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南屏山的营地之夜。
部队在极端的紧张、战斗、不安、忙碌以后，突然安定、沉静下来，人们的思绪就像活跃的山泉，沿着各自的方向奔流，有的回想过去，有的展望未来。这是几个月来第一次这样安静的休息，没有追击的枪声，没有拼杀的怒吼。在柔和温暖散发着清香味的茅草铺上，体力很快恢复了。然而，有个别同志由于对家乡的思念，由于对革命前途感觉渺茫，心情却变得沉重起来。这些祖祖辈辈从来没有远离过家乡的农民出身的战士，思乡心切。他们总是把沿途所闻所见的国民党残害人民的罪行，和自己家庭的命运联系起来，并通过自己的想象，构出了许多比实际更加悲惨的情景，然后就确认自己的亲人遭了残害，越想就越思念家乡，就越想找自己的仇人复仇！
本来这些思想问题，通过不断的教育，是会得到解决的。但是由于黄国信自身的悲观情绪和错误主张，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这些思想，反而使这些思想得到了诱发和加深。俗话说“毛毛雨可以湿人衣”，黄国信的那些错误论调，潜移默化地毒害着一些战士们的思想。
根据井冈山的经验，找一块适合扎根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在郝大成、吴可征和大多数同志来说，是十分明确的。但是，这毕竟是新鲜事物，在部队中，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要使大家都清楚，还需要经过较长期的教育，甚至还要经过激烈的斗争。一条正确路线的贯彻，绝不是一帆风顺的。黄国信身为特派员，他的怀疑和反对，更增加了某些同志的疑惑：“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呢？”
夜深人静，万籁俱寂，铺垫着干茅草的睡铺上已经扬起了战士们如雷的鼾声，但有的人却还没有入眠，默默地想着自己的心事。
王光磊是个没家没业的孤儿，他有着无忧无虑的性格，大家都叫他“不知愁”。他无牵无挂，部队好，他就好，部队就是他唯一的家。他耐不住这种沉闷，便对另一个战士搭讪道：“老姜，你若是不把二胡丢掉，现在拉一拉多好！”
“是啊，在峡谷里那一仗，不带它也够累的了，真是不用的时候嫌多，到用的时候嫌少啊！”老姜十分惋惜地说。
“可惜是可惜，可是别心痛，到革命成功以后，我到大城市里给你买个好的。那弦轴上啊说不定还镶着闪闪发光的红宝石哩！”王光磊的滑稽腔调把几个人引笑了。
“干吗等那么久，土豪家里有的是，说不定郝大队长回来就能给带一把来。”
罗雄粗声粗气地插进来说：“你们对二胡怎么那么上紧？二胡能吃啊还是能打敌人？还是多动点脑筋，多搞点枪支才是正经事！闹革命嘛……”
于是话题又转到革命这个题目上来。一直沉默不语的赵铁牛心事重重地说：“革命嘛，看怎么革法。黄特派员比咱们知道得多，他说：‘咱不能这么干下去了。在九里十八坪干了没有？干了。在白马山干了没有？干了。可是到头来还是跑。现在来到这南屏山，可是家里的人呢，却丢给谷敬文去残害！……’”
赵铁牛的话刚完，王永祥就附和说：“黄特派员说，照咱们这样再拖下去非垮台不可，我看也不是没有道理。部队刚从九里十八坪出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啊，足足二百多，可现在……”
罗雄生气了，他大声说：“你们胡说什么？革命不怕死，怕死不革命，咱们跟土豪劣绅就是争着一条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黄特派员的话呀……”罗雄琢磨了一下措辞，气愤地说，“少听一点！”
“你们争论得好热闹啊，”这时黄国信从大殿外面走进来，显然，战士们的争论他已经听到了一部分。他感到自己的主张已经得到一些战士的支持，本来郁闷烦乱的心情顿觉舒畅了好多。
赵铁牛嘟囔着说：“也不知听哪个的才是。”
黄国信就在大殿门里边的草铺边上坐下来，带着挑衅的口吻说：“罗雄同志，你说不要听我的，我倒要听听你的！”
“哼！”罗雄哼了一声没有讲话。
黄国信做出心平气和的样子催促道：“你可讲啊！”
“对，你讲啊！”几个战士也催促着。他们想在这个问题上通过争论，会变得明确些。
“我坚决不同意你那些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主张。”罗雄火辣辣地说，“我看你的分散就是散伙思想！你的隐蔽就是悲观失望！按你这种‘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的办法，哪里像革命噢！”
黄国信微微地冷笑了一声说：“发脾气，耍态度，不是讨论问题。哼，我看你也讲不出多少道理来，我可以摆出事实给你看。就说我们九里十八坪吧，开头力量有多大啊，谁想到落到今天这个地步，跑到这个兔子不屙屎，山鸡不垒窠的荒山来安营扎寨。敌人太强大了，不分散隐蔽，连革命的老本都保不住！……”他长吁了一口气说，“这是血的教训啊，真叫人痛心！”
“那你说怎么办呢？”
“现在敌人力量太强，我们整个大队在一起活动目标太大，这就是我们没法摆脱敌人‘追剿’的原因。现在不是大张旗鼓的时候，应该分散活动，缩小目标，保存力量，等待革命高潮的到来。……”
黄国信的话没有讲完，罗雄就毫不客气地把他的话头打断了：“想要我们放下枪杆子吗？万万办不到！”他气愤已极，连嗓音也都变了。
黄国信嘿嘿地冷笑了一阵说：“我并没有说放下枪杆子，你不要曲解我的意思。”
“我不知道曲解还是直解，你那个‘分散隐蔽’啊，也和放下枪杆子差不多。”
“你知道俄国十月革命是怎么成功的吗？”黄国信轻蔑地问。
“这……”罗雄一时答不出来了。
“这你就不懂了吧？”
“你那一套我是不懂！”罗雄气哼哼地说，“我就是懂得不能放下枪杆子！我就是懂得跟地主豪绅斗！我就是懂得要按照毛委员指引的路走，要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郝大队长说，这杆革命红旗绝不能叫敌人砍倒！你可好，这红旗敌人砍不倒，你倒想拔了！”
“你啊，罗雄同志。”黄国信也激动起来了，“你是个又固执又倔犟的人，碰到南墙也是不回头的。我倒要看看，照这样干下去，还能坚持多久！……”
罗雄见黄国信还要继续呱呱下去，就大发脾气地说：“黄特派员同志，有话请等郝大队长回来再说，现在，我命令睡觉！”自己先咕咚一声倒了下去！
“真是牛脾气！”黄国信无可奈何地说，“同志们好好睡吧。等郝大队长回来，我们就开大会，彻底解决解决，这是革命的大问题啊！”他开始舒畅的心情，忽而又变得沉重起来。他感到，在这支部队里推行自己的主张，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黄国信走后，战士们开始沉静下来，有的在思考，有的却扬起了鼾声。
二
黄国信从战士们的宿营地走出来，在静林庵前面的草坪上独自徘徊。现在他的心境乱得厉害，脑子里就像塞进了一团乱麻，理不出一点头绪。
残月把树林的影子投印到他的脚下，这些支离破碎、乱七八糟、摇曳不定的阴影，也恰像他此时此地的心境。他张目远望，前面是一片渺渺茫茫，阴暗模糊，黑影憧憧，也恰像他在展望着自己的前程。黄国信在残月下徘徊着，在他看不清前程时，又回头细数着走过来的脚印：
黄国信是黄汉臣的独生儿子，在中学毕业后，黄汉臣就叫他在家学习管理家业。在他父亲同谷敬文竞选谘议局长的时候，他把希望寄托在老子身上，抱有和谷敬文一决雌雄的野心。但他老子在竞选和贩烟土上接连栽了两个跟斗，落了个倾家荡产、断送了性命的下场，黄国信的希望也幻灭了。他从自己祖居的深宅大院里搬了出来（他的宅院已经变成谷敬文的产业了），借了亲戚家半间草屋住着，七十二行选了个遍，最后他摸起扁担，当了私盐贩子。
黄国信毕竟跟他的老子不同，他有文化，有胆量，有谋略，“小算盘”打得比他老子更精明。他深知靠贩私盐发家致富以同谷敬文争雄，是不可能的，但他并不死心，他把贩私盐当成是“卧薪尝胆”，时刻窥视着东山再起的时机。
那时谷敬文到处设着缉捕私盐贩子的盐卡。黄国信被这些盐卡抓到不止一次，丢了盐担子，挨了皮鞭子，黄国信对谷敬文恨入骨髓！
在一九二五年，一个风雪弥漫的冬夜，黄国信又被盐卡卡住了。吃一堑长一智，这一次黄国信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他对盐卡说：“你把我的盐没收了，你能得到多少好处呢？我们一无仇二无恨，你不如把我放了，我给你三块大洋，岂不两便？”盐卡听他讲得也有道理，同意在接受贿赂后放行。
黄国信从怀里向外掏着叮叮当当响的大洋钱时，就像割他的肉一般心疼——这是他的血汗钱啊！于是他灵机一动，故意把银圆撒落在地上，趁盐卡把头拱到地上去摸银圆的时候，他把牙一咬，抡起挑盐的扁担打死了盐卡。他把盐卡的尸首丢进了山沟，把盐卡的步枪藏进了山洞。谷敬文得知此事以后，就派团丁搜捕他，要斩草除根，以绝后患。黄国信只好东藏西躲，亡命在外。在这期间，革命形势迅猛发展，各地农民运动正风起云涌，北伐在即。他对自己前程的利弊得失，前后左右仔仔细细做了多次的权衡，他认为再走他父亲的老路，发家致富，已经不可能了。对无家无业的他来说，参加革命才是他飞黄腾达的良好时机。他怀着一个赌徒押宝的心情，到了处在北伐前夕的广州。
在革命大发展的洪流中，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他投机参加了共产党，梦想在北伐成功之后，做一个开国的功臣。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国民党叛变了革命，对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黄国信脱去军装，回到了九里十八坪，在豹子山上找到了县委，同时也认识了吴可征和郝大成。由于他对谷敬文有着旧恨新仇，在一九二七年九里十八坪的冬季暴动中，他斗争非常积极、宣传非常卖力。在追捕谷敬文的时候，他一枪打中了谷中一的脚踝骨；在暴动成功，打下谷家寨的那些日子里，他整天东奔西跑，到处指手画脚、夸夸其谈。再加上他那较多的社会阅历，贩私盐时学会的那套善于伪装，长于钻营，见风使舵的本领，他当上了县委的宣传委员。在起义胜利初期，他是“城市中心速胜论”的热烈的拥护者和积极的宣传者。大革命失败后，低沉下来的“革命”热情，又一度有了回升。他认为革命有可能很快取得胜利，那他仍然还是一个“开国的功臣”。凭他的聪明才智，比起那些黑泥脚杆子来不知强上多少倍。他仍然相信“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万古不破的“真理”。有时他暗自庆幸地想：“在人生道路上，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父亲不是因为贩卖烟土倾家荡产，现在不是像谷敬文一样变成革命的对象了吗？”暴动成功，报了私仇，又当了县委委员。学习刻苦，工作卖力，斗争猛烈……全都成了他向着个人目标攀登的阶梯。然而，谁又能想到，革命道路却是这样的曲折艰难，变得成败难料了！
在九里十八坪突围时，他以县委特派员的身份，被派到部队里来。他自恃是上级党的代表，又参加过北伐战争，自以为很懂军事，便坚持部队四处流窜，他以为这样，既可以躲避敌人，壮大自己，又可以走州过府，大吃大喝。没有想到事与愿违，人越打越少，处境越来越难。
自打吴可征从井冈山回来以后，郝大成和绝大多数的红军战士，便认准了井冈山的这条路，信心百倍地要找一块适合扎根的地方去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可是黄国信却认为这是一种空想，根本不可能成功。他有些悲观失望了，对革命前途丧失了信心，对革命能否胜利产生了怀疑。可是自己既然已经成了共产党了，除了革命外，又有什么别的前途呢？如果他再落在谷敬文手里，谷敬文不把他剁成八块才怪哩。有时候他这样想道：“这真是，骑上猛虎难下地，不是虎死是人亡；也只好，深山沟里放木排，难以回头顺水淌了！”在他看来，革命也罢，不革命也罢，反革命也罢，全都是为了个人的前途。穷人为什么革命呢？还不是为了不受剥削不受压迫？谷敬文为什么反革命呢？还不是为了保住他的权势财产？全都是为了自己，这就是他的人生哲学，这就是他的“真理”。
黄国信按照自己的处世哲学，在革命的严重关头，最艰难的时刻，打着这样的算盘：是革命好？还是脱离革命好？如果脱离了革命，万一革命成功了呢？那自己不仅得不到革命的利益，而且变成了革命的罪人！可是又一转念，如果不脱离革命，革命果真失败了呢？那自己不就成了革命的殉葬品了吗？我既不能同谷敬文一样，他除了反革命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也不能像郝大成一样，他除了革命到底之外，也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第三条道路有没有呢？应该是有的，如果是脚踏两条船，那不是可以左右逢源了吗？
黄国信在草坪上徘徊着，清理着自己的思绪，考虑着当前的处境，想找出一条道路来。“城市中心速胜论”早已经被事实粉碎了，他也不可能设想带着几十个人去攻打什么大城市。到处流窜看来也真不行。吴可征和郝大成要走井冈山的道路，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那是空想，绝不会取得成功。黄国信对农民有着根深蒂固的看法，他认为农民自私、落后、散漫、愚昧，农村经济文化落后，怎么能战胜城市呢？他轻视农民，鄙视农村。他绝不会跟着吴可征和郝大成傻干。
于是黄国信除了攻占城市、到处流窜之外，又找到了一条路，那就是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他认为这是保存革命力量，等待革命高潮到来的最好方法。这样既不是取消革命，又不遭受被歼灭的危险，是一笔不蚀本的买卖，是一个万全之计。可是多么奇怪啊，吴可征和郝大成却偏偏不同意这样干。他想一跺脚自己离开部队一走了之，让你吴、郝带着部队去闯吧。失败了和我黄国信有什么关系？即使上级追查下来，也没有我黄国信的责任，谁让你们一意孤行不听我的话呢？想到这里，似乎又觉得不妥，如果这支部队被消灭了，我是有责任的，我是特派员啊！如果只有我一人回到县委，他们问我：“部队在哪里？”那不成了临阵脱逃了吗？我应当把这支部队带到正确的道路上去！于是，他又坚定了同郝大成斗争的决心。并且他预计到这场斗争可能出现两种结果：一种结果是说服了郝大成，自己变成了胜利者，这当然很好；一种结果是和郝大成闹僵了，那也没有关系，自己可以离开部队，不是我要走，是你们逼我走的，自己既脱离了艰苦危险的斗争，又是一个受委屈遭迫害的人，这也不坏。不管出现什么结果自己都不吃亏，都立于不败之地。当他找到这个左右逢源稳操胜券的前途之后，就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怀着一种奇异的情绪，回到大队部，安然地躺下了。
在他睡熟之前，他脑海里忽然产生了一个巧妙的比喻：他把郝大成比成了执拗无比的指北针，不管时局如何演变，不管形势如何发展，它只认准一个方向，坚定不移；而他自己好比是一个风向计，以个人得失作为轴心，哪个方向对他有利他就转向哪里。接着，“生意要兴隆，学会看行情”这些投机商人的生意经，在他脑海里接连不断地蹦了出来，心境变得恬然舒畅。他不知不觉地安安然然地睡熟了。……
三
罗雄在战士们睡熟之后，去查了一圈岗哨，回来坐在大殿门口吸烟，烟火一明一灭地闪动着。已经是过半夜了，月亮落到了西山头，山林渐渐暗淡起来。黄国信的那些似是而非的言论，烦恼着他的心。
罗雄，二十四年前，降生在白马山区一个贫穷的佃户家里。当他睁开眼睛看着这个不平的社会时，他的母亲却闭上两眼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在父亲的抚养下长大，给地主放过牛，也给财主喂过马。他体格魁梧，性烈如火，力壮如牛，胆大如虎，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在他二十岁的那一年，他父亲串联山民抗租抗税，当地大土豪魏天宝给他加上“聚众滋事，图谋造反”的罪名，送进了监牢。
这魏天宝有钱有势，独霸一方，无恶不作。他常拍着胸脯子在人前大叫大嚷：“县府里没有杀我的刀，州府里没有斩我的剑，我是铁脖子魏爷！”虎视眈眈地看着你，以不容你怀疑的声调说：“魏爷叫你三更死，阎王不敢留你到五更。”
罗雄为了救父亲，纠合了几个伙伴准备进城去劫狱，结果收回来的是父亲的尸体。罗雄没有落泪，没有叹息，只是血红的眼睛里喷射着令人生畏的怒火，牙齿咬破的嘴唇滴着鲜血。在埋葬了父亲以后，半个多月，他一句话也没有和人说。有人说他气疯了，有人说他急傻了，那铁脖子魏天宝却认为他是屈服了，高枕无忧地睡着安稳觉。也有人猜测着，在这极度的沉默里，会有一声惊天动地的霹雷爆发。
在一个狂风怒吼的深夜里，魏天宝看见他的马棚里突然起了大火，连忙披上衣裳从卧室里闯出来。一道闪电——罗雄的柴刀劈断了他的“铁脖子”，魏天宝连哼一声也没有来得及，就翻滚到台阶下。就在这一夜，罗雄进了深山。……
郝大成的大队开进白马山的时候，他参加了红军。在经历了几次战斗之后，他跨进了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员。
罗雄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他有着突出的长处，又有着他的弱点：他正直无私，忠心耿耿，但又直来直去，脑子不易转弯；打起仗来，硬杀死拼，奋不顾身，却又不大讲究战术，只会猛冲猛打，不善于巧干；他思想通了，服从得最坚决，思想不通时，倔犟得厉害；他对你热情起来犹如烈火，他对你严格起来毫不讲情面，不大讲求方式；他心地纯正，不存半点杂念，但又过分天真简单；他勇敢里含着鲁莽，他果断里含着轻率，……在他的优点后面往往又伴随着一个缺点，这就是罗雄的性格特征，要改变这种状况，绝非一日之功。
罗雄对黄国信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对他的行动看起来不顺眼，对他的言论听起来不对味。到底为什么，他一时也很难说得清楚。……
赵铁牛惊叫了一声，从一场噩梦中醒过来，看见大殿门口坐着个黑影，便轻声问道：“谁在那儿！”
“我！”罗雄简单地回答着，然后又问道：“你怎么还不睡呢？今夜没有你的岗！”
“我做了一个梦，一个很噩的梦！”赵铁牛仿佛心有余悸地说，并用手去抹额头上的冷汗。
“做个梦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从来就不做梦，每天让你跑上百儿八十的，看你还做梦不做梦！”
赵铁牛闷声不响了，但他深深地叹了口气。
罗雄猛然回头不高兴地对他说：“郝大队长说过，叹气的人骨头软，我也不喜欢叹气的人，红军战士嘛！”
“中队长，你别瞧不起人！”赵铁牛被罗雄的话激怒了，反驳了一句。
“哟，耍什么牛脾气啊，”罗雄见赵铁牛生了气，他的火头倒没了，“好，说说你的梦吧！”
赵铁牛从草铺上爬起来，蹲到罗雄旁边，一边回想一边讲述着他的梦境。他说：“我梦见我那年老的爸爸和女儿小芬，还有小芬她娘，全都叫谷敬文五花大绑地抓了去啦！谷敬文对他们说：‘你还指望铁牛回来救你们吗？赵铁牛早叫我打死在白马山的峡谷里啦！’一枪就把我爸爸打倒了！小芬一下子扑到爷爷身上哭号着说：‘爸爸，快回来替我们报仇啊！’我正想向谷敬文猛扑过去，可是眼前有一条河隔着。我扑得太猛，一下跌到河水里，觉得全身都湿透了。我醒来一摸，原来是出了一身冷汗！……”
“你别胡思乱想了，”罗雄本想找几句话安慰他，但想来想去想不出，只是说，“梦这个玩意嘛，哪里能当真呢？快睡觉吧，我也要睡了，明天郝大队长回来就好啦，我们不但能得到好武器，而且也有粮食了。”
“大队长能让我们回九里十八坪吗？”赵铁牛胆怯地试探着问，自知不可能，但是，他还是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了。
“你说什么疯话？回九里十八坪？你也不想想这是什么时候！难道你忘了吗？我们要找合适的地方建立革命根据地啊！”罗雄斥责道。
“可是黄特派员说，要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
“我不是和你说了吗？他的话你少听一点为妙。”
在白马山峡谷突围之前，黄国信在赵铁牛的心目中，只不过是个上级派来的人，并不享有什么威信。但是，他提出的分散隐蔽、流动游击却符合了赵铁牛的愿望。赵铁牛一直盼望能打回自己的家乡，活和自己亲人一起活，死和自己亲人一起死，革命也要和自己亲人一起革。现在听黄国信这么一讲，反正革命根据地也很难建立起来，那么，回到家乡和自己的仇敌拼杀一场，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两个赚一个，这也就算革命到底了！至于这样，能不能取得革命胜利，他并没有去考虑，他想得没有那么深，看得也没有那么远。
赵铁牛闷头蹲在那里，一言不发。险恶的梦境紧揪着他的心。
“我看你是中毒了，你这些话若是叫大队长知道啊，哼，有你好看的，你好好想想吧！”罗雄说完就钻进大殿里睡觉去了。
赵铁牛这个离家还不到半年的农民，要成为一个坚强的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战士，还需要走一段漫长的道路。对于赵铁牛来说，刚才的那场梦真是太可怕了。他一直呆呆地坐在那里，瞅着满天繁星，想念着生在那里，长在那里的家乡。
他想：“郝大队长回来后，是准不会同意分散隐蔽、流动游击的，我应该趁他没有回来的时候就走。回到九里十八坪，我就先找史太昌游击队，如果家里人真的被谷敬文害死了，我要替他们报仇。就是谷敬文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他想到这里，把心一横，站起来往山下走了几步，但他又犹豫了。这时他才体验到，要离开部队——自己生活过的战斗集体是多么使他心疼不安啊。他处在极度矛盾中。他来回地慢慢踱着，这时他耳边又响起小芬的呼声，他又开始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我回家乡去替亲人报仇有什么错吗？没有。在南屏山算革命，回到九里十八坪，不也是一样革命吗？那里离谷敬文更近！离仇人更近，那才叫革命哩！对，我得回到家乡去，亲人们在等着我呢！”
赵铁牛犹豫了几次，最后还是回九里十八坪的想法占了上风，于是他慢吞吞地向山下走去。但他的脚步是沉重的，那路边的树枝也好像在阻拦他，不让他去干这种丢脸的事。他走着，好像走得理由挺充分，走得很正大光明似的，但是，他回头看看，离开营地越来越远的时候，他的心情就越发沉重起来，不由得沉痛地嘟念着：“难道就这样走了吗？如果人人都像我一样，这支部队不就散了吗？若是郝大队长和党代表知道了，心里该有多么难过啊！”他拖着沉重的腿又走了几步。他的心疼得像刀绞一般，“不，我不能走，我不能离开同志们，不能离开郝大队长和党代表，我不能离开部队这个家啊！”他噗通一声，坐在路边，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
四
高山苦寒，破晓的凉风吹进缺门少窗千疮百孔的大殿，罗雄被冻醒了。他在朦胧中向身边一摸，草铺是空的，他坐了一会儿，头脑清醒了些，心想：“赵铁牛上岗去了？为什么枪还在？”赵铁牛和他关于噩梦的谈话使他突然产生了一个念头：“莫不是中了黄国信的毒，真的走了？”
这时天已经透亮了。罗雄对谁也没说一声，就怒气冲冲地向山下奔去。他满怀愤怒向山下一望，见前面不远的路边坐着一个人。他跑到跟前一看，正是赵铁牛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罗雄走到他的跟前，赵铁牛连头也没有抬，他的心正沉浸在痛苦之中。
罗雄怒火中烧，一把抓住赵铁牛的前襟，把他拉了起来，大声地质问道：“你这个没出息的，你想开小差啊！”
但是赵铁牛并不分辩，也不言语，他的心在痛苦折磨中变得有些麻木了。
罗雄把铁牛这种表现当成了抗拒，变得更加气恼了。他猛力把赵铁牛一推，赵铁牛没有防备，向后踉跄了几步，绊在一块树根上，差一点跌下去！
赵铁牛的牛性子也上来了，握起拳头凑到罗雄面前，怒冲冲地说：“你为什么推我？”
“走，到队部去！”罗雄命令道。
“我偏不走，看你有多厉害！”
罗雄见赵铁牛不动，就去拉他，赵铁牛猛力把他摔开，于是两个人虎视眈眈地怒视着，眼看一场殴斗就要发生了。
这时王光磊几个战士从山上跑下来，惊异地喊道：“你们这是干什么？”
“你问问他！”罗雄生气地说。
“我根本就没有走！”赵铁牛也怒气冲冲地分辩着。
“你没走？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罗雄向王光磊和其他几个战士命令说：“把他拉回大队部去！”
“不用你们拉，我自己会走！”赵铁牛推了王光磊一把，头也不回地向驻地走去。
赵铁牛回到驻地，战士们议论纷纷。宋少英知道了这件事，焦急万分。她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不及时处理是不行的，它将会对部队产生很不好的影响。她首先找到了黄国信，激动地说：“黄特派员，郝大队长不在山上，把管理教育部队的重担托付给你。部队出了事，你到底负的什么责任呢？这支部队从成立那一天起，还是第一次发生这种叫人痛心的事呢。”
黄国信却沉静地说：“不要急躁嘛，你先不要追查责任，应该先找找发生这种事情的原因！”
“那你说是什么原因呢？”宋少英紧盯着黄国信问。
“很简单，大家感到这样干下去没有前途！”
“我不同意，首先不是大家，而是个别的同志。个别的同志是一时的糊涂，看不清、想不开，这是可以理解的。你有责任教育他们，用正确思想引导他们。老实说，如果党代表或是郝大队长在山上，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宋少英越说越激动起来，她忘记了、并且也不愿意克制自己激愤的情绪。
“你的意思是这次离队事件的责任，应该由我黄国信来负了？！”黄国信也火起来。
“就是这个意思！”
“照现在这样干法，不用说离队，就是逃亡也可能发生。我负不了这个责！”
“照你看，应该怎么干法呢？”
“还是那句话，只有一个办法，改变斗争方式！”黄国信怕更加触怒宋少英，而没有明确说出来，只是转弯抹角闪烁其词地说，“如果硬要这样干下去，只能把部队引上绝路。这些日子我想了很多很久，鉴于已往血的教训，我们应该暂时把红旗收一收，分散隐蔽、流动游击，像种子一样埋在地下，等待时机……”
“够了！”宋少英忍不住打断了黄国信滔滔不绝的话头，一针见血地说，“黄国信同志，对革命前途失去信心的不是别人，首先是你。这次事故，不只是你应负责，更确切地说，是你这种思想毒害了战士，事故就是你造成的！……”
“不要血口喷人！”黄国信几乎暴跳起来，但他忍住了，做出宽仁大度的样子，“宋少英同志，我理解你的冲动，我原谅你的幼稚。同志，你还年轻，又是女同志。革命嘛，不能单凭热情，不能盲目乱干，要等时机，要讲方法。要……”
“不要不着边际地说些空洞的名词了。”宋少英不耐烦地说，“我问你，你打算怎么样把种子埋在地下，又怎么样生根发芽呢？”
“应当这样，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只有分散隐蔽才能缩小目标，只有缩小目标，才能保存力量；在一块地方扎根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必须流动游击，这样才能扩大和积蓄力量，等到敌人力量削弱的时候，再实行起义。”黄国信滔滔不绝地说着，“宋少英同志，关于革命的理论，你还懂得太少呢。”
“你那一套理论我确实不懂，我不理解，你把革命武装分散了，怎么能壮大自己力量，又怎么能削弱敌人呢？那不正好叫敌人个个击破吗？你是把部队向错误的道路上领！”
“宋少英同志！”黄国信暴跳起来，“我现在还是县委的特派员，你应该对我有起码的尊重！”
“我是个共产党员！”宋少英毫不退缩地说，“我应该尊重党！应该尊重党支部的决议！应该尊重革命的利益！”
正当宋少英和黄国信激烈争辩的时候，罗雄怒冲冲地走来，拉了宋少英一把说：“别和他争了，你看赵铁牛的事应该怎么办？大家都在议论纷纷，不及时处理是不行的！”
“特派员在这里，”宋少英说，“我们研究一下吧！”
“你是中队长！”黄国信对罗雄说，“你认为怎么处理好？”
“开大会！”罗雄余怒未息，不假思索地说，“要严格处理！”
“开大会？”宋少英愣了一下，“是不是急了些？”
“急？房子失了火还能迈方步吗？”罗雄焦躁地跺了跺脚，“要马上开！”
黄国信扫了罗雄和宋少英一眼，心里暗自想道：吴可征、郝大成不在，罗雄鲁莽，宋少英简单，会议是开不好的，到头来，还不是由我来引导吗？我应当抓住这个机会来阐明我的主张，要部队跟着我走。于是他做出深思熟虑的样子说：“我看开个大会也好嘛，听听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的想法，像铁牛这样的事情，应该开个大会来解决！”
五
大会是在静林庵前面一块平坦的草坪上进行的。中队的全体战士排成方块坐在草地上。主席台既没有桌子也没有凳子，只是有几磴原来铺设的进入山门的台阶。宋少英、罗雄和黄国信都坐在台阶上。
会场的空气是沉闷的，各人有各人的心事，对赵铁牛行为的看法也不一致。
赵铁牛坐在队伍中间，把头垂向草地。他的内心是极端痛苦的。
黄国信也心事重重地吸着烟，仔细地观察着战士们的表情，听着战士们嘁嘁喳喳地议论。
罗雄向会场巡视了一会儿，突然用粗犷的声调说：“我们部队出了丢脸的事，赵铁牛离开我们的部队，他要走！悲观了，动摇了，真可耻！我们的党代表和郝大队长，带着我们吃了多少辛苦，受了多少艰难啊。风里雨里，东战西杀，忍饥挨饿，出生入死，为了保住这支部队，党代表受了重伤，郝大队长日夜操劳，同志们英勇战斗，总算把这支革命力量保存下来了。郝大队长连口气都没有来得及喘，就带着三中队下了山。现在赵铁牛趁郝大队长不在的时候，倒要离开部队……”罗雄声音呜咽了，没有讲下去。
王光磊带头喊起了口号：
“谁要离开部队就是脱离革命！”
“坚决革命到底！”
“坚持武装斗争！绝不放下革命武器！”
战士们忍不住喊起口号来。他们一边喊着口号，一边气愤地看着赵铁牛。他在人们的盯视下，羞愧地低垂着头。
罗雄待大家稍稍安静一些的时候继续说：“赵铁牛，你向大家坦白坦白你的可耻的思想，检讨检讨你的错误行为吧！”
赵铁牛满眼噙着泪花，抬头看了一下会场，痛苦地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处罚我吧！”说完又把头低了下去。
罗雄说：“你不检讨，好吧，大家说说看，应该怎么处理他！”
“我提议开除他！”一个战士猛然站起来，“他丢了我们革命部队的脸！”说完又猛然蹲了下去！
“开除，正合他的心意！应当重重地处罚他！”一个战士激烈地说。
这时宋少英站了起来，她心平气和地说：“同志们，一个革命同志一时想不开，犯了错误，走错了路，比方说，他走到了悬崖边上，我们到底是拉他一把好呢？还是推他一把好呢？”宋少英故意把话停下来，给大家一个思考的时间，并思忖着下面的话应该怎么说。
“应该拉他一把！”
“他是我们的阶级兄弟！”王光磊说。
宋少英提的问题，和她的倾向性，获得大多数同志的赞成。她接着王光磊的话说：“对！他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应当团结他，帮助他。他是有错误，但我们有责任帮助他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赵铁牛同志，你谈谈你对自己错误的看法吧！”
赵铁牛摇晃了一下站稳了，他感激地看着宋少英，然后断断续续地说：“我知道我错了，我不该……只想到自己亲人自己的家，忘了革命。……可是后来我又不想走了……”
“不要光讲好听的了！”有的战士叫了一声。
罗雄说：“不要乱插，让铁牛同志讲完。”他觉得宋少英的意见是很对的。他的态度也有了转变，变得不那么冲动了。
“我夜里做了个噩梦，梦见谷敬文那些狗杂种们在折磨亲人，我觉得心里闷，可是谁来和我讲讲道理呢？我和罗中队长说了，他让我睡觉去！若是党代表在这里，他开导开导我，我心里就会亮堂些。黄特派员说：‘革命不能照这个样子干下去了，要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了。’我想：既然这样干法不行，还不如回家看看亲人，把仇人杀他几个！就是和土豪劣绅拼死，也算革命到底了！”
赵铁牛这些出自心坎的话，引起了一些战士的同情。
“我再说几句，”王光磊站了起来，脸涨得红红的，反映出他心情的激动，“今天开这个会，是为了帮助同志，赵铁牛是有家乡观念和单纯的复仇思想，这是不对的，正像郝大队长说的，是看得近，想得浅。可是他为什么早不想走晚不想走，偏偏在这个时候想走？依我看，这个根还是在黄特派员身上，我们要从这根上刨一刨！”
“对！王光磊说得对！”
“我也有这样看法！”
接着战士们都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
会场顿时沉默下来。
宋少英看到会议气氛有了好转，便又站起来发言，她说：“铁牛同志有错没有？有！王光磊同志的意见很好，我们是要从两下的根上刨一刨。赵铁牛同志自己身上有弱点，就像一个身子虚弱的人一样，抵抗力差了，病菌就容易侵入，他就容易生病，我看赵铁牛的病根就在这里。铁牛同志刚才说的全是心里话，因为他有些糊涂观念——思念家乡，单纯的复仇思想，才上了错误主张的当，中了错误言论的毒！要想不生病，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锻炼好自己的身体，加强自身的抵抗力——这就是提高自己的政治思想水平；一个是消灭病菌，防止毒害——这就是批判错误言论。”说到这里，宋少英感情激动起来，“……什么分散隐蔽，什么流动游击，全都是鬼话。我们一定要走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道路！”
黄国信坐不住了，真想给宋少英一个迎头痛击，但又觉得还不到火候，一忍再忍，只是扭动了几下身子，却没有跳起来。这时黄国信的心情是复杂的：当罗雄要立即开会时，他马上就同意了。他估计这个会议，对贯彻他的主张是有利的，在“乱打一锅粥”的情况下，只有由他来收拾，他就可以把战士引到自己这边来。在会场上出现骚动和纷乱的情况时，他内心里隐隐地有一种快感，他倒不是出于幸灾乐祸，而是感到部队思想越乱，越能说明他的主张正确。对于他的主张能否在这支部队里顺利推行，他并不盲目乐观。他深知郝大成、宋少英、罗雄这些“死硬派”会拼命抵制。但是，他只要把战士们抓到手里，就是你郝大成比钢还硬，又有什么咒念？他预计到，今后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会有一场大辩论。吴可征短期是回不来的，郝大成孤军作战，那就更好对付。郝大成能打仗，黄国信从内心里佩服，可是讲到动脑筋搬理论，就是三个郝大成捆在一块儿也不行。我黄国信这十几年的寒窗之苦，绝不会是白费的！赵铁牛的检讨，把他挂了一下子，这并没有引起他多大震动；王光磊提出来刨根，使他有点吃惊，他没有想到，一个放下锄头把子不到几个月、连个大字也不识的泥脚杆子，会提出这样的看法，但他并不在乎。刨根就刨吧，他相信自己的主张并没有错。只是宋少英的发言，才真正刺疼了他。他已经做好了回击的准备，只是考虑着回击的方式和时机。他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听着宋少英的继续发言。
“我完全相信赵铁牛同志，他一定会认清错误，也一定能改正错误。我们热烈欢迎铁牛同志走到正确的革命道路上来，铁牛同志仍然是我们的好同志！”
会议的气氛改变了，战士们的脸上出现了轻松的笑容。赵铁牛感动地望着宋少英那热情、严肃的脸，觉得全身轻松。这并不是因为少英帮他开脱了什么，而是从她的亲切的话语里，得到了鼓舞，得到了同志式的友谊和信任。
罗雄等少英坐下以后，他站起来说：“本来我是要狠狠处罚赵铁牛的，可是我现在不这样想了，咱得来个说服教育，只要赵铁牛认真检讨，知错改错，这就好嘛……”会场上响起了掌声，可是罗雄摆了摆手让大家把掌声停下来，他继续说，“要处罚的应该是我，赵铁牛同志把他的噩梦都和我讲了，可是我没有对他做思想工作，我叫他‘睡觉去’。我是个中队长，我有责任。……”罗雄亲切地看了赵铁牛一眼说，“铁牛哇，没有什么值得垂头丧气耷拉脑袋的！你这个错误，顶少也得掰一半给我！”
罗雄的声音是激动的，感情是诚挚的。战士们亲切地望着他，等待他继续讲下去。
罗雄向黄国信望了一眼，愤愤地说：“照我说，黄国信同志应该检讨！毒根在他身上！”
宋少英首先带头为他鼓起掌来，她觉得罗雄说得很实在。尤其使她痛快的是他在大会上点了黄国信的名，这对罗雄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成长。从战士们的情绪和会场上的气氛来看，会议的效果显然是很不错的。战士们的糊涂想法和认识上的偏向，虽然谈不上彻底解决，却基本上被扭转了。她认为黄国信有可能在会上做一点皮毛的检查，等郝大队长回来，那时对歪风邪气和糊涂思想要来一个大清扫。
黄国信本来是要讲话的，但他听到罗雄指名要他在大会上检讨，就觉得是受了极大的侮辱。他的脸由白转红，又由红转白，觉得胸口里窝着一股气，憋得难受。如果让他检讨的话是出自宋少英之口，她是女同志，尚且可以原谅。可是，一个什么也不懂的既粗鲁又莽撞的中队长，竟敢当众点他这个特派员的名，他真有些受不了。但他还是硬把怒火压在心里，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从容地站了起来。他认为有必要采取手段以争取更多的群众，所以他的发言颇费了一番心机，他拖着长腔慢吞吞地说：“今天的大会，开得很好。不过我要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那就是把今天发生的事情说成是‘离队’。我说啊，这不叫离队！……”
黄国信发现会场上全都以惊异的目光瞪着他，感到他的妙论产生了可喜的效果：“什么叫离队？那就是开小差！那就是脱离革命，那就是背叛我们的伟大的事业！可是我知道赵铁牛同志是个好战士，他苦大仇深，是自觉自愿参加革命的，他在战斗中也是勇敢顽强的。如果说他是想脱离革命，那就是天大的冤枉！他今天的行动绝不是什么‘离队’，而是改变斗争方式！……”
宋少英听出了黄国信发言的不良用意，便站起来针锋相对地反驳说：“今天发生的离队事件，如果不叫离队，可以叫作‘中毒’！就是中了你的毒！”
黄国信气哼哼地瞪了宋少英一眼，愤愤地说：“请不要打断别人的话，有你说话的时候！”接着他又对着会场继续发言：“铁牛同志这次行动有错误没有呢？有！他不应该自由行动，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部队要分散，分散到什么地方，同志们当然可以提意见，领导上是会考虑大家的意见的，民主嘛！但是，最后还是要由领导上来决定！有的同志想回到家乡去，因为家乡人地两熟，既便于隐蔽，也便于斗争……”黄国信说到这里，他感到需要利用战士们的思乡情绪，达到推行自己主张的目的，便索性讲得更明确些，“同志们的这些想法，是值得重视的。我们是可以把部队按地区分小些，也可以回到当地去坚持斗争！同志们，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时候了，我们干革命，就要认准方向，绝不能碰到南墙不回头啊。碰上暗礁要转舵，遇上暴风要收篷。蛮干瞎闯是不行的！……现在，先不要武断地下结论，大家可以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提几个问题供大家思考：一种认为我们应该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必须改变斗争方式，那就是分散隐蔽、流动游击；一种是在这荒山沟里打转转，空想什么建立根据地。哪一种有前途？革命方法是不是只能集中不能分散？分散部队，缩小目标，在敌人十分强大的情况下，是不是保存革命力量的最好方法？回到自己家乡同压迫我们，剥削我们，残杀我们的阶级敌人战斗，是不是就算离队？流动游击，是打击敌人的最好办法还是悲观失望？……”
黄国信想用这一连串似是而非的问题，把战士们完全推到云雾山中，就像无数根柴棒，在刚要澄清的河水里，猛搅乱捣一阵，把水搅混。混水里面好摸鱼。
黄国信果然把一些战士的思想搅乱了，会议的情绪又出现了逆转。那些一时糊涂而开始清醒的战士，又被卷入这阵黑旋风里去了。
王永祥猛然站起来说：“黄特派员说的是个办法，我同意！”说完又猛然蹲了下去。
“我也同意！”肖应良接着喊了一声，但他并没有站起来。
“我不同意！”王光磊跳了起来。
“我也不同意！”
“坚决不同意！”
几十个喉咙同时喊着，会场纷乱起来。
罗雄面对着这个局面，感到又惊讶，又意外，又气愤。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完全不是他原先想象的那个样子。他知道黄国信讲的这些全是歪理。他想反驳，可是一时又得不到要领，抓不住要害，就像一个砍柴的人面对着一丛枝丫交错的荆棘棵子，不知从何处下手好了。他扭头看看黄国信的得意扬扬的脸，心头不由得升腾起一股子怒火，他暴跳起来，把插在腰里的枪一拍，指着黄国信大声喊道：“黄国信！你放毒！”
黄国信也跳了起来，气势凌人地对着罗雄说：“罗雄！你的组织纪律观念哪里去啦？！你就是这样对待上级吗？同志，扣帽子耍野蛮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我是特派员，阐明我的主张，这是我的责任，也是我的权利！……”
宋少英对这场斗争也是缺少经验的，但是她的思路却很明确。在吴可征离队养伤之前，召开的那次支部会议武装了她的头脑，吴可征提出的“走井冈山道路坚定不移”的思想，在她心中扎了根。她感到黄国信的言论，是有欺骗性的，给部队带来的毒害也将是很严重的！她一边听，一边思考着从什么地方入手，才能抓住问题的实质，才能击中黄国信的要害。宋少英也预感到郝大队长回来后，将要有一场尖锐复杂的斗争！但她想到党支部，想到广大的指战员，想到党代表和郝大队长，她增强了斗争的胜利信心和力量。
黄国信的话越说越快，宋少英根本没有插嘴的机会，同时宋少英也不想马上插嘴。她在这场斗争中，变得比较沉着了，她的激动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镇定地静听着黄国信的发言。
黄国信对罗雄耍了一顿威风之后，又对着会场继续发言：“同志们，改变斗争方法的时候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就要出现在我们面前！分散隐蔽、流动游击，这是正确而完善的斗争方法！……”黄国信还要继续讲下去，就在这时候，会场上有人喊了声：
“快看啊！郝大队长回来啦！”
这喊声就像一声不可抗拒的命令一般，战士们呼啦一声全都站了起来：
“大队长回来啦！”
“来了这么多人啊！”
“快迎接他们去！”
“散会！”罗雄喊了一声。他像没娘孩子望到了亲人一样，和战士们一道向山下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