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心情好,有人心情就糟。台儿庄这一跤,把日本统帅部给彻底跌醒了。
经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没想到中国仍拥有这么强的军事实力,特别是汤军团的出现,无疑显示着中央军主力尚存,而这是最让人意外的。
我说怎么中国政府都到了这步田地,还能拧着个脖子死不投降呢,原来是手里还掌握着能作战的军队。
看来,南京还不是中日之战的终点,徐州才是。
4月7日,天皇裕仁下旨:组织徐州会战,争取不让中国军队一人漏网。
日军要南北合力,把徐州战场的中国军队尽收网底。
战场之上,如果你不是完全掌握对方的核心机密,其一举一动,都是很费思量的,有时甚至会作出南辕北辙的错误判断。
李宗仁本人倒是极重视情报,他还在天津设有情报机构,但从那里传递过来的却是一个错误的信息,即在台儿庄大捷之后,日本国内掀起反战运动,参谋本部向华北战场增兵的计划因此取消了。
没有一个字涉及到徐州会战,涉及到日本人即将策动的合围计划。
但实际上,这时的战争形势已在逐渐扭转。
4月中旬,在经过重新整补的第2军的反复冲击下,台儿庄再次拉响警报。
汤恩伯和孙连仲连日鏖战,到此时都已只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前线急需增援。
李宗仁百思无计,正好看到淮北战场暂时还没起什么大浪,又有自家的桂军把关,便把于学忠第51军调了过来。
东北军和川军即使在五战区也属二三档次的部队,都只能应应急,有时甚至连应急都显得极其困难,一旦跟对方处于第一档次的主力较量,难免会露出马脚。
矶谷师团使用骑兵坦克一冲,便把东北军的阵形给冲得稀里哗啦,混乱不堪。
于学忠眼见自己的东北军潮水一般往后溃退,不由得急红了眼,亲率大刀队来到运河北岸,拦住逃兵就砍头,但仍阻止不了颓势。一时之间,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漫山遍野都是东北军散兵。
往后跑其实绝不比往前冲来得损失小,一个负了重伤的连长是在野地里爬了两天之后,才被友军搜索兵给救出来的。
这支友军就是刚刚上来的超级替补——云南滇军。
所谓滇军,是指卢汉第60军,共三个甲种师4.5万人。在装备上,要远超川军,甚至还略强于桂军,配备有从法国进口的迫击炮和特重机枪。
桂军当初出师时,是按一比三进行稀释的,即原来一个军,扩编成了三个军,战斗力多多少少有所削弱。滇军虽然也补充了一些新兵,但老兵仍占多数,均在云贵高原上经过了四到五年的训练。
按照原计划,滇军本来是要去解南京之围的。可他们人还没到,南京就沦陷了,只好折返武汉。
南京失守,令蒋介石痛定思痛,感到中日两军在实力上差距还是不小,如果仓促间拉上去的话,难以应付实战需要。
于是在滇军回转武汉后,他便派德国顾问驻军助训,教授新的军事战术。同时,又补给了相当数量的武器弹药。
全军面貌焕然一新,几乎接近于德械部队的标准了。那位德国顾问手舞足蹈之余,也吹起了牛皮。
他说,世界上有三支能征善战的陆军,最厉害的,当然是他们国家的德军,其次是日军,第三个就轮到你们这支云南滇军了。
给老外这么一鼓吹,卢汉信心满满,随即奉调来到北方。
滇军北调,开始不是往徐州,而是到河南,其角色定位,也仅是二线兵团。
在河南还没待多久,便被李宗仁想办法拉到了徐州。
去徐州之前,卢汉只知道前一阶段的台儿庄大捷,知道板垣、矶谷两个师团曾被五战区干得落花流水,可是眼下台儿庄的实际情况究竟如何,他却并不清楚。
卢汉首先拜见李、白。
台儿庄危急,临时派上去的于学忠又不济事,李宗仁正在抓耳挠腮,滇军不啻他的救星。
卢汉问前线如何,他便来了个竹筒倒豆子:当然是吃紧了!
还要继续往下说,一旁的白崇禧赶紧掐住话头——李长官说的是前几天吃紧,目前已趋缓和。
白崇禧与李宗仁不同,他经历过淞沪会战中那刻骨铭心的一幕,尝过子弟兵成团成团在眼前消失是何等滋味。
这个老李,你说话哪能这么直啊,卢汉刚刚过来,要是一听“吃紧”,又被吓回河南怎么办?
李宗仁虽相对直爽,却也不失为聪明人,马上听出了弦外之音,遂闭嘴不再言语。
从五战区长官部出来,卢汉又去见孙连仲。因为按照指挥体系,他属孙连仲直接调遣。
中心话题,仍然是前线情况怎样。
孙连仲比李宗仁机灵多了,回答说,日军攻势很猛,前几天很紧张,但是——但是我们打得很好,所以局势已趋稳定。
白崇禧称“缓和”,孙连仲说“稳定”,相互证明了一个“虽然但是”的命题,那就是虽然前线曾经很紧张,但是这段时期已经过去,眼下没有什么刀光剑影,滇军就算上阵,也不过是加强一点力量而已。
卢汉的心理戒备松弛不少,他很快又见到了于学忠。
于学忠告诉他,台儿庄前沿吃紧,需要赶紧增援。
卢汉心里咯噔一下,觉得上了白崇禧和孙连仲的当,你们不是说已经“缓和”、“稳定”吗,怎么还是“吃紧”?
遇到两个不厚道的,幸亏这里还有一个老实的。
可是当滇军先头部队到达一线后,卢汉才发现,原来于学忠也不老实,其实一线不是光吃紧的问题,东北军已经在大溃退,提前跑路了。
滇军由此吃了大亏,其先头主力营到达东北军撤退地点后,还没回过神来就遭到了矶谷师团的包围,一个营500人,仅一人得以突围生还。
阵势还未完全摆开,就必须与日军面对面死磕,这让“真正的老实人”卢汉叫苦不迭,却又无可奈何。
卢汉一上去,于学忠马上一屁股坐到地上,呼哧呼哧大喘气。
在命悬一刻之际,是卢汉和滇军救了他,不然的话,台儿庄就完了,东北军也完了。
现在满嘴苦涩的变成了卢汉,因为东北军溃退后留下的这个缺口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一个营送进去后,转眼之间便不见踪影。
营不行,那就上旅,事到如今,缺口一定得堵上,否则大家全得玩完。
一个旅上去后,总算是把黑洞洞的缺口给一把封上了,但损失很大,旅长当场战死。
开上战场才两天,就轮到旅长报销了,这让卢汉大为震惊,不由得掩面痛哭。
哭不是办法,既然上来了,你就没法退,非得跟鬼子继续斗下去不行。
台儿庄战场地形开阔,矶谷师团可以大量投入坦克,而滇军因准备不足,身边只有一些迫击炮和重机枪。
迫击炮打不了坦克,加上临阵仓促,来不及修筑工事,使得日军重型坦克直冲过来。
这些勇敢的云南人没有退却,更未选择四散奔逃。
所有特重机枪被集中起来打击坦克,但是仍无法穿透坦克装甲,实在不行,滇军就直接用步兵围攻这些“赶不走、牵不动的铁牛”。
一个日军军官在他的日记中,把滇军称为“猴子军”。
西南诸军,被称为“猴子军”的共有两支,一为广西桂军,一为云南滇军,前者在国内就如此叫法,而后者却是在日本人那里得到了这一称号。
看到坦克到了眼前,“云南猴子”们不仅不避不让,反而还成群结队地爬上去,不断有人滚下来,又不断有人攀上去。
一般而言,爬上运动中的坦克并不像登几级台阶那么容易,普通士兵都不行,非得挑选出来的敢死队才有如此身手和胆气,可是滇军官兵大多为云南乡间子弟,对他们来说,翻山越岭,如履平地,到坦克车上去,也不过是一纵身的事。
滇军将手榴弹往坦克的孔洞里塞,但这种重型坦克的孔洞过小,手榴弹大,塞不进去,随后他们就跳下车,一个个抱着集束手榴弹,滚到坦克前面,为的只是炸毁坦克的履带。
面对如此不顾性命的作战方式,其他坦克也只好扭头转向,唯恐遭遇同样命运。
矶谷师团使用坦克和骑兵,曾成功地冲乱了东北军的阵形,但当面对滇军时,除了失败,还是失败。
滇军的机枪阵地,从早打到晚,阵地上仅剩一个负了伤的机枪手。
这个机枪手一边流着血,一边抱着轻机枪,从东边打到西边,变换了几十个位置,阵地上几乎所有的机枪掩体,都被他用了个遍。
一个人一挺机枪,日军却愣是冲不过来。
等机枪手返回后方时,大家都以为他是来就诊疗伤的,然而不是,这位是在步兵营交接后,奉命来送请援报告的,若不是为了送报告,他还不会下来。
当有阵地失去时,更是出现了令日军都为之惊骇的场面。
滇军端着枪,齐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不间断地向失守阵地发起反击。
在鲁南的平原麦地里,没有任何工事和遮掩物可资利用,滇军起伏前进,有时匍匐,有时冲锋,虽不断有人倒下,然而无人后退,直至阵地重新夺回。
轻伤不下火线已不简单,滇军的纪律却是,未经允许,连重伤也不得离开阵地。
日军在广播中惊叹,说自侵华以来,他们很少遇到如此顽强骁勇之敌,百般查询之后,才知道是“从支那南方开来的蛮子兵”。
这声惊叹听在卢汉耳朵里,却是另外一种滋味——滇军先期过河的两个师已经伤亡过半。
前线还出现了“难兄难弟”的悲壮一幕:哥哥将弟弟的骨灰背在身上,然后自己也不幸负了重伤,然而这包骨灰始终带在身边,不离不弃,一直到背回云南。
从李宗仁、白崇禧,再到孙连仲、于学忠,当然都希望滇军能在前线坚持得越久越好,可各人站在不同的位置,考虑就会大不一样。
把你们桂军、西北军、东北军拉上来试试,你们能接受这样绞肉机一般的折腾吗?
卢汉手里还剩下最后一个较为完整的主力师,这个师是第184师,师长是张冲。
如果不是张冲第184师,滇军就是再英勇,台儿庄防线也早就垮了。
刚来徐州时,张冲曾奉卢汉之命,去第五战区长官部请示机宜。李宗仁随口问张冲:张师长是什么出身?
张冲脱口而出:我是绿林出身!
绿林,不过是土匪的一种好听叫法而已,然而李宗仁不仅不介意,还主动拉着张冲攀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