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我过早地体会到失眠的滋味，现在我又特别檀睡。关于睡眠的两个面，我自己一人就全占了。
1948年，我14岁，考上了河北高中，就是现在的地安门中学。在这以前，我都是在家里住的，到了河北高中后才开始住宿舍。其实学校离我家倒是不远，完全可以回家住，但是我当时不是刚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嘛，并且成了“地下党”。我既然是党员，就得做群众工作，鼓动大伙反对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啊！所以为了伟大的事业我就住校了。当时一个宿舍一共12个人，都是小伙子，这晚上睡觉可热闹了——一会儿这个开始磨牙，一会儿那个开始说梦话，还有打呼噜的、放屁的……第一天住宿舍我真的是一宿没睡。第二天第三天也是一样，就这么过了几天，脸色变得十分难看。
后来有一天上课，老师见我这脸色不好，就问我：“王蒙，你是不是得肺结核了？”您可知道在当时那个年代，一听“肺结核”这三个字就够让人闻风丧胆的了。我就特别害怕，跑去医院检查，我知道自己肯定不是肺结核啊，于是挂了精神科，跟大夫说我失眠。大夫一看我这么年轻，直接跟我说：“你才多大啊你就失眠？！去去去，别在这瞎耽误工夫，去好好查查该查的。”这么着，我就被这大夫善意地“轰”出来了。
打那时候起，我就特重视睡眠。我觉得睡眠对一个人的工作、体力、成长、发育，到精神面貌，智力发挥，再到三观建设与充实强化，影响真是太大了。我最重要的养生经验可以说是：以睡为纲，身心健康，以睡为大，睡不着也不怕。我自己分析我这短暂的失眠史，其实就是因为在集体宿舍不舒服，我得坦白，我当时虽然已经是党员了，非常光荣、自豪，可我还是个小孩，在家住久了，突然住宿舍，身边没有老娘，姐姐也不在，我不舒服啊。当时我不好意思承认是因为想家想得睡不着觉，虽然地下党员没带手榴弹之类的武器吧，但承认了因为想家而失眠，那还怎么做群众工作啊？那不得让群众笑话嘛。
郭兮恒：那您后来是怎么在宿舍里睡着觉的呢？
王蒙：后来每天都过集体生活，我也参加工作了，跟以前不一样，我已经是大人了，住宿舍习惯了，睡眠就好多了。
您看我精神这么好，跟我始终睡眠好有关系，我年轻的时候身体非常不好，我们当时的区委书记都指着我说：“这孩子活不长。”当时看我身体状况那区委书记估计我都活不过30岁。因为——我在这儿说您也不会怀疑我借机自吹吧——我就是太聪明了，他说：“这么聪明的孩子活到30多也就到头了。”可是我听着都要被吓死了。30就死了，您别价呀，这忒冤了，来这人世一趟30就走了？所以打那以后我对睡眠、对健康，没有不在意的地方。
郭兮恒：王老您这就是典型的因为睡眠环境改变导致睡眠出现问题的情况。12个人睡在一个房间，干扰因素太多了，那就看谁扛得住谁扛不住。按您当时那个状态来说就是医学上讲的“睡眠障碍”。
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我在地上铺张报纸都能睡着觉。我记得在学生时代坐火车、走长途的时候没地儿待怎么办？就弄张报纸铺在火车车厢那个过道的地方，躺着睡一觉。所以环境对年轻人一般影响不太大。
但是王蒙老师讲的经历说明：第一，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睡眠环境要求是比较高的，他需要一个相对好的环境才能睡觉，而且是能够获得高质量的睡眠。第二，对于睡不好觉的人来说，对环境的要求就更高了。第三，如果把睡眠环境的话题延伸开来，老年人对睡眠环境的要求那就更加苛刻了。
王蒙：是这样的，尽量改善睡眠环境，但是与此同时，一定要告诉自己，不要挑剔睡眠的环境，因为你总会有特殊的情况，比如你出差啊，装修房子啊，等等。所以如果你挑剔太厉害了，也是自个儿害自个儿，你不能允许自己说“今天环境不好，我没法睡”，这种语言必须革除。就是靠着墙、靠着旮旯儿，让你睡一会儿，你也得想办法睡一会儿，是不是？“老革命”告诉我，战争年代急行军里，战士们走路都能睡着，等到首长一叫停，后排的人一个个撞前排的人。
郭兮恒：没错，就像如今困倦的人，站在地铁里拉着扶手都能睡着。
王蒙：我感受太深了，因为我得过“缠腰龙”，就是带状疱疹。太痛苦了，我没法躺下睡觉，一躺下就疼得不得了，我就在躺椅上半斜倚着，这样可以歪一点，因为我有睡眠之功，我在躺椅上也能呼呼地睡一觉。所以到现在我还有一个习惯，就是中午我不上床睡觉——如果穿着衣服睡觉，把床都弄脏了，脱衣睡又太麻烦，中午睡大发了也不是好事，所以我就在椅子上斜靠着睡。
当然还有一种是很适合人们睡觉的、能晃悠的那种竹藤椅子，我在那种椅子上也能睡着。睡午觉的时候有这么一把椅子非常方便，也不用脱衣、穿衣，尤其冬天脱衣服穿衣服多麻烦啊！啰里啰唆的！所以一个人既要选择好的环境、好的枕头，享受睡眠，又要随遇而安。
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人的心理平衡。可鲁迅为什么批评中国的老书呢？他说外国的书是激励你的，而中国的书，它让你静下来，让你别闹。我们现在从睡眠的角度来说呢，静下来是必要的，但是您不能一天24个小时在那儿静着，不然您肯定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就要改善自己的心理状态，改善自己的精神状态，我觉得这个对大家来说好处极大，而且是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