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胡适这一说法并非无稽之谈，而是有着根据的。他在论证中提到：司马谈认为“道家者流……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史记·太史公自序》）一百多年后，《汉书》这样下杂家的界说——杂家者流，盖出于议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及荡者为之，则漫羡而无所归心（《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汉书》分类时，把古代思想式里的老子、庄子、天骈、列子等等列为“道家”，把道家的范围缩小了，故《吕氏春秋》和《淮南王书》都收不进去……
13．农家
农家，是先秦在经济生活中注重农业生产的学派。吕思勉先生在其《先秦学术概论》中，把农家分为两派：一是言种树之事；二是关涉政治。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将农家列为九流之一，并称：“农家者流，盖出于农稷之官。播百谷，劝耕桑，以足衣食，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长也。及鄙者为之，以为无所事圣王，欲使君臣并耕，悖上下之序。”“所重民食”也正是农家的特点，尊神农氏。
农家学派主张推行耕战政策，奖励发展农业生产，研究农业生产问题。农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经验之总结与其朴素辩证法思想，可见于《管子·地员》《吕氏春秋》《荀子》。
战国时，农家代表人物有许行。许行，楚国人，无著作留传，生平事迹可见于《孟子》一书。生卒年不可考，约与孟子同时代。当时随行学生几十人，颇有影响，儒家门徒陈相、陈辛兄弟二人弃儒学农，投入许行门下。
《孟子·滕文公上》载：“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陈相有一天去拜访孟子，转述许行的话说：“……贤人治国应该和老百姓一道耕种而食，一道亲自做饭。”），鼓吹“贤者与民并耕而食”是许行两点主张之一。还有便是提出“市贾不二”的价格论，这一主张的中心要旨是在肯定分工互助的基础上，提倡人人平等劳动、物物等量交换，以实现其改革思想。
农家著作有《神农》二十篇，《野老》十七篇，《宰氏》十七篇，《董安国》十六篇，《尹都尉》十四篇，《赵氏》五篇等等，均已佚。农家没有一部完整的著作保存下来，他们的思想和活动散见在诸子的著述中，虽星星点点但仍然值得重视。
14．小说家
小说家，是先秦与西汉杂记民间古事的学派。
《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载：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也。孔子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弗为也。”
小说家著作有《伊尹说》二十七篇，《鬻子说》十九篇，《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等等，均已佚。今据存目观之，小说家著作体例似外史、别传、笔记之类，其立说托诸古人者有《伊尹说》《鬻子说》《师旷》《务成子》《天乙》《黄帝说》；杂记古事者有《周考》《青史子》《虞初周说》《百家》等共十五家一千三百八十多篇。
刘歆列九流十家，惟小说家不在九流之列，影响甚小。然而小说家反映了古代平民思想的侧面，却是其它九流学派都无法代替的。
15．杨朱
在中国思想史上，春秋战国是一个虎气腾腾的黄金时代。当时诸侯争霸，战乱不断。于是，一位位思想家风起云涌，欲救百姓于水火中。孔子周游列国，倡导“礼乐”；墨子摩顶放踵，提出“兼爱”；孟子东奔西走，呼吁“仁义”；后人所谓的“诸子百家”也应运而生。
然而，圣贤们汲汲然奔走于天下，却无所建树。在这种情况下，若干思想家便心灰意冷，只是“苟求性命于乱世”，而不愿以拯救苍生为己任。其中有位杨子，也算是代表人物了。孟子便曾提过这么一句“逃墨必归于杨”（《孟子·尽心上》），于此，可见一斑。
杨子，名朱，战国时期魏国人。他阐发了一种人生哲学，其核心观念便是“为我”。就是以是否对自己有利当做评判是非善恶的标准，这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来分析人性，来阐释人生。孟子在批驳杨朱时，认为“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这一句话并不没有言过其实，基本上还是客观的。
“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种“为我”的主张，从社会伦理的角度来看，是断断不可取的，因为这很容易流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
杨朱没有留下任何遗作，《孟子》《韩非子》《庄子》《吕氏春秋》、列子》等书都曾提起过他，其中《列子·杨朱》篇最详。
《列子·杨朱篇》记载，杨朱是老子的弟子。老子所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己；揣而锐之不可长保”的这话，便有自保其意，是以出了位自私自利的弟子。
另外，有学者怀疑杨朱便是庄子，但应无可能。
关于杨朱，有两个故事较有名。
一、“墨子悲丝染，杨朱泣歧路”，后句所指的便是杨朱的一个传说，杨朱某次外出，遇上一条岔路，或许是一时不能决定走哪条路，或许是联想起人生的歧路，竟哭了起来（后世的“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也有一故事，“阮籍哭穷途”，不同的是，杨朱是遇歧路而哭，阮籍是无路可走而哭。在古代，两人的哭都很名，杜甫有“茫然阮籍途，更洒杨朱泣”之句，雷琯有“朝为杨朱泣，暮作阮籍哭”之句）。
二、杨朱其弟杨布外出时穿素衣，在外遇到下雨，便换了件黑衣，回家时他家的狗竟不认得主人了，狂吠起来。杨布气得要打狗，杨朱却说：“你不要打它。如果这狗在出外时为白色，回来却变成了黑色，难道你不同样感到奇怪吗？”（《列子·杨朱》）
16．汉赋
汉赋，无疑是古典文学中一种影响深远的体裁。
刘勰在其文学批评巨著《文心雕龙》里说：“铺才逦文，体物写志”是赋之特征。前四字指的是赋的形式，后四字指的是赋的内容。《汉书·艺文志》载：“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赋是一种不同于诗词，也不同于文的文体，介于二者间。
《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周礼·大师》）。一般认为，“风”、“雅”、“颂”是三种诗体，“赋”、“比”、“兴”是三种写作表现手法。在战国时期，“赋”还只是古诗的一种表现手法。“赋”与“比、兴”的比喻象征、托物起兴不同，“赋”是“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一种直白的表现手法。但有学者以为赋原来也是一种诗体，如章太炎先生在其《国学演讲录·经学略说》中提出：“六诗者，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今《诗》但存风、雅、颂，而无赋、比、兴。”不论赋前身是不是一种诗体，在后来赋成为一种文体，并在汉代领一时风骚，是无可置疑的。至唐时韩、柳发动“古文运动”，骈文逐步失去正统地位。这对赋有一定冲击，但宋后，赋依然是文人学士最喜欢采用的文体之一，主要是俳赋与文赋。
赋在先秦儒家荀子时便已是一种文体，《荀子》一书中已有《赋篇》，分别写云、蚕、礼、知、针五种事物。
刘勰指出“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可见赋是《诗》与《楚辞》演变而来，《诗经》是赋的远源，《楚辞》是赋的近源。
赋到西汉时，已足以成为汉代文学的代表，乃至影响千年中国文学史。赋大致分为五种，也正是五个重要时期：西汉人将楚国诗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也视为赋体，没有一定的限制性，这称做楚辞体的骚赋；汉赋篇幅较长，多采用问答体，韵散夹杂，其句式以四言、六言为主，但也有五言、七言或更长的句子，汉赋喜堆砌词语，好用难字，极尽铺陈排比之能事，却被后人视为赋体正宗，也称古赋；六朝赋是东汉抒情短赋的变体，其特点是篇幅短小，句式整齐，多为四言、六言拼偶组成，而又讲究平仄，通篇押韵，又称俳赋；唐宋又有律赋，题目，字数韵式，平仄都有严格限制；文赋是中唐以后产生的一种散文化的赋体，不刻意追求对偶、声律、词采、典故，句式错落多变，押韵较自由，甚至大量运用散文的句式，文赋实际上是赋体的一种解放。静安所谓“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人间词话》），不外如是。
赋家主要代表人物有屈平、宋玉、司马相如、杨雄、枚乘等人。
《汉书·艺文志》载：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其中宋玉之《风赋》、枚乘之《七发》、司马相如之《子虚赋》、东方朔之《答客难》、扬雄之《长杨赋》、班固之《两都赋》等等，无不是传世佳作。
17．玄学
玄学是魏晋时期的主要哲学思潮，是道家和儒家融合而出现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以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
“玄”字的本义是一种深赤而近黑的颜色，所以许慎《说文》引意解为：玄，幽远也。“玄”字出自老子《道德经》“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道幽深微妙。“玄学”之称的由来，正是因为魏晋时期清谈家称《周易》《老子》《庄子》三本书为“三玄”，所以“玄学”之名由此而来。
东汉末年至两晋，是两百多年的乱世，随着东汉大一统王朝的分崩离析，统治思想界近四百年的儒家之学也开始失去了魅力，士大夫对两汉经学的繁琐学风、谶纬神学的怪诞浅薄，以及三纲五常的陈词滥调普遍感到厌倦，于是转而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地，醉心于形而上的哲学论辩。这种论辩犹如后代的沙龙，风雅名士（以嵇康、阮籍为代表赫赫有名的“竹林七贤”恰是魏晋风度的化身），聚在一起，谈论玄道，当时人称之为“清谈”或“玄谈”。
据清代学者赵翼《二十二史剳记》称，清谈之风始于魏齐王曹芳正始年间，何晏、王弼可以说是创始人，他们都是当时贵族名士，影响所及，便成一代风气。《晋书》上所谓“正始之音”也正是指整个魏晋时期玄谈风气。
清谈家们有一种时髦，就是一边潇洒地挥着麈尾，一边侃侃而谈。清谈的话题一般都是围绕着《周易》《老子》《庄子》这三本玄妙深奥的书展开，清谈的内容主要涉及有与无、生与死、动与静、名教与自然、圣人有情或无情、声有无哀乐、言能否尽意等形而上的问题。在正统士大夫看来，诸如此类清谈都与国计生民无关，因此就有“清谈误国”之类的说法，如儒家学者范宁就说：“何晏、王弼之罪，深于桀、纣。”
何晏、王弼主张“贵无论”，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又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其后阮籍、嵇康主张“越名教任自然”（《与山巨源绝交书》）。嵇康并“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难自然好学论》），“非汤武而薄周孔”（此句也是出自《与山巨源绝交书》，此篇文采斐然权不谈，一般来说可以算是嵇康的宣言书，甚至是当时魏晋二三子的宣言书，但窃以为，依当时历史情势来看，嵇康其意并非真的“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而是作文明志而已，说地明白点，便是让那司马家知道自己的心思，而事实上显然不是真的坚决“越名教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这在嵇康其它文章中可知一斑）。其后完成于郭象，其作《庄子注》，此书一出，玄学大畅，“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晋书·郭象传》）。郭象主张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说“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齐物论注》），又主张“名教即自然”。玄学并不完全排斥孔学，它力图用道家语言解释儒家经典，即所谓“引老入儒”，调和儒道两家。何晏作《论语集解》，王弼作《周易注》《周易略例》和《论语释疑》，郭象作《论语体略》，都尽力把玄学和正统儒家名教加以融通。玄学也尊孔子为圣人，然而把孔子玄学化。如王弼认为孔子贵无，嵇康则言孔子善于养生。其实，即便是攻击礼法之士的玄学家也重视儒家观念，阮籍说“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嵇康在家中提倡儒家道德，说“不须作小小卑恭，当大谦让；不须作小小廉耻，当全大让”。
总的来说，玄学是当时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修齐治平），对宇宙、社会、人生所作的哲学反思，以在正统的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后，为士大夫重新寻找精神家园。南北朝时，佛教以玄学语言阐述佛理，玄学家也有以谈佛理见长者，玄佛合理。东晋后，玄学已与佛学合流，做为一种时代思潮的玄学也就“笑渐不闻声渐悄”了。
18．八股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