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洛奇发表于一九七五年的小说《换位》，创作年代正值现代主义晚期，或称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潮流挑战五十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之际[82]。一方面，方兴未艾的法国新小说和美国黑色幽默小说等后现代小说革新浪潮推动英国小说形式的同向创新发展；另一方面，大众传媒领域的新技术革命强烈冲击着传统小说创作的形式、结构和艺术技巧。正如小说中提及的加拿大传播理论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观点，媒介即是信息，电影捕捉现实的能力胜于小说，继而我们在小说中麦克卢汉在优福利[83]的“代言人”——最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克鲁普那里读到了“图书之死”的结论，这和美国后现代派文学代表人物约翰·巴思一九六七年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的《枯竭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Exhaustion）中的观点互成呼应。在英国，学界关于“小说之死”的讨论不绝于耳，在实际小说创作中则呈现出浓郁的实验主义色彩和变化多样的创新风格[84]。
在文学批评和小说创作两条路径上同样游刃有余的戴维·洛奇最大的成功在于以实验主义的高超手法，巧妙地传递现实主义的精神。从小说的形式看，《换位》可谓匠心独具。首先，小说以两条像交叉缠绕、相互感应影响的“脐带”般的线索贯穿始终，从而保持了一种稳定的内在张力并取得完美的平衡对称。其次，小说六个章节的叙事结构无不别出心裁。第一章和第二章都是从“比任何喷气飞机还高的叙述高度”展开，然而前者用现在时为读者营造一种身临其境的共时感，后者则转入过去时制造一种空间距离感。第三章全部以书信的形式讲述发生的故事。第四章则把典型的后现代风格的拼贴手法发挥到极致，用小广告、报刊摘要、新闻条目、手抄传单、读者来信等碎片拼出一幅完整的画面。第五章把顺叙和倒叙有机结合在一起。第六章则完全是一个微型电影剧本。
《换位》与诸多后现代实验主义小说的最大不同，在于这部小说表层变化纷呈的形式并未脱离乃至取代深层统一连贯的叙事内容，也即小说“陌生化”的语言形式，始终以一个生动完整的故事结构为依托，二者相映成趣。无论小说的表现形式如何像万花筒般五彩缤纷，小说的故事内容始终在一步步向前稳步推进。两个研究英国文学的学者，英国卢密奇大学的讲师菲利普·斯沃洛和美国优福利大学的教授莫里斯·扎普阴差阳错开始了为期半年的学术交流互换。此刻他们正坐在相同的波音707飞机上以同样的速度向彼此飞近。抵达各自的目的地也即对方的国度安顿下来，两人开始了与新的文化环境的磨合过程。在一封封家书中，他们把各自在新环境中的新奇境遇娓娓道来。在由“拼贴画”（mosaic）精心构筑的六十年代末的时代浪潮中，两位访问学者都或多或少卷入了当地的学生运动，在新的环境中发现了新的自我，并在无意中交换了极具个人身份特征的家庭和妻子。在相互缠结和振荡的两幕场景、两种文化、两所校园、两个家庭中，两个故事人物演绎了一出学术以及人生的完整戏剧。结尾虽然采用了当时电影中流行的开放式结局，然而并不影响叙事本身精妙的连贯性。
除了完整的叙事结构，小说成功鲜活的人物塑造也反映出戴维·洛奇对英国小说传统中现实主义精髓的继承，他本人曾在论文中表示，他的作品“基本上属于反现代主义，但其中也吸取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成分”[85]。小说取了一个与狄更斯小说《双城记》类似的副标题——《双校记》，戴维·洛奇的现实主义笔法也渗透着对狄更斯等传统现实主义大师的传承。在《换位》中，以越战、性解放、妇女解放、张扬个性为时代特征的轰轰烈烈的六十年代末期成了小说的背景，而菲利普·斯沃洛和莫里斯·扎普两个个体的学术、家庭生活则构成了小说的前景，正如菲利普·斯沃洛在故事接近尾声时的自指性（self-referential）告白，“我们这一代——我们信奉自我不可侵犯这一古老的自由主义法则。这是现实主义小说的伟大传统，也是小说的实质。作品的前景是私人生活，历史则远在后台，只是依稀听到的炮声隆隆”。两个主人公有着对比强烈的鲜明个性：菲利普·斯沃洛恪守常规，是个“富有模仿力的人，缺乏自信，急于取悦于人，极易受别人的暗示影响”，在细微之处却也不乏虚伪、心机和狡猾。莫里斯·扎普聪明自负，“读研究生期间就在《美国现代语言学协会会刊》发表文章”，在学术界大名鼎鼎，咄咄逼人，具有一种“职业杀手才有的本能”，然而在狂妄自大的外表之下，他也有热心亲善的一面。生动成功的人物塑造往往会令小说获得超越文本之上的深远意义，在菲利普·斯沃洛和莫里斯·扎普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看到了人性。除此之外，说话总讲断头句；在无门电梯中拿大顶的戈登·马斯特斯；抠门、寒酸、爱吃大户的爱尔兰医生欧士；在学期间不务正业、学生运动期间大红大紫的布恩等诸多丰满的角色，均可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
《换位》对英国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还体现在它所包含的社会讽刺喜剧因素之中，当然，和已故的马尔科姆·布雷德伯利一样我们不妨称之为当代“大学才子”（university wit）的戴维·洛奇关注的主要是校园和学术圈内外，尽管如此，把这部小说称为当代校园讽刺喜剧小说经典似不为过。戴维·洛奇无疑是喜剧天才，他的小说妙语连珠，他的幽默风格独树一帜，不是轻浮的调侃，不是滑稽的戏谑，而是闪动着精妙睿智和细腻敏锐的奚落，比之善写社会讽刺小说的格雷厄姆·格林和伊夫林·沃，戴维·洛奇在《换位》中的嘲讽更显温和善意。小说的幽默元素一方面体现在惊奇迭出的细节安排中，比如优福利英文系的教师霍华德·凌博姆在“丢面子”游戏中“突然拍案而起，下巴翘到离桌面约六英尺的高度”大叫自己没看过《哈姆雷特》正让我们忍俊不禁；三天后，他“出人意料地未通过评审，同人都认为是因为英文系不敢把终身教职授予一个公开承认没读过《哈姆雷特》的人”，而“丢面子”游戏的严重后果并非到此为止，它还引出后面菲利普·斯沃洛夫妇之间的矛盾……捧腹之余，我们不得不惊叹作者娴熟的幽默手法。幽默的另一方面体现在机智的语言和丰富的想象之中，这样的例子在小说中俯拾皆是，比如，传闻卢密奇英文系新建的办公楼“采用了预制件拼建的方法”，后来校方“对每个员工书架上可以摆放的书籍重量紧急颁布限制”，于是，“人们对大楼结构的稳固性的信心便发生了动摇”。“卢密奇员工中比较认真听话的教师搬入后的前几周在厨房或浴室的小秤上愤愤地称书，然后在一张张纸上记下长串的数字。进入每个办公室和教室的人数也有限制，而且据称西边的窗户之所以被封上，是因为所有占用那一侧房间的人如果同时探出身去，大楼将会倾坍。”何其妙哉！
阅读戴维·洛奇的小说是享受，翻译戴维·洛奇的小说更是幸福。天衣无缝的情节安排，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挟裹在幽默诙谐、令人着魔的语言中，导致译者时常过于留连痴迷于卢密奇和优福利的小天地而难以自拔。加之特殊的翻译环境又赋予翻译过程一种超验的维度：六十年代末追求自由解放的时代精神的内在驱动，正如哈姆雷特的独白，“时代的鞭打讥嘲，高压者的横暴，骄傲者的菲薄，失恋的悲哀，法律的延宕，官吏的骄纵，以及一切凡夫俗子所能加给善人的欺凌”就在译者身边发生，其中还回荡着艾瑞莎·弗兰克林和埃德温·霍金斯的曲调和旋律，而以菲利普·斯沃洛和莫里斯·扎普为代表的学术小世界则于形神间扑朔摇曳，亦幻亦真。
感谢我的母亲在翻译全程对我的悉心照顾和无尽关爱，感谢我在香港的好友Campbell在翻译中给我的耐心帮助和支持，谨以此书纪念一段难忘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