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实，便可以认出他们来。
——《马太福音》 7:20
我已经将千利休与山崎实摆在一起进行比照，前者是一位坚持自己艺术理念并富有哲思的设计师，后者则是悲剧性地服从于当地权力机构的建筑师。但是，从言过其实、过分夸大到彻底的谎言，山崎的设计行为仍然是善意的，他从未把伤害使用者作为其设计生涯的目标。现在，我们就对设计拥有的黑暗特质做个简要介绍：那就是滥用权力的想法会侵入一名设计师的头脑。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将追溯到最为独裁并具颠覆性的社会时期，那就是纳粹时期的德国。
在这里，我所说的“颠覆”是一项残忍并且有计划的行为。纳粹分子和右翼极端狂热分子杀害了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40]、自由派的瓦尔特·拉特瑙[41]以及温和派的库尔特·冯·施莱谢尔[42]。对犹太人和吉普赛人的迫害不断升级扩大，并最终在1941年设立了死亡集中营。希特勒甚至无法容忍在法西斯阵营中出现与他旗鼓相当的对手。1943年，他的拥护者暗杀了纳粹头目恩斯特·罗姆[Ernst Rohm]以及奥地利纳粹分子恩格尔伯特·多尔夫斯[Engelbert Dollfuss]。他们并非因为政治原因被杀害，他们的罪名在于“他们不是阿道夫·希特勒”。
除了武器的生产，设计在德国面临的困境与人们的遭遇相差无几。著名的包豪斯学校被纳粹定性为落后腐化，并被勒令关闭。于是，创始人及老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43]、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以及保罗·克利[44]都离开了德国。希特勒对激进的、现代派的设计和艺术向来缺乏好感。他试图将德国人的品位带回到罗马帝国时期的风格以及古老的日耳曼传统，认为那才是设计及艺术等风格的真正起源。我们已经领略过他如何胡乱运用罗马式的设计对人民大厅进行翻修重建。也许，这更能向我们揭示，他作为一名艺术家是如何思考的。因为他曾经是一名技巧娴熟的画师，年轻的时候还尝试过售卖作品来养活自己。
希特勒热衷于建筑学研究，他的水彩画《风景》同样显示出他的爱好。作品描画了一个小镇的风景。主题的选择，加上中世纪的塔楼和城墙，都向我们显示对远古时期的怀旧情绪已经成为他思想的一大特征。整体的构图有着明信片以及其他大众化装饰图的风格。希特勒对线条的勾勒如此谨慎小心，以至于我们好似在看一幅艺术院校布置的练习画作。我们可以看出他刻意避免出现粗陋的笔法，却也因此错失了令人目眩的色彩以及光的复杂性，而这恰恰是那些与他同一时代的画家们在极力探索表现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在画面中对垂直纵深感的强调，仿佛城墙、建筑物和塔楼尚不能完全满足他对高度和力量的表现，他以两棵高大笔直的柏树试图让观看者拥有绝佳的视点。
通过希特勒的艺术创作我们可以对他的心理做出一些评估，在这之前，让我们先看看远在英国，他的头号敌人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艺术创作。丘吉尔40岁时才执起画笔，并坚持创作了将近五十年。他非常热爱绘画，并且不同于希特勒，他的作品被列入博物馆收藏级别。就算是那些他用化名完成的画作，都被售卖并悬挂在显要的位置。我们眼前这幅《卡尔卡松的风景》[View of Carcassonne]是体现他理念和技法的典范之作[其中很多具体元素与希特勒的《风景》有相似之处]。丘吉尔宣称艺术应该具有某种大无畏的精神，因此他始终追随印象派画家的风格，反对用精细准确的画笔来表现光与色彩之间那种充满生机的相互映射。而他对整体形态的感知却强有力地将色彩汇集，形成了一种有趣的逻辑关系。与希特勒严谨的画面线条大相径庭，丘吉尔运用不规则的线条和大致的轮廓勾勒出小镇的楼房，在暖色调的映衬下，画面中的小镇活灵活现，显得生机勃勃。希特勒画中的柏树，因其坚硬笔直的线条而被突显，相反，丘吉尔所画的柏树在阳光照耀下，仿佛覆着一层跃动的火焰。
诚然，希特勒画的是水彩画，而丘吉尔的作品是油画，两者似乎难以相提并论。但是在两幅作品之间进行心理层面上的比较却是可行的。希特勒的《风景》是一种对控制的宣誓：它使建筑物凌驾于大自然，让城墙超越了人类，垂直的线条淹没了水平线，甚至[也许]是来自于他的美术老师的控制，他们曾经教导他绝不能背离线条的精确原则。丘吉尔的风景则细致入微地表达了愉悦的情感，当某人与社会和谐相处，在家中有艺术作伴，在这种状态下，他方能让自己享受这种将自然刻印出来的创作。可以说，希特勒的设计禁锢了活力，而丘吉尔的设计则将其释放。我们看到20世纪最为杰出的自由主义卫士们都拥有这样的艺术特质，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艺术风格如是，艺术家的性情也可见一斑。对丘吉尔来说，绘画于他是一次对工作的愉快逃离，而希特勒的艺术却无法逃脱他思想的牢笼。
这样的宏微观类比性在1920—1930年代的德国哲学中也有所体现。当时，最具影响力的四部德语系哲学家著作分别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45]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1921年]、马丁·布伯[46]的《我与你》 [I and Thou，1923]、马丁·海德格尔[47]的《存在与时间》[Being and Time，1927]，以及卡尔·波普尔[48]的《科学发现的逻辑》[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1934]。维特根斯坦、布伯和波普尔都有犹太人的背景，并在德国和奥地利之外的大学任教。而海德格尔则留在德国并积极响应纳粹的事业。他在故乡的弗莱堡大学获得一定影响力之后，参与了迫害犹太人的行动[其中甚至包括自己的指导教授埃德蒙德·胡塞尔]并在众多前线战场宣扬希特勒的信条。但是，当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将自己的过去与纳粹主义的关系简缩至最低程度。
他这种混淆视听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成功的。因为这么多年来，人们已经接受了对他的评价：他是一个伟大的哲学家，只不过在政治上有所混淆。[49]【40】开始以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潜心研究《存在与时间》。
根据弗里切的研究，海德格尔关于人类与命运相互关系的观念与希特勒完全一致。正如海德格尔的观点是人们必须主动实现自己的命运并排除所有反对势力。这是海德格尔著名的造词“Dasein”[“此在”，即实存的本真]在政治中的表述。
相对于普遍的此在和非本真的此在，要实现本真的此在，就需在一个险恶的环境中将其自身与“承继”相联系。这样一来，它便能够将那些拥有天命的此在者与那些不具有天命的人群，比如非本真的此在者区分开来。接下来，本真的此在意识到他所承继的以及他的命运便是“民族共同体”，正是这个使命召唤他们为之奋斗……在意识到这个之后，本真的此在便将自身传达至民族共同体以延续生存，并辨识出奋斗中的当务之急。最后，本真的此在再次重申其对过去和对民族共同体所拥有的制霸，并开始自身的使命，那就是消除世界上所有非本真的此在。【41】
根据文章的语境，“本真的此在”可以解读为纳粹主义，而“非本真的此在”则指向纳粹当时及未来的受害者。[一个民族共同体是希特勒理想中的共同体模式。]
弗里切的这一论述主要基于《存在与时间》第七十四节的解读。在这一章节，我们可以发现海德格尔最阴暗也最独裁的一面，他所构思的概念显然难以用通常的方式理解，而必须用造词进行释义，比如：“被抛性”[thrownness]，“生存上的”[existentiell]，“事实性地”[factically]，“同样原初地”[equiprimordially]。【42】经过反复阅读，某个画面慢慢出现：某个[假设是德国]国家精神[此在]可以通过追溯其历史，选择一名英雄并不惜冒道德之大不韪，实现自身的本真化。因此，无需特别提及希特勒或者纳粹党，海德格尔都在为他们的霸权提供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依据。弗里切将这些概念与当时右翼理论家发表的其他概念联结在一起，特别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和希特勒本人的论述。
最近，伊曼努尔·费伊[Emmanuel Faye]则在他的著作《海德格尔：从1933—1935未发表的学会论文看纳粹主义被引入哲学》中，增加了更丰富的资料以佐证反对海德格尔的立场。他在书中罗列了许多信息，来揭示海德格尔激昂并极端的纳粹主义，并总结道：“在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中，哲学最根本的原则被瓦解。道德的主张不见踪影，它已被公开甚至激烈地完全消除。对人类个体的尊重、对毁灭的抗拒、内心对道德持有敬畏并转而对自己产生作用，以此衡量一个人的思想、言语与行为，当然还包括宽容和奉献——所有这些对人类而言至关重要的品质，实际上更需要哲学进行培养和强化。然而，这一切在海德格尔的论述中都被抹去，让位于对‘高贵人种’的颂扬追捧。”【43】
我们无需对海德格尔的“此在”所具有的政治外延做过多学术分析。作为一种社会革新的模式，它理应同所有形式的设计一样，接受同样的严格审查。【44】根据所有相关的标准，海德格尔的社会计划显然是失败的。这个计划不具备持续性，耗费巨大的人力资本并且过程充满了痛苦与丑陋。将自身建构在有着专制意味的“天命”之上，这项计划注定无法付诸现实。与其说对基因进行优化，倒不如说它推动了近亲繁殖和退化。这可以说是与自然和人类天性相抵触的行为。最终，第三帝国的历史向我们展示，它所创造的是前所未有的危险。海德格尔绝非一位天真的政治学者，而是一名自负狂妄、大放厥词并刚愎自用的理论家。出于对权力和控制欲的渴求，他将自我反省的行为置之不顾。
无论是作为艺术家的希特勒，还是思想家海德格尔，他们都负有同样的无耻罪名，那就是将自身的意愿强加在他们的同伴身上。权力以及对权力的渴求便如无孔不入地渗透至艺术和设计，直至他们的心理根源。与希特勒和海德格尔一样，日本军阀丰臣秀吉对于权力的欲望也已经延伸到了他对待茶道的态度上。只有这世界上的千利休们能够坚持设计的真实性，因为这些勇敢的灵魂早已准备好面对权威决不臣服，敢于在挑战险阻的同时，展现人类拥有的高贵品格。
让我们对千利休的成就做一次全面的了解。在对茶道重新进行阐释的过程中，千利休将例行的庆典活动转变为一种具有革命性的传播媒介。这样一来，他同样改变了这种传播的本质，从一个以阶级为本的礼节交流，转换成了一种平等个体之间以知识为基础的对话。这个平和的创新带领日本进入现代世界，它如印刷术的发明一般，具有历史性意义，为随之而来的变革与进步开辟了一条道路。也许丰臣秀吉对这些迹象已经有所警觉，在千利休身上，他看到了某种针对其独裁制度的威胁，以及更令他感到害怕的——自由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