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学经典
1.《小学》
《小学》，旧题宋代朱熹撰，实为朱熹与其弟子刘清之合编。书的发凡起例出于朱熹，而类次编定则有出于弟子刘清之。
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也是著名的儒家人物、理学集大成者，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
刘清之（1134—1190），南宋临江（今江西清江西南）人，字子澄，世称静春先生。
朱熹曰：“后生初学，且看《小学》书，那个是做人的样子。”
《小学》全书六卷，分内外两篇。内篇有四个纲目：前三个是立教，明伦，敬身，第四个是鉴古。外篇分两部分：一是嘉言，二是善行。鉴古、嘉言和善行，均各有立教、明伦、敬身三纲目。鉴古，按三个纲目记载夏商时三代时圣人贤者已行之迹；嘉言和善行则是按三个纲目记载汉以后贤者的嘉言善行：这三部分都是相对应地实证内篇的论述的。三个纲目中，最主要的是明伦。立教的目的是为了明伦，敬身也是为了明伦。什么是明伦？明伦便是明人之伦，便是明父子之亲，君臣之义，夫妇之别，长幼之序，朋友之信。人之伦理不明则尊卑上下轻重厚薄之序混乱而不可理，所以教者必须以明伦为教，学者必须以明伦为学。
2.《蒙求》
《蒙求》是唐朝李翰编著的以介绍掌故和各科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儿童识字课本。
李翰，唐朝诗人，赵州赞皇人，李华之子生卒年不详。擢进士第，天宝中，寓居阳翟，累迁翰林学士，客死阳翟。据《新唐书艺文志》载，有文集三十卷传于世。因为《蒙求》读物始于李翰，故后世人都称“李氏蒙求”。后来人们纷纷摹仿，产生了众多的都以“蒙求”为名的读物，如《广蒙求》《叙古蒙求》《春秋蒙求》《左氏蒙求》《十七史蒙求》《南北史蒙求》《三国蒙求》《唐蒙求》《宋蒙求》等等，于是“蒙求”在长期的教学中形成了一种体裁。
李翰《蒙求》全书都用四言韵文，每四个字是一个主谓结构的短句，上下两句成为对偶，各讲一个掌故，总计2484字。全书所讲的，大部分是历史人物故事，也包括一些传说人物故事，其中有表现某种可取言行的，有带有激励劝勉意味的，有文学上脍炙人口的轶闻，如“王商止讹”、“西门投巫”、“孙敬闭户”、“屈原泽畔”、“绿珠坠楼”，其中很多成为后来《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取材的来源。如“女娲补天”、“长房缩地”、“杜康造酒”、“蔡伦造纸”等。
后人程端礼把李氏《蒙求》与《千字文》相提并论，可见其在蒙学中流行之广，从历代注释《蒙求》者之多，以及大批蒙书都采用《蒙求》的编法和名称，可见它在社会上影响之大。根据一些记载来看，这本书大概一直流行到清初以后才渐趋湮没失传。
自李翰首创《蒙求》一千多年来，蒙书迭出，这对于启蒙教育起了一定的影响。它们的共同特点是整齐压韵，便于诵读，即达到了识字的目的，同时又增长了儿童的知识，为下一步教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它也从某些方面反映了古代对启蒙教育的重视程度。
3.《五字鉴》
《五字鉴》，明代李廷机所撰。李廷机，字尔张，是晋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五字鉴》是一部几百年来流传较广的蒙学读物，原名为《鉴略》，李廷机根据我国古史资料所写。
据清人翻刻者邹梧桐所说：“有明李廷机先生，胸罗全史，手著《鉴略》，自皇古以乞宋元事迹，举其大纲，略其小目，俾读者开卷了然，俨与历世受命之主，赓扬一堂；更可喜者，句调叶律，有类诗歌，与人可诵可读，一部二十一史之要领也。”该书特点已见一斑。
此书大略是以五言诗句韵文的形式，按时代顺序将我国上自远古传说，下至元明的社会历史，进行了简单扼要的总述和概括。所以，可以说这是一部专述我国社会政治历史发展的蒙学读物。
全书仅万余字，行文言简意赅，叙事条理分明，赢得了旧时读书人的喜爱，并成为蒙馆中与《三字经》《增广贤文》《幼学琼林》并列的蒙学读物，且被称之为《五字鉴》。
4.《三字经》
《三字经》其书作者说法大致有四种：一、明代黄佐《广州人物传》十，明末诸生屈大均《广东新语》十一，清代恽敬《大云山房记》二，都以为作者应是宋末区适子；二、清代邵晋涵诗：“读得贞黎三字训”，自注：“《三字经》，南海黎贞撰。”据此以为《三字经》为明代黎贞撰；三、或者又有区适子所撰，黎贞增广之说；四、世传王应麟撰，王应麟（1223—1296），南宋学者，字伯厚，号深宁居士。清代夏之翰《〈小学绀珠〉序》：“迨年十七，始知其《三字经》作者自先生（王应麟），因取文熟复焉，而叹其要而该也。”清代贺兴思《〈三字经〉注解备要叙》：“宋儒王伯厚先生《三字经》一出，海内外子弟之发蒙者，咸恭若球刀。”都明确认为《三字经》是王应麟所撰。一般来说，《三字经》作者应为王应麟。
《三字经》具有识字、广见闻和灌输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即传授知识与教育双重功能。书中文笔自然流畅，朴实无华，深入浅出，情真意切。此书中有段仅用三百多字便概括了中华五千年历史的变迁，历来备受赞誉。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俗称“三百千”，而《三字经》后来居上。这里的“居上”殆源于数字顺序，未必便是根据三书之内容与作用的有意排列。但事实上，综其覆盖读者之广、教育作用之深以及流传时间之久观而言，《三字经》在中国古代蒙书教材中，不能不说是影响最大、最有代表性的书。
巍哉，《三字经》堪称“蒙学之冠”。
5.《千字文》
相传，梁武帝萧衍命周兴嗣从拓取王羲之一千字不重者编为四言韵语而成。《尚书故实》称：“兴嗣一夕编缀进上，鬓发皆白……右军孙智永禅师自临八百本，散与人间。”既要不用不相同的字，又要从王羲之遗书中拓出的千字组成，还要使之成韵，一夕而就，恐难尽信。许是赞扬周兴嗣过人智慧与出众的才华，才有此说。
周兴嗣（？—521）南朝梁陈郡项（今河南沈丘）人，字思篆。
《千字文》是我国早期的蒙学课本。隋唐以来，《千字文》大为流行，背诵《千字文》被视为识字教育的捷径。它不是简单的单字堆积，而是条理分明，通顺可诵，咏物咏事的韵文，其内容又涉及到有关自然、社会、历史、教育、伦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所选千字，大都是常用字，生僻字不多，便于识读。因流传甚广，以致文书编卷，都采用“天地玄黄”来代替数字。兄弟民族地区也出现了满汉、蒙汉文的对照本字。由于历代不少大书法家都曾书写，更使《千字文》至今仍是学习各种书法的范本。
《千字文》的续广增编，宋元以来，不下数十种，如《续千字文》《广易千字文》《叙古千文》《正字千字文》等，但都不能与周编《千字文》抗衡。
明清以来，一些学者称《千字文》为以有限文字而能条理贯穿的“绝妙文章”，不无道理。
6.《百家姓》
《百家姓》，不著撰人，许为宋初人编。
宋人王明清在他的《玉照新志》中说：“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乃本朝国姓，故钱次之；孙乃忠懿（钱俶）之正妃；又其次则江南李氏。此句云“周吴郑王”，皆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
《百家姓》同《三字经》同为自宋元以来，广泛流传，沿袭不改的初学儿童必读课本。通行本以四百十二字组成，其中单姓四百零八，复姓三十。其后又出现各种改编本，如明吴沉、刘仲质编《皇明千家姓》，清代康熙时编《御制百家姓》，元明以来还出现了《女真百家姓》《蒙古字母百家姓》的课本。也有将杂乱无章的赵钱孙李，编成各种略有文意的新编，但数百年来都不能取代旧本的地位。
一种用单字组成，又无文义的读物，能成为启蒙读物，重要的原因是，它通过日常生活中所接触到的一般姓氏，再去探寻众多的姓氏，能以较短的时间，背完数百家姓而收到快速认识四五百字的效果。
这种囫囵吞枣的识字法，其缺陷显而易见。无怪沪初学儿童要戏读“柏水窦章”为百水豆浆，“奚范彭郎”为稀饭盆凉。而“乌焦巴弓”不知何时原封不动地形成了川语方言。从未读过《百家姓》的人或文盲，都知道这是把器物弄得破损陈旧了的形容词。但于中可见，《百家姓》在长期流传中所常生的影响，虽然它还远未能达到识字辨字的目的。
处在如今快节奏的生活里，《百家姓》对于我们来说，倒的确可读可不读。
7.《名贤集》
《名贤集》辑者不详，有人认为是宋代以后的一位儒家学者。
《名贤集》是一部旧时很流行的童蒙读物，但其内容实际与童蒙无关，主要是辑录关于为人、治家、处世的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格言或谚语，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人对世态炎凉的认识及相应采取的对策。
此书在民间广为流传，因此版本较多，文字往往多有不同。
8.《神童诗》
《神童诗》一卷，旧传宋代汪洙撰。
汪洙，字德温，鄞县人。元符三年（1100）进士，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其幼颖异，九岁能诗，号称汪神童。《通俗编》卷七文学类载，一次上级官吏听说他是神童而召见他，他穿一件很短的衫子去应见。官吏便问他为什么衫子这么短，他当即做诗回答：“神童衫子短，袖大惹春风。为去朝天子，先来谒相公。”这一故事表现了他的聪明和才华。
后人以汪洙的部分诗为基础，再加进其他人的诗，而编成《神童诗》。
全书辑诗34首，皆为五言绝句，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前14首，都是劝学诗，极力宣扬读书可以做官；第二部分为从《状远》到《四喜》5首，表现科举及第的得意；第三部分为从《早春》到《除夜》，通过的四时景致的描写，表达读书人的喜悦心情。
9.《弟子规》
《弟子规》，清代康熙时山西绛州人李毓秀所作。
李毓秀，字子潜，平生只考中秀才，主要活动是教书。根据传统对童蒙的要求，也结合他自已的教书实践，写成了《训蒙文》，后来经过贾有仁修订，改名《弟子规》。
全书以《论语·学而》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开篇，以三字韵语的文字形式，对儿童言语行动提出要求，教以应该怎样待人处世，通常的核心思想是孝弟仁爱。
《弟子规》浅显易懂，押韵顺口，内容又符合封建伦理，是以极有影响，清代后期成为广为流传的儿童读本和童蒙读物，几乎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同等影响。
10.《弟子职》
管仲（？—前645），春秋齐国颍上（颍水之滨）人，名夷吾，字仲。相齐桓公，使桓公成为春秋五霸之首。
《弟子职》，《汉志》著录，明定为管仲作。但据后代学者考证，《管子》一书并非管仲所作，应是战国时齐国稷下学者托名管仲所作，其中且有汉代附益者。现存《管子》七十六篇，包括《弟子职》，在《杂篇》第十。
《弟子职》记弟子事师、受业、馔馈、洒扫、执烛、坐作、进退之礼，类近今之“学生守则”。清代洪亮吉认为“乃古塾师相传以教弟子者”，清代庄述祖也认为是“古者家塾教弟子之法”。
《弟子职》是一份非常真实、非常完整、非常宝贵的研究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教育史的文献。
郑康成注二《礼》两次引用《弟子职》中的“饭是为卒，左酒右浆”，许叔重著《说文解字》也曾引用《弟子职》。郑、许二人是当时、后代、直到现代仍具有巨大影响并深受尊敬的学术大师。《弟子职》在汉代就已经受到郑、许这样的大师的重视，也足以说明了《弟子职》“真古书也”（孙同元语）。
11.《童蒙训》
《童蒙训》又称《吕氏童蒙训》，共三卷，宋代吕本中撰。
吕本中（1084-1145），原名大中，字居仁，世称东莱先生，宋寿州人。
吕本中编撰《童蒙训》，是以他的曾祖父吕公著、祖父吕希哲、父亲吕好问为主线，凡涉及能颂扬其祖辈长处的有关人物的点滴事件及言论都加以汇集。
可以说，吕本中编写《童蒙训》的宗旨是为了光宗耀祖，使祖宗的德业能流芳千古，并以此勉励自己的后人。这正是封建社会讲究的孝道的核心。书中颂扬的是儒家提倡的正统思想，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所记多正论格言，大抵皆根本经训。”仍是我们应该借鉴的。
此书还保留了不少史书失传的资料，可供研究者使用。
12.《四字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