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属于早恋晚婚。
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到一些小孩儿很小就在谈恋爱，就想说：“小小年纪怎么就谈恋爱啊？”可回头一想，我不也是早恋吗？我和爱人康莉谈恋爱的时候才十八岁。
当时是成都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队的演员的康莉，被一部电视剧导演看中，让她来演女一号。我在这部戏里面演一个龙套，第一眼看到康莉就被她的气质吸引了－－不张扬，端庄含蓄，尤其是她眉间有颗痣给我印象很深刻。我们完全是因为工作才熟悉的，后来才知道她出身军人家庭，难怪和其他女孩儿不一样。
那时拍电视剧不像现在这么简单，当时跟拍电影一样，经常做很细致的角色分析和案头工作。我是专业演员，对于案头准备比较熟悉，会帮她作这些准备。她和我年龄一样大，所以我们会在一起讨论。那时我满怀远大理想，要做编剧、要做导演。她是一个很好的听众，就静静听我说。
就是很纯粹地喜欢和她在一起，有时会去她家找她。去多了，她父母就有些察觉得了，就提醒他：不要找演员，对以后的生活不好。这些话对康莉没有什么影响，在她眼里我是演员也是一个很普通的男孩，而且还是一个有理想的男孩。
她那时身体不太好，经常感冒、腹泻什么的，我就去给她挂号，看完病再用自行车送她回家。去医院的次数多了，连挂号室的人都认识我了。现在，我还和她开玩笑，“我很少生病，挂号、看病的时间都给你了。”
更多时候还有其他朋友在，大家都玩儿得很快乐。我要去峨眉山拍《我不是猎人》，走之前就送了她一双透明的拖鞋。
康莉拿到后，还很奇怪，“这个人干吗送我一双拖鞋啊？”
“你瓜（傻）啊，还没看出欧阳的意思啊？”旁边的朋友这样提醒她。
拍完《我不是猎人》我就去了在长沙的潇湘电影制片厂拍电影《虹》，两个人不在一起了，我就写信，对她的爱也就是在这些信里挑明的。
和康莉正式恋爱后，她家人开始也反对，便她属于那种可以给自己拿主意的人，会听父母的意见，但自己还是按照自己的喜爱做自己的事情。
康莉：我父亲是很开明的人，虽然他曾经是军人，但对于我找对象的事情只是提出一些个人意见，这些个人意见也有类似“演员会不会花心？”“你们现在谈恋爱是不是年龄太小了一些？”这些都是天下父母都会给自己孩子说的话。
欧阳是演员，但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做演员是他的工作，他的其他和所有年轻人都是一样的。
那时我们在一起更多的是谈文学之类的，好像也没有什么花前月下的浪漫的事情。
麻我父母也反对，一是年龄小，二是我家是普通市民，她是高干子弟，门不当、户不对嘛！虽然我父母不赞同，但在态度上面属于默认。
两家人的态度都是这样不明朗，要谈恋爱总不能老是看电影、轧马路吧？康莉的姐姐家就是我们最好的去处。她姐姐和姐夫倒是很支持我们，姐姐和姐夫成为了我的朋友，到现在关系还很好。
那时，我每月的工资都是上交给家里的，零花钱只有两元钱，对于恋爱的年轻人是肯定不够用的，好在康莉是北方人，喜欢吃面食，这在成都很省钱；而且康莉的工资不用上交给家里，我们恋爱的花销多是她在补贴。
喜欢看书，是我们俩最大的爱好。那是八十年代，很多“禁书”，也就是世界名著再次出版，只要有新书出版，我们早上六点过就到成都春熙路的新华书店排队买书。三毛的书就是莉介绍给我看的，从而喜欢得一塌糊涂。
在康莉眼里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只是工作比较特殊而已－－演员。
邓婕给我留字条要我去找《红楼梦》的导演王扶林的那晚上，我是和康莉出去看完电影回家看到字条的。第二天我告诉康莉我要去北京试镜的消息，她很平静地说，“那你就去吧。”
从北京试镜回来，康莉问我感觉如何，有没有希望，我就把在北京试镜时候的感觉告诉她，“如果我不行，那么和我一起试戏的那些宝玉侯选人就更没戏了。”
当全国的电台、电视台、报纸报道我被定为贾宝玉的扮演者的时候，她还是很平静，认为这就是一个角色，一个工作，你要去把这个工作做好。而她周围的人都不知道我和她的关系。
进入剧组后大家都知道我有女朋友，名叫康莉。剧组严格规定：不准在剧组找对象、谈恋爱。
准备角色、排片段，一有自己的时间就是想她，越想她吧，就越觉得好，就越爱她。想她就给她写信，几乎是每天一封信。每周也会从剧组的住地八大处倒几次车到西单的电报大楼给她打电话，那已经是很奢侈的事情了，我不会说剧组和角色的事情，就是一个劲儿说怎么想她。打完电话，再倒几次车回到剧组，那天的心情就像过节一样快乐和高兴。
就是因为我们不在一起，我们的恋爱巩固起来了。可能这就是距离产生美吧！
拍完宝玉的第一场戏后我就坐火车回成都过春节去了，当然主要是又可以见到她了。春节之后，香港来的摄影代表团到剧组拍摄《红楼梦》主要演员，我就不在。后来香港出版的画册《影家盛会》里面“我们在大观园拍到佳作”只有黛玉、宝钗、王熙凤，惟独没有宝玉，因为我回去过年、谈恋爱了。
《红楼梦》剧组有个很好的工作作风，那就是会作一个生产统筹，也就是提前半个月做出拍摄计划，只要一看黑板上贴出的拍摄计划单，就知道哪天有自己的戏、自己可以休息几天。如果有几天没有我的戏，我就立马坐火车回成都和康莉在一起。
刚开始这样做，王导和制片主任任大惠还比较担心，怕我不能准时回剧组，影响拍戏。我当然知道他们的担心，所以都是算好时间回去再返回，准点回到剧组拍戏，从不耽误拍戏。时间久了，王导和任大惠主任也放心了。
那段时间我的片酬都贡献给了铁路。因为演宝玉，大家都熟悉了我这张脸，坐火车的时候我就从来不买票，都是上车之后补票，人家一看：“哎哟，宝玉来了！”就爽快地给我补票，还是卧铺票。
拍戏拍到后来，我的戏也越来越顺，剧组的条件也好了许多，我就可以坐飞机回家了，这样就有更多时间和康莉在一起了。
剧组是非常照顾我的，我每次飞回北京，剧组就派车到机场接我。有次是下午开始拍我的戏，我就算好乘坐中午到达北京的航班。下了飞机，找了半天也没有见到接我的司机，只好坐民航的班车到西单，再从西单坐车到西单，再从西单坐车到动物园，然后再去颐和园倒车。
在我辛苦倒车的过程中，司机回到剧组报告说我没回来。王导一听当时就急了，“这宝玉没有回来，戏怎么拍啊？”
正在王导急得没法的时候，也出现了。原来我们的司机是一米八几的个头，看不到我，我又从他的腋窝下的高度走了，和司机就这样错过了。
在杭州西湖拍摄“宝黛读西厢”，就是等不到梅花盛开，我着急也是因为拍完这场戏剧组有半个月的休整时间，如果一直等下去就会耽误我回成都，才向王导提出用绢花来代替的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