一部，让其休整。司马懿大军一下来了20多万，而诸葛亮军只有8万。众人都劝诸葛亮说：情况突变，敌军势力大增，我们是不是暂时让该休整的部队继续留在前线，以壮大我军声势。诸葛亮说：吾统武行师，以大信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那些该撤下的兵士已经收拾好了行装，待命回家，他们的妻子家人也延颈企盼，计其归日。所以虽归征战之难，定好的制度不能废止。这件事说明了诸葛亮的以信执法。
另一层含义，是由于诸葛亮执法公平，深得众人信服。廖立是受诸葛亮制裁的人，流徙汶山郡后，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诸葛亮逝世的消息传到汶山后，廖立竟失声痛哭。另一受过诸葛亮惩治的人李严，听到诸葛亮逝世的消息后，竟激愤忧而死。廖立、李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坚信，既然诸葛亮给了自己改过的机会，就一定会言而有信，终会再次重新启用自己。诸葛亮的逝世，使他们感到不会有人像诸葛亮那公平执法了，他们再次出头的日子没有了，他们绝望了。
晋人习凿齿评论诸葛亮执法说：
昔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没齿而无怨言，圣人以为难。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岂徒无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镜之所以能穷物而无怨者，以其无私也。水镜无私，犹以免谤，况大人君子怀乐生之心，流矜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诸葛亮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诸葛亮执法所达到的水平，远远超出了法治自身所达到的最高层次。
百姓怨声载道，沸反盈天，这是法治的最低层次。
百姓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这是法治的次低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依法守法，这是法治的最高层次。
百姓口无怨言，心有服意，受罚者刑之而不怨，诛之而不怒，这是先秦法家实践不可能达到的层次。
诸葛亮却达到了。因为诸葛亮所依靠者不仅仅是法家的法，还有仁爱、宽恕、诚信、克己等儒家精神，这些精神体现了诸葛亮的德。
诸葛亮的儒法融通，使儒家得到了充实，使法家得到了升华，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治理得最有条理的国家。
诸葛亮的治国之道，是他的高超的智慧的又一突出的表现。不独在军事方面，而且在政治方面，都是一个伟大的智者。如果说在军事方面，由于主要对策是敌人，所以更多智谋的治；那么在政治方面，由于主要是治国安民，那么更多的则属智慧了。
2.执法必严，挥泪斩将
严明法规，执法必严，国之昌也；姑息纵容，订而不用，国之衰也。
马谡街亭失守，诸葛亮不得不率军回蜀。安顿完毕诸葛亮先唤王平入帐，责之说：吾令汝同马谡守街亭，汝何不谏之，致使失事？平说：某再三相劝，要在当道筑土城，安营守把。
参军大怒不从，某因此自引五千军离山十里下寨。魏兵骤至，把山四面围合，某引兵冲杀十余次，皆不能入。丞相不信，可问各部将校。诸葛亮喝退，又唤马谡入帐。
诸葛亮挥泪说：吾与汝义同兄弟，汝之子即吾之子也，不必多嘱。左右推出马谡于辕门之外，将斩。参军蒋琬自成都至，见武士欲斩马谡，大惊，高叫：留人！入见诸葛亮说：
昔楚杀得臣而文公喜。今天下未定，而戮智谋之臣，岂不可惜乎？诸葛亮流涕而答说：
昔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方分争，兵戈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耶？
合当斩之。须臾，武士献马谡首级于阶下。诸葛亮大哭不已，大小将士，无不流涕。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这件事，其主要目的的是为了使众将士受到一次教育而已。就马谡其人，失守街亭，负有主要责任，但他主动去守要地的主观愿望和心情是好的。在用人遣将上，诸葛亮的责任是重大的。虽然诸葛亮阻止过马谡，但还是遣他去了，并且立下了军令状。说到军令状，关羽在去华容道截击曹操时，不也立过军令状吗？关羽放走曹操绝非力不能及，其罪比马谡要严重得多，当初，诸葛亮能以曹操不该死为由，替关羽开脱（如果关羽不是刘备义弟蜀之名将，亮能轻易替关羽开脱吗？），为什么不在斩马谡之前自揽责任，贬职三级，为马谡开脱些责任，免其死罪呢？况且，马谡被斩后，众将及全军官兵都为其流泪悲涕，包括诸葛亮本人也为之伤感，可见，一个人才因没有完成任务而被斩，其副作用还是很大的，所以这不能讲是一则好的明法警戒之所为。如果从诸葛亮为了维护法的尊严这一出发点讲，是可以理解的。
当今时代是法制时代，严明法规、执法必严，对一个国家的强盛和安定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样，企业规章制度是组织和企业管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这一手段运用的好坏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会直接关系到企业的经济效益。如果订而不用，对违规者不按规定处理，姑息纵容；或在执法中因人而异，亲疏有别，会导致制度自行废驰，成为一纸空文。
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乃是为国家长远军事利益不得已而为之，乃是一种大智慧。
3.迁善黜恶，退去贪懦
进用贤良，退去贪懦，亲贤臣，远小人，为政者必知也。诸葛亮对此身体力行，从而在蜀国建立了良好的吏治秩序。要这样做，必须以智克情，在用人上全从国家利益考虑，不从个人好恶出发。这同样是一种大智。
在担任丞相之后，诸葛亮写了《与群下教》的训令，鼓励大家多作直言。他表示：若远小嫌，难相达复，旷阙损矣！如果为了受到批评而心里有所不快，或为了避免嫌疑，害怕得罪人，无法将问题的正反两面作彻底的讨论，便会使决策有所偏差，而造成国家的损失。所以诸葛亮主张，任何决策都应该达复而得中,也就是运用反复争论的方法，以得出正确的结论。
不但要求部属要做到，诸葛亮自己也身体力行，并将他早年和崔州平、徐庶等良师益友交往的经验，坦然地告诉大家。特别将长期跟随他的亲近助理--董和及胡济间肝胆相照、言无不尽的处事态度，清清楚楚表明出来，以供重要官员和他们部属间的参考。
积极的劝善固然重要，但消极的黜恶，也是为政者必尽的责任。
《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仍一再强调考黜之政，谓迁善黜恶也,也就是进用贤良，退去贪懦的政风。在《出师表》中则一再叮咛后主刘禅亲贤臣，远小人,他认为贤良退伏则会谄顽登用,是一切败坏的开始，所以夫国危不治，民不安居，此失贤之过矣。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未之有也。
诸葛亮虽属清流名士派，却很重实务，他深知汉末知识分子重虚名、互相标榜、士风败坏，好作秀的人太多，是国家危亡的主因，是以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
诸葛亮强调治实而不治民的原则，他表示：为人择官则乱，为官择人则治。名实相符，任人唯贤，不问出身，不限资历，取人不限其方.杨洪、何祗得以破格提拔，便是诸葛亮此一精神的发挥。
诸葛亮之为人，虽然有点严肃而少变通，但他待人谦虚，绝不压制部属。他非常反对倚老卖老、争权夺利的行为，若被发现，常不问地位多高、关系多好，一定严加斥责。对因此而造成内部混乱、危及军国大计者，一律严惩，绝无宽恕。对于个性孤僻、忌才私人者，虽无大恶，也必耐心说服，期能改过自新。
在蜀汉政权中，地位极高的李严、廖立、来敏等，均遭罢职，废为庶民。刘琰、张裔，则在诸葛亮诲人不倦的劝戒下，获得悔过的机会。
李严、廖立之事前已述及，不再重复。
来敏为南阳人，是东汉光武帝时大功臣来歙的后裔，可谓系出名门。他原为刘璋宾客，刘备在占有益州后，任之为典学校尉。
只是来敏一向自任是荆楚名士,喜欢批评时政，对同朝大臣嗤之以鼻，弄得人际关系紧张，派系之间常有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