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史书里，每个朝代、每个帝国必有奸臣。奸臣似乎没有国界、民族之分，蒙古大汗、大元皇帝忽必烈身边的第一位奸臣是中亚花剌子模费纳喀忒人阿合马。
将阿合马列入《奸臣传》本不需要争论，但假如忽必烈的在天之灵拜读了宋濂的《元史·奸臣传》，他会觉得有欠公允。如果让忽必烈去写阿合马传，他一定会从汉法派和“富国”理财派的长期斗争角度以理解阿合马一生的功劳。忽必烈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俯瞰不同族属的矛盾，可以肯定，他要比宋濂理解得透彻。
忽必烈是崇尚实际的政治家，他附会汉法自实效始，疏远汉人也自实效始。中统建元前后，忽必烈采用了儒家治术中的积极部分，也就是治国实践部分。义、利在忽必烈的初期政治生活中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他身边的汉人儒士操术各不相同，但总体来说，姚枢、窦默、许衡儒学义理之流与王文统法家言利之辈均能为忽必烈所接受。
李璮之乱搅乱了忽必烈的用人施政思想。不仅言义的儒流，言利的王文统者辈也迅速为忽必烈摒弃，但精明的忽必烈并未因此而中断汲取汉法中的治国精华，所以他依然沿着附会汉法的道路去实现建立国家机器、国家政权的目的。直到改国号大元的1271年，忽必烈一直在这条道上蹒跚其步。
如果我们头脑清醒些的话，应该品味到无论是忽必烈还是汉儒都满噙着辛酸。忽必烈一旦被触爆了其猜忌的弹药库，浓烈的刺鼻硝烟味便不可能马上弥散，紧随其后的附会汉法也便栓在了忽必烈的兴致和急需上。对于迫切需要建立的中央、地方政权机构忽必烈还抱着热心的态度，而那些对蒙古帝国可有可无的汉制忽必烈一如对待汉儒颇显冷淡。对汉人猜疑自然也捎带了汉法，忽必烈有一种信仰被玷辱的感觉，痛苦地接纳着不得已而为之的汉制。因此忽必烈附会汉法，便呈退退进进的犹豫态势。
满腔热情去再造蒙古大汗的汉儒们也被兜头泼上一盆冷水。理想被幻灭和在被怀疑、被牵制的氛围里忙忙碌碌的汉儒，也痛苦地品味着现实。1264年左右，忽必烈还没有从猜忌中喘过气来，致使中统年间“忝处朝端，谋王体而断国论”的汉儒群的一员王恽发牢骚说：皇上“今则曰：彼无所用，不足以有为也，是岂智于中统之初，愚于至元之后哉？”骂完忽必烈的愚，王恽承认，儒士已处于“用与不用之间”。
政治摇摆的恶果是蒙古旧制过多地积淀到新政权中。如分封采邑制，遍及各生产领域的驱奴制、手工业中的官工匠制、商业领域中的斡脱制、朝会庆典的滥赐横赏制、贵族世袭的选官制、后宫中的斡耳朵制、怯薛制、贵勋投下制、遍布全国的达鲁花赤命官制以及各项民族歧视的法令，都被原封不动或稍加改造后搬到忽必烈的新政权的各个角落。中原王朝本来就有不少的奴隶制沉淀。中国的奴隶制发展不充分，因此造成秦汉以来的封建政权很容易就接承夏商周的奴隶制观念，直到19世纪徽州还有奴隶制的生产关系，由此对中国封建制开端的热烈讨论，我们也可以给予理解了。现在突然又涌进大量蒙古游牧民族的奴隶制度，忽必烈的施政思想就不得不引起汉儒的不满了。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强心针不是更先进的雇佣工资的资本主义制度，而是逆流而施的更落后的奴隶制，中国文明后期的发育迟缓便可想而知了。推究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延续那么长和为什么17世纪后的中国反而大大落后于后起的西方文明，请不要忘了忽必烈，也不要忘了中国封建社会原本就是一个大杂烩。
谁也不会否认忽必烈的伟大，但也别忽视忽必烈大汗前后的蒙古贵族给中国文明注射的落后毒液，其余毒甚至到了20世纪初还能使中国文明感到阵痛。
忽必烈摇摆政治的另一恶果是以盘剥为能事的西域商人登上帝国的历史舞台。王文统之流的言利要员，退出新政权后，高谈阔论的汉儒鄙薄理财，因此也无力肩负起筹划帝国庞大开支的重任。他们理想中的仁政与忽必烈的急需相去甚远，这样便出现一个讲求实效、忽必烈认为能够富国裕民官僚集团的空档。忽必烈除了利用汉儒去建造文职官僚系统外，就必须寻找能给他带来财富的第三支官吏集团，并用这支势力去牵制已使自己不放心的汉人集团。自然，以善于理财、经营的，以回回人为主体的色目人便成为忽必烈填空的最佳选择。因为蒙古骑兵虽然在攻城掠地、杀人、强暴掠夺上都很在行，但对经商和治理国家却稍逊一筹。
于是，在忽必烈的支持下，以阿合马为首的色目官僚集团粉墨登场，势力迅速膨胀。
阿合马势力的崛起与骤衰，基本上反映了忽必烈时代1282年前的政局走向。20年间以1271年左右为分水岭，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阿合马悄然崛起，后期阿合马独擅朝政。
阿合马的背景材料极少，他不是靠显赫的家族和卓著的战功进升的。在中统二年他还是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据中外史籍的零星记载，阿合马很可能原是中亚费纳喀忒（今乌兹别克塔什干西南锡尔河右岸）的商胡。在蒙古西征时被弘吉剌部按陈掳为家奴。十分机灵的阿合马在察必还是个姑娘时就获得了她的欢心，所以察必在出嫁忽必烈时作为陪嫁的滕人而进入忽必烈的生活，供职于察必的斡耳朵。
也许就是因为察必的缘故，忽必烈才觉得阿合马是可倚重的心腹。中统元年，阿合马被忽必烈任命为上都开平同知兼太仓使。次年五月派他到燕京去检点万亿库的货物。阿合马以忽必烈的财政管家身份，到达燕京后，提议立和籴所，充填仓禀，颇具成绩，其理财才能从而被忽必烈赏识。1262年十月，李、王文统之变后，阿合马借东风，乘忌雨，被忽必烈倚任为中书左右部的长官，并兼诸路都转运使，阿合马从此掌握了财赋大权。在此任上，阿合马干得十分出色，他主要干了三件事：一是将铡冶之利笼为国有，由官府兴煽铁冶，然后卖农具给百姓，使忽必烈的国库迅速充实。二是整顿盐法，使官盐的销售在帝国弥久不衰，获利甚丰。三是整治策划了有关财赋方面的规章制度。阿合马一系列充盈国库的措施无疑使急需大量军用物资、粮饷的忽必烈极为高兴，比起汉儒的满嘴仁义道德，阿合马的实政自然使忽必烈更为欢心。
1264年，忽必烈撤中书左右部并入中书省，改任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中书令是真金并不理事，平章政事上是左、右丞相。在短短的4年间，阿合马以奴仆的身分被忽必烈升迁到宰相的高位，其速度之快令同僚望尘莫及。
1266年正月，忽必烈立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宰相位兼领使职。1270年忽必烈为筹措进攻南宋的军需，撤销制国用使司，特别成立尚书省、综理天下财用，原属中书省的六部及天下行省都归隶尚书省。尚书省的权力膨胀至中书省根本无法抗衡的程度，中书省虽然存在，但仅是备员而已。而忽必烈任命的尚书省长官就是阿合马。
阿合马在忽必烈的支持下，在中央迅速达到炙手可热的地步，至阿合马领尚书省事，其权势被推向高峰。
实际上，忽必烈的每一次改组中书省等中央机构，都为阿合马铺垫了一块权力的基石。1264年阿合马进阶宰相位后，首先排挤了与他同级的廉希宪、商挺。接着次年忽必烈罢免了中书省的所有宰相，包括汉人张文谦和汉化较深的线真、耶律、赛典赤铸等。任命木华黎曾孙安童为中书右丞相、伯颜为中书左丞相。在此之前的中书右丞相线真、史天泽根本无法与阿合马的能言善辩抗衡。在忽必烈面前，阿合马常常显露自己的生花妙舌，将史、线二人常常驳得无言以对，讷容不语，忽必烈更加“奇其才”。1270年的建尚书省与1272年正月的并尚书省于中书省，为阿合马的气焰再添柴薪。
以汉人儒士和汉化较深的少数族人组成的汉法派和以阿合马为首的、有忽必烈撑腰的理财派在这一时期进行了多次较量。
阿合马任职中书左右时，忽必烈对待汉人的态度已颇显冷漠了。此时阿合马的势力已令中书省官员忌惮。因为权力与赃物的分配不均，阿合马党徒间发生内讧、互相攻击，忽必烈“命中书推覆，众畏其权，奠敢问”。处处学习魏徵的“廉孟子”挺身而出，“穷治其事”，将所查结果如实上报忽必烈，忽必烈下令杖责阿合马，罢左右部。这是阿合马第一次败阵于汉法派。
但阿合马因祸得福，忽必烈已离不开这位财神爷，不久反而超拜阿合马为宰相。随后又专门为阿合马立制国用使司。在阿合马任制国用使时，1268年汉法派与理财派再次交锋。在一群汉法派的建言下，忽必烈决定完善政权机构，在中央设御史台，于各道设提刑按察司。对于弹劾监察百官的机构设置自然对阿合马是一种限制，对这种威慑专总财利的阿合马立即提出反对说：“庶务责成诸路，钱谷付之转运，如今再设御史台及下属机构，绳治其上，怎么干事？”廉希宪力争抗辨道：“立台察内则弹劾奸邪，外则察视非常，访求民疾，自古如此。如果撤去，促使上下专恣贪暴，事情就好办了？”阿合马瞠目结舌，无言以对。
在此之前，18岁的安童任相前后，对附会汉法忽必烈已心怀动摇。安童少有大志，13岁时就是忽必烈的四怯薛长，出语惊人，尤让忽必烈亲重。安童深肖曾祖木华黎，与许衡、姚枢等汉儒关系密切，对实行汉法持积极态度。安童可算是汉法派的重要人物。安童入相后，上书建言十事，但却引起忽必烈的大怒。理财派阿合马之流又趁机构陷中书省行事“大坏”，忽必烈怒从天降，准备惩治中书省的宰相们，汉法派惶惧异常。姚枢冒险奏谏忽必烈说：“中统以来，附会汉法、承继祖制已取得重大成就，本应继续光大，比美先王，臻于至治。以陛下的才略，达此宽绰有余。但近来臣下却听说陛下圣听日烦，朝廷政令日改月异。树刚栽下，溉拔移别处，屋刚建成，就复拆毁。远近臣民，不胜战惧。臣恐大本一废，远业难成，实为陛下忧虑。”忽必烈认真咀嚼了一番这忠恳之言，怒气渐息。姚枢的“大本”说穿了就是汉法，在理财派的节节挺进下，看来汉法确有废置之虞了。
阿合马排挤安童没能得逞，接着因围困襄阳，急需筹备军需，1268年廷臣议设尚书省总理财政，以阿合马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企图架空安童，向忽必烈建议宜升安童为三公。忽必烈还真当回事，交诸儒议拟意见。汉法派商挺倡言道：安童是国家的柱石，如为三公，是崇以虚名而实夺之权，决不可行。忽必烈还不想在南宋未下就将汉法派摒弃，只好作罢，而且两年后才设立了尚书省。
阿合马的理财能力在帝国群臣中的确是出群拔萃的，连汉法派对阿合马的个人才能也没有提出过异议。蒙古人有一个特殊的爱好，他们非常重视口才的培养，每次聚会每人都要说一段箴言妙语。忽必烈也十分推崇能言善辩的人，阿合马便具有口才天赋，而且他还足智多谋。“急于富国”的忽必烈大惊其圩，“授以政柄，言无不从”。将进攻南宋的一切军需调度大权全部委拜给阿合马。
借军事行动几乎全揽了帝国中枢权力的阿合马，骄横刚愎，决策行事从不咨文中书省。尚书省设置后，阿合马根本不依铨选旧例，擅将亲信党徒、子侄亲戚充委其间，导致中书省形同虚设。从而激起了中书省长官安童及顾问许衡等汉法派的强烈反对。
安童向忽必烈一再诉苦：阿合马的尚书省事中书省一概不知；阿合马擢用私人，不由部拟，也不咨会中书省；阿合马分管各路民政和财赋，还插手刑事案件。阿合马的种种骄纵，连忽必烈都为之惊诧，感到此人有点过分，抚慰已被架空的安童说：“汝所言是。岂阿合马以朕颇信用，敢如是耶？其不与卿议非是。”但阿合马将忽必烈的话置若罔闻，甚至反驳道：“事无大小，皆委之臣，所用之人，臣宜自择。”这句话使我们坚信，忽必烈一定有事无巨细全部委托阿合马的意思，不然，机巧到眼睛毛都会吹口哨的阿合马是不敢忤逆主子的。安童无可奈何，只好向忽必烈请求：“自今以后，唯重囚犯和任命上都总管两件事，交移臣理，其他全部委付阿合马。”忽必烈马上满口答应。
耿直、古板但极有学问的许衡屡次被阿合马排挤出朝。许衡虽迂阔，但敢直谏，说心里话，不怕死。1270年许衡得知阿合马任命其子忽辛为枢密院佥书，主掌兵权，激辞进谏忽必烈：“国家事权，兵、民、财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与财，子又典兵，不可。”忽必烈大为不满，反问许衡：“卿虑其反邪？”许衡毫不怯弱道：“彼虽不反，此反道也。”阿合马火冒三丈，反诬许衡避辞利禄，是“欲得人心，非反而何？”
阿合马多次伺机报复，举荐许衡出任中书左丞，以便借事倾陷。许衡力辞不就。后来许衡听从朋友劝告，为避免夜间“卒有横逆”，向忽必烈力请告老还乡。
以阿合马为首的回回人势力异军突起，其前10年阿合马先掌财赋大权，进而控制了朝廷中枢政权。在阿合马的幕后，实际上的操纵者是忽必烈，阿合马势力的消长，基本上反映了忽必烈对待汉法的态度。1270年以前，忽必烈之所以没有令阿合马嚣张到为所欲为的程度，是因为他还需要建立适应汉地的封建专制官僚系统。而修补“文治多缺”又不是阿合马集团所能力任的，因此，对历代典章制度烂熟于心的许衡之流虽一再辞呈还乡，或一再被罢相，但过一段时间忽必烈仍不得不再安车召回。但帝国的政权建设一旦大体草就，许衡之流实质上已陷入飞鸟尽、良弓藏的境地了。所以，在下一个阶段的两派斗争中，汉法派迅速败下阵来。
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后，阿合马的擅权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直至1282年阿合马被杀。
后10年的朝廷政局与忽必烈时代前期相比，出现实质性的根本逆转。后十年阿合马只栽过三次跟头，一次是尚书省被撤，一次，是真金殴打了他，另一次是阿合马被王著用铜锤砸碎脑袋，除此之外他一直春风得意。相比之下，汉法派凋零得连忽必烈都不堪回首。
1272年，在中书省的一派牢骚声中，忽必烈也觉得中书、尚书两省并置，职掌不清，冗员太滥，他还没有见过如此臃肿的宰相集团。因此忽必烈决定将两省合而为一。阿合马揣摸到忽必烈的心意，雷厉风行，奏请以安童为太师，企图借此撤中书省而尽揽政权。阿合马担心适逢入京参议其事的山东东西道提刑按察使陈祐提出异议，私许陈祜任尚书省参知政事，条件是附声附和。但颇有汉人良知的陈祜在讨论两省合并的会上却力言中书省乃国家政本不可废黜，并批驳阿合马议立太师之位是使之徒具虚名。汉法派群也力言痛谏，忽必烈于是撤尚书省并入中书省，但阿合马仍任平章政事。安童乘此疾风，向忽必烈控告：“阿合马、张惠挟宰相为商贾，以网罗天下大利，毒黎民、困无所诉。”并揭露其党羽劣迹，忽必烈仍采取安抚手法，说：“若此者，徵毕当显黜之。”但这只是说说而已，阿合马的宰相之位仍无动摇。
这是以安童为首的汉法派最后一次垂死般的回击。自此，汉法派的命运便直转逆下，一发不可收拾。
改组后的中书省宰相，伯颜、史天泽主持南宋战事，许衡辞职，廉希宪和耶律楚材子耶律铸被罢，实际上主持中书省工作的是右丞相安童，左丞相忽都察仅是虚名而已。剩下的恰伯、张惠等都是阿合马的同党，汉人中只有张易和赵璧，赵璧此时已老病缠身，拜平章政事后竟毫无作为，而张易则“视权臣（指阿合马）奸欺，结舌其傍”，虽有不满，但只潜沉心底，表面上则唯唯诺诺。1275年，安童终于被排挤出中书省，忽必烈命他陪北平王那木牢去出镇阿力麻里，名为重边，实为罢相。1276年，赵璧病死。二人走后，中书省却没有作相应人事调整，中书省右丞相虚悬至1281年。中书省的权力实际上已落入平章政事阿合马的囊中。
在朝廷中还能走动的旧日幕僚，仅剩下张文谦、张易、赵良弼三人而已。其余的一大批金莲川幕僚，大多亡故，刘秉忠、史天泽于1274年、1275年相继去世，接踵其后的是姚枢、许衡、窦默、董文炳、廉希宪、王恂、李德辉等人。硕果仅存的三位，结舌其傍以谋自保的张易抛开暂不管他，赵良弼先是忙于出使日本，返国后签书枢密院事，在蒙古人一手垄断的枢密院工作，实际上毫无施展能力的机会。我们不知道什么原因，“良弼屡以疾辞”。张文谦为人“刚明简重”，“数忤权倖”，遭到阿合马的猛烈轰击。阿合马再次奏请撤诸道梅察司，这实际上是剥夺御史中丞张文谦的饭碗，同时也摆脱台谏机关的牵制，张文谦力争，恶陈利害，才在忽必烈的游移不决中保下监察机构。他也为自身的生命担忧，“力求去”。至此，汉法派已一败涂地。同样虚弱的忽必烈终于感觉到耳边清净了许多，只剩下阿合马动听的谗言了。
思索一下汉法派覆亡的原因，对蒙古人、汉人来说，都意味深长。
首先是汉化问题。
游牧人入主农耕定居的汉地，如果企图保持长久统治，就势必要采取驾驭农耕文明的权术，而积累了上千年权术势、霸王道经验的一整套统治术则是现成的。凡是从北方和西北俯冲到中原的少数民族无一不是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不同的只是如何取舍汉法。但游牧民族和汉人相比人数很少，进入汉地，采行汉法很容易消失到汉人的汪洋大海里。如何保留本民族的个性、统治和特权，又不被汉人同化，这个度则很难把握。
忽必烈头脑十分清醒，全面改行汉法便意味着全面汉化。全面汉化的命运将同辽、金一样。对汉化，忽必烈十分警惕，他处处以金世宗为楷模，既采用汉法中的治术，但又倡导国俗，遏制汉化的速度。两都制和大游猎本身就带有这种性质。尽管忽必烈作了许多努力，而实际上进入中原的蒙古人，草原的落后习俗与汉文明的腐朽消极成分已经拥抱，特权的庇护温床已垂下帷幕，结合的后裔是蒙古草原的淳朴、强悍和蓬勃向上的进取精神向奢侈、腐化、懦弱和惰怠转化。
而汉化是汉儒们挟带而来的，忽然排斥、猜怠、疏远与打击汉儒，在一旦确立了国家政体之后，便不难理解了。
其次是汉儒本身问题。
忽必烈崇喇嘛教而薄禅宗，徒单公履投其所好，1271年建议实行科举制时譬喻说：“儒亦有是（佛），科举类教（喇嘛教），道学类禅。”忽必烈闻之震怒，召姚枢、许衡与耶律铸廷辩。恰巧董文忠从门外过，忽必烈发泄道：“汝日诵《四书》，亦道学也。”忽必烈还说过：“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对汉人不务实用的风气，忽必烈的鄙薄之情溢于言表。
对“廉孟子”希宪忽必烈也发过怒。因廉希宪拘泥于诏书，释京师重囚匿赞马丁，忽必烈大怒道：“汝等号称读书，监事乃尔，该当何罪？”廉希宪被罢相后，忽必烈得知廉希宪整日在家读书，不满地说道：“读书固朕所教，然读之而不肯用，多读何为？”
许衡、姚枢也有许多迂腐滥调，根本无法解决帝国关乎国计民生的实际问题。对忽必烈来说，空谈等于犯罪。忽必烈对汉儒的疏远不能不说，汉儒本身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第三，元廷费用浩繁问题。
忽必烈的帝国不是处于只有只牛拉辇车的开国时期。它是以豪奢巨赏而著名世界的蒙古帝国的继续。因为忽必烈继位的不合法性，忽必烈的岁赐例赏便更殷勤。维系贵族的奢侈需要银两；大兴土木，修建两京需要银两；而连绵不断的战争更需要银两的资助。各项支出让国家财政更加空虚。
忽必烈只能保证百姓不致饿死，但他不能仁慈到攻打南宋的军队不向百姓搜粮刮税的地步。时值灭亡南宋的前后，压倒一切的是增强军力，保证财用。腐儒无力担起重任，忽必烈只有依赖经营策划有方的理财派。
阿合马通过兴铁冶、铸农器官卖、增盐课、括户口、增税、推行钞法、滥发交钞、清核诸官府、追征逋欠等手段使帝国财政得以应付，为忽必烈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难题，忽必烈自然会喜欢、倚重这个财神爷。忽必烈就曾这样评论、称道他的宰相：“夫宰相者，明天道，察地理，尽人事，兼此三者，乃为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了等，亦未可为相，回回人中，阿合马才任宰相。”
言外之意，除此而外，再无堪任宰相之臣了。实际上中书省的权力也正是掌握在回回人手中。因此，尽管汉法派一再抗议、揭露阿合马，但忽必烈丝毫不为所动。甚至在汉法派凋零后，忽必烈还帮助阿合马打击异己。
总结众多的因素，就不难理解汉法派的灭亡了。
从1272年阿合马以平章政事入主中书省，直到1282年，阿合马除了向忽必烈的国库输满天下财货、博得忽必烈的赏心悦目外，天下良田、美女和银钞也源源不断流向他本人的库府。这也许是忽必烈不愿听到的。
气焰薰天的阿合马在忽必烈的卵窠里，其不可一世的表演主要集中在：援引奸党，将郝祯、耿仁举荐到中书省，阴谋交通，专事蒙蔽主子忽必烈；在帝国权力各要津处，安插寻侄，他的二十几个儿子遍布帝国权要之处，甚至连他的家奴也长期掌握着大都的兵权；广占良田，“民有附郭美田，辄取为己有”；渔猎各式美女，只要是他看上的漂亮女人，不管是少女还是少妇，都逃不出他的魔掌，他最文明的伎俩是许封美女父亲显爵，而最缺乏人道的是将部臣的母亲、妻子、女儿全部凌辱、蹂躏和奸污；倾陷忠良，党同伐异，只要对他稍不恭敬，那么，此人最起码会身陷囹圄；大量收纳贿赂，甚至截留献给忽必烈的贡品。
阿合马横行霸道的结果使帝国的臣民怨声载道，对他深恶痛绝，愤恨至极；忽必烈也觉得其权力的无边无际，有失自己的面子。
忽必烈觉察到阿合马不仅能给自己带来财富，但也可能招致巨祸。于是决定裁剪阿合马的专权，将皇太子真金推到阿合马的面前。真金的思想是地地道道的儒术的翻版，他对阿合马的横征暴敛、骄恣枉法早怀厌恶，只是碍于父面、未敢发作。当接到父汗令他参决朝政的诏命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弓敲打阿合马，当阿合马满脸伤痕跑到忽必烈跟前时，忽必烈问：“你的脸怎么了？”阿合马嗫嚅而改口道：“被马踢了。”真金当场揭穿他：“你说得真无耻，这是真金打的。”真金感觉到父汗没有发怒的意思，接着干第二件事：当着忽必烈的面，狠狠将阿合马殴打多时。从此之后，阿合马见了真金像猫一般温顺，或者像老鼠一般溜掉。
被逼退到绝崖边上的汉臣终于颖出两位勇士。一位是具有古士侠风、嫉恶如仇的益都千户王著，一位是王著的朋友僧人高和尚。王著冒着杀头危险偷铸了一个大铜锤，发誓要为民除害，为国除奸；高和尚则诈称身怀绝技，能役鬼助战、遥控敌人，取得枢密副使张易的信任。
1282年三月，忽必烈带着真金等家眷、鹰师及其他随从例行前向上都。大都只有阿合马留守，处理政务。王著、高和尚决意趁机行事。经过周密布署，十七日，王著矫传皇太子真金令，命中书省备办斋品供物，称真金要回都作佛事。中午，王著又遣崔总管通知张易发兵，于当夜会聚东宫。同时，王著本人亲自驰告阿合马率中书省留守官员到东宫等候真金；又分遣一部分敢死队前往居庸关控守，另一部分敢死队则簇拥皇太子的仪仗，浩浩荡荡，向健德门进发。
阿合马觉得事出蹊跷，但又慑于真金的雄威，仍如期赶往东宫，不过，他还是不放心，就派中书右司郎中脱欢察儿带数骑前去觇伺。脱欢察儿出健德门10里，碰到王著假扮的皇太子大队人马，尽被王著所杀。
入夜二更时，王著的伪太子大队人马在烛光旗影中抵东宫西门。守卫东宫的高鹪与尚书忙兀儿、张九思种张易均集兵东宫，准备迎候，高、张二人有些疑惑，派人询问。王著等见赚西门不成，转趋南门。至东宫南门，阿合马和中书省官员正在恭候。假真金传令阿合马率省官上前，责备了阿合马几句，王著立即将阿合马拽到一旁，袖出铜锤，砸碎其头。一代奸妄，顿时毙命。
接着又传呼中书省左丞郝祯，郝祯也莫明其妙地被杀。右丞张惠比较幸运，仅被传来囚禁一旁。
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的官员们遥望着前面烛光下影影绰绰晃动的身影，忙忙碌碌，似乎飘荡了杀气，一个个敛声屏息。众人正迷迷瞪瞪之际，从西门跑到南门的张九思从宫中大喊一声：“叛贼！”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闻声彻悟，持梃飞身上前，将马背上的假真金击坠，转身命令卫兵驽箭齐射。王著的部众四散奔逃，而王著本人则挺身清缚。次日清晨参与谋乱的人大多被处决。高和尚逃到高梁河，也被捕。
正驻帐察罕脑儿的忽必烈，听到因自己放纵宠幸而与阿合马一道暖孵的帝国炸雷后，惊愕了半天，但他随即便从震怒中清醒。立即回銮大都，同时派李罗、和礼霍孙等箭驰大都镇压乱党。二十二日，王著、高和尚被诛于市、张易也被处以极刑。王著临刑，凛然自若，大呼：“王著为天下除害，今死矣，异日必有为我书其事者！”
大都暴动在忽必烈内心掀起了狂澜巨浪，汹涌的大潮拍打着他的一个个问号。阿合马为什么被杀？王著等人不惜抛颅洒血意味着什么？张易的神秘表演为什么没被戮穿真相？张易的幕后是否还有他人？层层谜团让忽必烈如坠云里雾里。
忽必烈冷静之后，收拾一下丛聚的疑点，再次施展他杰出的政治天才。他不断地想：阿合马虽然激起了绝大多数汉人的愤怒，但他显然是自己的替罪羊。如果自己也在大都宫中，后果简直不堪设想。对阿合马应该厚葬，借以抚慰回回以致整个色目人的惊悸，以防掌握着帝国各处权柄的色目人因恐惧而四溅愤怒和报复，汉人的暴乱已使帝国群情激昂，决不能让叛乱也蔓延到色目人中。因此，花费巨额金钱、派遣达官贵人去隆重埋葬阿合马是值得的。王著、高和尚死有余辜，但张易则更令人心寒，幕后策划人显然是张易，不然王、高无法调动那么多军队、王、高本人之所以能在宫廷走动也多得张易的引荐，而且最直接的理由的是张易不仅率右卫指挥使颜义的军队前往东宫，还知道，最起码是在高梢的一再追问下说过“皇太子来诛阿合马”的话。由此推断张易知悉王著的密谋，不能算冤枉张易。很可能是掌握着帝国一部分军权，而且对大都、对宫城、皇城都非常熟悉的张易为王、高策划了具体的暴乱计划。不处张易极刑不能泄自己的心头之恨，也不足以平色目人之忿，但更重要的是要敲山震虎，威慑汉人官僚不要再想入非非。对王、高、张最好是将他们的肉做成肉酱，分发给汉人官僚及其他有疑问的人，这不亚于剑架肉脖的威吓。心理战是现在最合适的办法。看来这次暴乱非常有组织，除首恶外，多达上千人，甚至能将东宫的仪仗、印信都调拔出来，其中有不少的是汉人总管、千户、所以能顺利穿过大都城门、宫城门而进入太子宫。真金会不会真的与这次谋乱有关，因为他是最讨厌阿合马的。不，不，儿子是自己的骨肉，他怎么会干这种傻事呢？除了儿子，在帝国内还能信任谁呢？肯定张易的背后还有更大的人物，张易的老同学、过往甚密的张文谦就值得怀疑。这一次比王文统案更复杂、也更危险，再次庆幸，自己没有在大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