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曾感叹道：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注：文举为孔子嫡系子孙孔融之字，孔融自任名士，经常和曹操捣蛋，在朝廷中制造派系，曹操忍无可忍，趁机杀害之。）刘备称帝后，尚书令刘巴，推荐来敏为太子家令。刘备虽不很同意，但碍于刘巴面子，勉强任命之。
刘禅即位后，任来敏为虎贲中郎将，掌宿卫亲兵，在朝廷及宫室中同时拥有大权。
诸葛亮准备北伐时，对来敏非常不放心，乃提拔秉心公亮的董允，以侍中兼虎贲中郎将代替来敏。而将来敏提升为军祭酒、辅国将军，随军行动以就近控制。
但这件事引起来敏的不满，不但批评诸葛亮用人不当，并公然毁谤董允，造成朝廷上人际关系异常紧张。诸葛亮只好以来敏年老狂悖,罢其官职，并令之闭门思愆.针对这件事，诸葛亮还写了一篇《教令》，警告朝廷官员，不可再有来敏之现象，否则从重论罪。
张裔字君嗣，为益中名士，对历史甚有研究。刘璋时领帐下司马，曾领军和刘备对抗，后兵败投降。
刘备拥有蜀中，便任命张裔为巴郡太守、司金中郎将。南方雍叛乱时被任命为益中太守，但张裔无能平乱，而且为叛军所擒并被遣送到东吴作俘虏。
诸葛亮以张裔学问好，办事敏捷，乃命令邓芝向孙权交涉，要回了张裔。张裔回蜀国后，诸葛亮对他颇为器重，两人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情。建兴五年，诸葛亮进驻汉中准备北伐时，特任命他为留府长史，和蒋琬共同负责丞相府的指挥事宜。
但出任要职的张裔，却假公济私，和朝中大臣常起冲突。尤其以蜀郡太守杨洪，和司盐校尉岑述事件最为严重。杨洪和张裔感情原来不错，但张裔儿子张郁，在杨洪属下工作，因犯过被处罚，张裔便因这件事和杨洪闹翻，两人反目成仇。岑述因长于理财和行政工作，为诸葛亮所器重。张裔以岑述可威胁其地位，心存妒恨，常找他麻烦，造成严重的不和。
这些事件的确使得诸葛亮相当困扰，但由于张裔资格老，同事的蒋琬也不便主动规劝之，故情况日益恶化。诸葛亮念及彼此交情，特别写信告诫：
自古以来，交谊深厚的友人，更应举贤不避仇，处罪不避亲，一切应以公事为准，何况我重用元俭（岑达字）也是为国家培育人才啊！你为何不能理解呢？
由于诸葛亮态度坚决而诚恳，张裔深受感动，乃主动和杨洪、岑述等和解，并和蒋琬密切合作，共同主持朝政。张裔日后赞诸葛亮赏不遗远，罚不阿近,想必也是切身体验，有感而发的。
刘琰字威硕，鲁国人，在刘备为豫州牧时，便聘他为从事。因为和刘备同姓，所以特别有亲切感。《三国志》记载：刘琰举止风流、善于谈论,刘备非常喜欢他，常带他在左右随侍。朝廷上的名位仅于李严之下，算是诸葛亮内阁中，相当重要的高级官员。
但刘琰生性奢侈，生活淫靡，侍婢常数十人，在诸葛亮的廉风内阁中，算是异类。诸葛亮对他的行为非常头痛，不得已之下，只好将他编入北伐军团中，过些营中艰苦的日子。
但刘琰自恃资历高，和刘氏政权关系密切，经常在军中喝醉，言词荒诞，连蜀军首席猛将魏延，都常和他闹得不愉快。使诸葛亮忍无可忍，叫到帐前，痛加斥责，并给予严重警告。
这下把刘琰吓住了，他没想到诸葛亮会对他大发脾气，但检讨起来，自己也的确做得太过分，并体会出诸葛亮的怒斥并无恶意，一切乃是为了自己，因此写了一封反省书，公然表白：
我刘琰禀性空虚，操行浅薄，又有酒荒的毛病，自先帝（刘备）以来，便经常惹麻烦，甚至危及朝廷安危。
如今蒙明公（诸葛亮）本其一心在国，不鄙视我的秽垢，仍尽力维护，让我有今日的地位。
但我仍经常迷醉，言有违错，惹得不少烦恼，幸而明公慈恩含忍，不致以理相责，使我能在百错下，尚可勉强保住名禄和性命。
今后我必会克己责躬，改过投死，以誓神灵，无所用命，否则再也无脸见人了。
这篇检讨文相当深切、坦诚，以刘琰的身份地位，也实在难得，因此诸葛亮真正原谅了他，将他遣返成都，仍为车骑将军职务。
从此以后，刘琰倒真的改过自新，相当洁身自爱。只可惜诸葛亮死后，他又毛病复发，不久竟因和刘禅争风吃醋，被赐自裁而死。
在这些事件中显示，诸葛亮的确是位颇富才能的政治家，治蜀的成绩，称得上成效显著.蜀汉的官员们，大多能改除过去淫靡之风，兢兢业业的忠于职守，力戒弄虚作假、浮华腐败之风，使蜀汉成为三国中政治最清明、吏风最端正的国家。陈寿称赞他能使蜀汉官员人怀自励，虚伪不齿,主要在他用人处世，能彻底做到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解巧饰者虽轻必戮.公平廉明，一切为公，给人以自新向上的机会，诸葛亮的治绩，的确是千古难得一见。
上述种种，无不昭示出诸葛亮是一位极富理性的政治家。而理性离不开智性。尽管他有时对不称职的官员会大发脾气，是一种感情的大爆发，但仍未离开智性的统辖，故往往收到极佳效果。这固然与诸葛亮的人格魅力有关，但也不能不说这是诸葛亮的又一种智慧。
4.乱世宽容，弛世重典
以宽容之策争取共识，以严刑峻法治理国家。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荣恩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道。
虽然名义上仍是军师将军，在刘备自立汉中王后，诸葛亮实际上已负起了宰辅的责任。
一板一眼的诸葛亮，面对法令废弛、特权横行的益州，新官上任，便厉行法治，以彻底整顿。
他特别强调治实不治名，由实际情况的应对出发，讲求实效。
益州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及地方豪强勾结，鱼肉百姓，农民和官府间矛盾愈演愈烈，虽然号称天府之国，其实创造的财富，都让官僚及豪强剥削，农民生活非常艰困。
刘焉所以会被任为益州牧，导火线便是益州刺史却俭的专横自恣，造成马相及赵祗发动农民起义，起事者自称黄巾党人后裔，曾攻破雒县，杀死县令李升及益州刺史却俭，并占领了蜀郡和犍为郡。
刘焉靠外籍军团及地方豪强的力量，平息这次叛乱，但根本的问题，并未解决。反而为了获得豪强支持，剥削的现象变本加厉。《三国志》中批评刘焉、刘璋父子治蜀，德政不举，威刑不肃.《法正传》更清楚指出，刘璋治理蜀地，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
为彻底扭转此乱局，诸葛亮厉行先理强，后理弱的策略。理强方面是力行法治，限制和打击专权自恣的官僚及豪强，理弱则是努力扶植农民，发展生产。
由于诸葛亮不顾颜面的打击特权，使益州地区的官僚大感吃不消，他们开始指责诸葛亮刑法峻急而不广德量力,纷纷要求他缓刑弛禁.被派作代表和诸葛亮交涉的，便是深为刘备敬重的益州大老法正。
法正当时已是蜀郡太守，也是成都地方豪强之首，他对诸葛亮说：以前高祖进入关中时，除秦国之苛法，约法三章，宽禁省刑。关中之老百姓，无不感念他的恩德。如今我们刚用武力占据益州，还没有垂恩德于地方，便先滥用权威，强加压制，这是否得当呢？希望日后的执政，能够刑少禁缓，以争取地方人士对我们的支持和信任。
诸葛亮却笑着回答着：
先生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秦以暴政虐民，逼是人民不得不造反，汉高祖针对此一弊病，采取宽刑弛禁的策略，这是对的。
但益州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刘璋暗弱，没有能力控制官僚及豪强，以致从刘焉以来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从地方豪强到政府官僚，均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君臣之道，也逐渐被破坏。
对这些强悍的特权，过去刘璋总是宠爱他们，给予他们高位。官位高了，他们反而不觉得可贵；顺从他们，施以恩惠，恩惠到顶了，他们反而轻慢无礼：这才是益州目前最大的弊病。
现在我们威之以法，让法令行于此后，人们才能知道什么是恩德；限制爵位，爵加之后，人们才能感受到爵位的尊荣；刑法和恩赐相辅而行，上下程序正常，政治才能清明。
秦国是以军事恐怖主义完成统一的，却也和各诸侯国产生不少仇恨，为压制反抗，故以严刑峻法控制之。诸葛亮认为秦国在于国家权力不被认同，却又强加压制，以致于大乱。治理这种国家，最重要是在争取共识，让国家权力得到更多的承认，所以汉高祖会以宽厚的态度作更多的包容。
但益州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刘璋政权荒废政事，蜀国法令不彰，因而国家权力不被尊重。执法的官僚怠惰成习，造成特权横行，国家权力不张，老百姓反而遭到剥削，因此必须用严刑峻法来整顿官僚的行为，以重建国家权力的威信。
严格来讲，汉高祖入关时的天下局势，可称之为乱世，诸葛亮入蜀时的益州政局，应称为弛世。弛世是国家权力不被尊重，官僚荒怠，民众玩法，必须以重典来整顿之。乱世
是国家权力不被认同，彼此各持不同立场，争执不休，这时最重要的是以宽容的策略来争取共识。
凡事都有两面，古人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一直注意并提倡在相反的两个方面之间寻求平衡。按照传统的观点，失去平衡，偏重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事情就会出毛病。阴阳调和，刚柔相济，事情就会顺利发展，兴旺发达。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观点陈旧过时了，总在讲寻求平衡的中庸之道，为什么就不可以偏激一点？极端一点？为什么不可以矫枉过正？
当然可以。但不要忘记，极端到底，就会引起强烈的反作用。正如弹簧，用以压迫的力越大，反弹就越高，反作用力就越大。认真想，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仍是受着平衡律的支配。
因为平衡律是宇宙间的一条普遍规律。
宽大仁慈，并不意味着软弱。它实际上既体现了胸襟和气度，也体现了涵养与明智。宽大为怀，是为了征服人心，使人心服，也是自信心的表现，可以当作笼络人心的胡萝卜.
威猛严厉，也不意味着残忍。它所体现的是决心和力度，为的是以强硬手段迫使越轨者和不法之徒循规蹈矩，遵纪守法，平等竞争。
过分的宽大仁慈容易使人误以为软弱，从而得寸进尺，变本加厉；过分的威猛严厉容易导致残暴，从而引起强烈反抗，法纪大乱。所以，宽与猛互相补充调节，可以避免走极端造成的不良后果，让人们心服口服地遵纪守法。
诸葛亮的涵养与智慧，在他的宽猛相济的治国术中，得到了清晰的表现。
5.蜀汉南征，一举两得
作为治国者，凡举事（尤其是大事），必须通盘考虑，走一步要看几步，要分清主次缓急，更要懂得它们之间的互相依存与转化。这恰如智者下棋，每动一棋，要思谋它所带来的局部和全局的诸般变化。所谓一箭双雕，一石三鸟等，无不是智谋与智慧的产物。
蜀汉政权在诸葛亮的主持下，决定发动南征。
南征是一次军事行动，但是一次特殊的军事行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基本解决南中问题，但又不能耗费时间过长。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平定南中叛乱，但又不能杀得尸横遍野，激起强烈的民族仇恨。
蜀汉政权要通过它来表示朝廷绝不能对叛乱姑息不理，但又不能给南中带来灾难性的破坏。
因为对诸葛亮来说，征服南中不是最终目的，南中之战一是为了开发南中，增强蜀汉国力，二是为了另一次更大更重要的军事行动服务的，这就是北伐曹魏。
思惟北伐，宜先入南。
北伐宜早不宜迟，然而，若在南征行动中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就无法实现上述的两种意图。
北伐需要有一个稳定的后方，然而，若在南征中燃起民族仇恨的烈火，专力北伐就是一个梦想。
北伐需要有后方的物力、人力依托，然而，若使南中因战争造成严重的经济破坏，就不能从那里取得人力、物力源源不断的支援。
因此，南征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次关系到下一步北伐能否顺利进行的至关重要的军事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诸葛亮亲自领兵南征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他对南征的重视。
事实证明，诸葛亮亲自率兵征服南中的决策是正确的。因为南中的问题是复杂的，民族的、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各种因素纠缠在一起，只有诸葛亮这样既有高度政治水平，又有高超军事才能的人才能解决南中问题。解决南中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南征与北伐是紧密相联的。这种密切联系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南征是北伐的基础，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蜀汉有一个稳定的后方，北伐才没有后顾之忧。第二，南中问题一天不解决，蜀汉就一天没有北伐的实力，因为南征动用了蜀汉军队的主力，只有南中问题解决了，主力部队才能从南征战场上撤出来投入北伐。用最短的时间，迅速地使南中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在当时确实也只有诸葛亮才能胜任。
诸葛亮率军南征，胜利地完成了任务，实现了预定的战略目标。
南征的胜利，对蜀汉政权有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迅速结束战争，不失北伐时机。
诸葛亮于建兴三年（225年）春三月开始南征，十二月返回成都，前后只用约10个月时间。
迅速解决南中问题，有利于抓住北伐曹魏的有利时机。事实上，在诸葛亮南征及南征后的一二年中，曹魏方面确实出现了于蜀汉出兵有利的情况。
首先是曹魏和孙吴的关系越来越坏。孙权黄武四年（225年）冬十月，也就是诸葛亮已经平定了南中之乱，对那里正在进行抚慰时，魏文帝曹丕带领10万大兵开至广陵（今江苏扬州市西北），临江观兵，给孙吴施加压力。曹兵旌旗连绵数百里，跃跃欲试，作出准备渡江的态势。孙权大惊，严设固守。只因天寒，江边结冰，船不得入，曹丕才下令撤军。曹军撤退时，吴将孙韶又派高寿率500敢死士卒从小路乘夜袭击，并缴获了曹军的一些军资器械。
其次是曹魏国内阶级矛盾加剧。黄初五年（224年）正月，即诸葛亮南征的前一年，魏文帝初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
号召国内揭发谋反大逆，说明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第二年六月，又发生了利城郡兵蔡方等人据郡反叛，杀太守徐质的事件。
曹魏统治阶级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裂痕。曹丕称帝后，有意提拔与自己关系亲密的宗族将领曹真主持朝廷军务。但因曹真年资不高，不好一下给以大将军的高位，便专为他设立上军大将军、中军大将军两个名号，以便向大将军过渡。黄初三年（222年）曹真升任上军大将军，进京主持全国军务。同年又转中军大将军。黄初七年（226年）五月，魏文帝临死时，又遗诏让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辅政。曹真的迅速升迁，引起了曹魏宗室另一个人的极大不满，这就是曹休。曹休认为：论资历，曹真与自己不相上下；论亲疏，自己是正宗曹氏宗亲，而曹真不过是太祖（即曹操）养子，他本性秦，非曹氏正宗。他凭什么入京执掌兵权，又出任首席辅政大臣！新即位的魏明帝曹睿看出了曹休的心思，为了安抚曹休以稳定政局，在封曹真为大将军的同时，又封曹休为大司马，地位略比大将军高，这才将矛盾缓和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