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自清朝政府一声令下，宣布废除科举制度，八股文便很顺理成章地退出了文学领域。新文化运动兴起，八股作为封建旧文化象征之一，受到猛烈打击，此后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时值今日，我们这一代，恍惚中还有“八股”这样一个名称，在脑中晃了晃，大致知道“八股”是贬义的东西，很坏的东西。但确切地要说出“八股”是什么东西，恐怕我们十有八九不知。只因五四后，很少有人，甚至几乎没人再谈八股，这是原因之一；另外，据说自清废科举后以后，八股文再也不曾出现，并且明清两代五百年间所有八股文选本以及八股文参考书忽然间都销声匿迹（《四库全书》只收录明朝的八股文一集作为标本），事实上，我们这一代见过八股文的确实屈指可数。
在此，谨以启功先生的《说八股》、张中行先生的《说八股补微》、金克木先生的《八股新论》合集由中华书局出版的的一书为大体，摘录其要整理一下。
“八股”二字，现在已几乎成为“陈腐旧套”、“滥调子”的代称。启功先生说曾遇到用这二字为贬义词的人，有的竟不知它是一种文体的名称，更不说八股为什么那么坏的理由。我很久前在网上寻师访友时，便曾遇到一位误认为文言文就是八股的朋友。
其实“八股”是一种文章形式的名称，它本身并无善恶之可言。只是被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同时他们又在这种文章形式中加上些繁琐而苛刻的要求。由积弊而引起了这种文体的不适，以致为时人、后人所不耻，不但它本身不必负责任，还可以说八股实在冤枉宅了。
八股文的异称——因该文中有四联，两两相对，好比人有两股，所以叫八股；又因为相对它相对两汉唐宋的“古文”来说，所以又叫“时文”；可能有人嫌“股”字不雅，便称八股为“八比”，殊不知八比便是十六股了，名实不符；明代出第的题目也有出自《五经》中，但主要还是出自《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特别是清代，所以八股又叫“四书文”；那时皇帝的命令称为“制”，八股是皇帝命作的文艺，所以又叫“制艺”、“经义”、“制义”。
八股文的最大特点——八股文的体制，是要“代圣贤立言”，全文一定要效仿哪位圣贤的口气来说，并要符合朝庭的意旨，且以朱子所注《四书》为准绳。这就是前面所说“明清统治者用它来做为约束士子思想的工具”的意思，更不准发挥自己思想，所以有人称八股只是“敲门砖”（指只是求官的途径），诚然，那时的文人多不屑写八股。
八股文的起源——八股文确立于明代，是明、清朝的科举考试主要文体。八股本是元朝和明初开始定为考试科目的“四书文”，溯源于宋朝的“经义”考试。创始者的文章据说是政治家王安石，但此事还不能确定。
八股文的题目——主要题目多出自《四书》，也就是以四书中的某字某句为题。少数字的题（大约十字之内），称“小题”；多数字的题（大约十字外），称“大题”。也许是怕重复以前考过的句子，也许是为了增加难度，后来出的题多是东一词，西一句，比如取《大学》一句“日日新”，又加一句《孟子》中一句“君命召”，就以这六字为题了。这在我们来看，有些不可思议。
八股文的基本形式——或者说是八股文步骤，还并不怎么复杂。首先是破题，其次是承题；再是起讲；最后便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也就是四比、八股；文末是收合。
“破题”——从破字，我们可以看出这里有“解开”、“分析”的意思，就是要开篇先把题义点明。也就是说出这次要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其性质也就相当于今天所谓文章的“主题”。但有规定，第一是只能用两句话；第二是这两句要概括题义、解释题义，只是绝不能直说题义。从实质上说，这种破题方法，和作谜语极为相似。进一步来讲，整篇八股文就是谜面，题目便是谜底。而且破题是作八股文最重要的一关，破题好坏直接影响到整篇。有一篇题为《子曰》的八股文很有名，其破题是——匹夫而为天下法，一言而为天下师。前句破“子”字，后句破“曰”字，真是才华横溢。这也是最标准的破题。再有一列笑话，题目是《三十而立》，其破题是——两当十五之年，虽有椅子板凳而不坐也。前句破“三十”，后句破“而立”。
承题——便是进一步作主题的补充，类似“副标题”的作用，具有承上启下的使命，以三句为标准。
起讲——较深入地说明这个问题的用意所在，内容大意，最多不超过十句。
四比——四比就是提比、小比、中比、后比、（或者说是提比、中比、后比、束比），四比分为八股，就是逐条分析，正面如何，反面如何等等，可以说就是正文。较难的恐怕就是这四比了，因为每两股必须成为一副对联，共四联。按对子一样，词性相对，平仄相对。试想，一句诗找出可对之句，毕竟不是很难，若是长篇大论的句子，句句都对上联，就不太容易了。
收合——收场结束语，一般约八句之内。
以上略谈八股，言有未尽之处。个人以为八股很有趣，原本生活中还存在着八股，不说文章，便是口头也有八股，只是没有那么严谨而已，最后以一段生活中的八股结束。
如导游者向旅游人介绍：“今天游燕京八景。”（破）“八景是本市的名胜古迹，已有几百年历史”（承）“它们有的在市内，有的在近郊，游起来很方便”（讲）A景，B景（提比）“太液秋风不易见，金台夕照已迷失”（小比）C景，D景（中比）“卢沟加了新桥，旌门换了碑址”（后比）“今天天气很好，六景全都看了”（收）
试问，哪个旅游人会向这位导游抗议说他作了八股呢？
19．传统与科技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灿烂的光华，为世界所瞩目，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光荣。
然而，人们提及孔子对于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影响时，常常认定孔子奠定的儒学是排斥科学技术的。假如这就是孔子与中国传统科技的全部关联，那么，不仅孔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伟大的人物需要修正，因为很难想象对于传统文化中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毫无正面作用的人，能称得上是这一文化的伟人；而且也很难从逻辑上解释这样一个问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科学技术成就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既孔子开创的儒学是完全相对立的。
由此可见，儒学决不可能是完全排斥科学技术的。
至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对于古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究竟是起积极的影响还是消极的影响？这是一个科学史界、哲学史界反复争论、迤今尚无定论的问题。
孔子开创的儒家对中国传统科学技术有着正面作用，但也无可否认，儒家确有轻视科学技术的倾向。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一向关注于人事而忽略了自然，这一点不利于科学的发展，但其以理性反对迷信则大大有利于科学的发展。
儒家对科技的鄙视和推动则表现在“仁知统一”上。所谓“仁知统一”，即道德行为（仁）和理性认识（知）的结合。
对于仁知的统一，孔子是这样论证的：一方面，知从属于仁（“知者利仁”《论语·里仁》）；另一方面，知是仁的必要条件（“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仁知由如此的互为前提而贯通为两者完美结合的“中庸”这一“至德”。但是，这“知”却不是指认识自然事物及其规律，而是明确的把“知”的任务规定为认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因而，在仁知统一的支配下，由于伦理理性居于知识理性之上，科学技术成为雕虫小技，处于遭贬抑的地位。然而，我们并不能就此认为“仁知统一”对科学技术只具有排斥的作用。因为，如果某些学科的认识（知）对象同时具有道德（仁）的属性，即这些学科本身是仁知统一的体现，那么在孔子奠定的仁知统一的支配下，这些学科就会得到重视，获得较大的发展。
这些学科在中国古代就是医学、农学、天文学、数学。
医学——儒家之所以看重医学，和孔子开创的仁知统一传统紧密相关。因为医学是以治病救人为宗旨的科学，而这与孔子提倡的儒家爱人之仁德相吻合，于是医学就成了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科学，行医就成了仁知统一的化身。中国古代有“医儒同道”的说法，宋代著名大儒范仲淹自谓“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把良相和良医视为儒生的进退之道。
农学——农学在中国古代也科学技术（知）和伦理道德（仁）合一的学科。这是因为在小农经济基础为主体的古代中国，农业的繁荣和实现孔孟儒家所憧憬的“德政”、“仁政”戚戚相关。子贡问怎样为政治国，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把农业和仁政相联系的“重农”思想，随着儒学独尊就成了以后两千年的主流。由于农业是有着道德内涵的，因而这一（有关农业的科学）农学，自然就是仁知统一的科学。
天文学——在中国古代科技中，最为官方重视的便是天文学。由于古代中国君臣等级与天地日月相伴，自然界的天体有了伦理的属性，因而天文学也就成了有关“天”的科学知识和纲常伦理相合的学科。孔子编修的六经之一《春秋》载有我国最早的有关彗星的可靠记录：“鲁文公十八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次哈雷彗星记录。同时《春秋》书中记有春夏秋冬的四季概念。这说明孔子所说的“知天命”（《论语·为政》）确有研究天文知识的科学成分。更能说明这一点的是，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子对主张天圆地方的“盖天说”提出了批驳，认为圆形的天穹是无法吻合方形的大地的。这表明曾子也曾对古代的宇宙理论有过一定研究。
数学——在古代，历数并称，数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为天文学服务的，于是数学也成了仁知统一的学科，同样地得到了较大发展。
另外，我们还可以从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和儒学演变的历史特点中，找到一些儒家思想对科技发展积极影响的线索。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有两个时代特别重要。一个是汉代，是各门学科初具规模、奠定体系的时期；再一个是宋代，是传统科学走向高峰的黄金时期。而在学术思潮发展领域，这两个时期恰恰一个是独尊儒术（汉代），再一个是儒学复兴（宋代）。这难道仅仅是一种巧合，其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吗？我们不能设想，当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处于高度发展的繁荣阶段时，作为这一时期的主要社会思潮却会是一种对科技发展完全是消极影响的思想。一个社会的科学技术之所以能获得高度发展，必然有其赖以发展的各种原因，其中包括政治原因、经济原因及其思想和文化原因等等。我们有理由相信，至少在汉代和宋代这两个时期，儒家思想正是适合并促进科技发展的思想原因之一。
总之，儒家思想对古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学科领域都很不相同，应该对其作具体分析，而不可将其一概否定。
以上所见，主要参考《孔子与中国文化》《儒学与21世纪中国》两书。
先秦诸子百家的著作中，还曾保留了社会生产和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
如《荀子》一书中，著录了但当时的青铜治炼技术；《韩非子》一书已有司南（指南针）的记载；《孙膑兵法·地葆》篇把地形分为山、陵、阜、陈丘、平地、川、泽等，说明当时就已知道了地形对战争和植雾分布关系的重要性；农学著作反映了各国推行的耕种政策和农业生产中的研究成果；名家提出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说出了物质的无限可分性，等等。
值得一提的还有墨家，墨子可以说是一位发明家、科学家。墨子本人的手工很巧，据说他用木头削成的车轴，能承受六百斤重的物体；用木料拼成的木鸟，能在天上飞一天；还比当时的巧手公输盘更早的发明了云梯等等。
《墨子》一书文风朴实无华，并且部分内容诘屈聱牙。当近代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已知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正确来说，如果讨论传统与科技的关系，单只提到正面（或负面），都是不够全面，不够严谨的。两者关系，也远不止这里所提到的，由与本人所知所限，姑录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