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的个人生活则十分节俭，这也许是来自草原匮乏财物而游牧民在生活方面都极其节俭的缘故。柏朗嘉宾在谈到蒙古习俗时说：“蒙古人用肉汤洗刷碗、勺和其它器皿，洗完后仍将汤倒回锅内，接着再喝，从不用水洗。在吸尽骨髓之前，他们绝不会把骨头抛给狗，对他们来说，浪费是一大罪孽。”
王恽介绍忽必烈时说：“临御以来，躬行俭素，思复淳风，如轻纻衣而贵缯，去金饰而朴鞍履。”至衣服等物装饰华贵的东西之类，一切禁止。王恽的话应该是可信的，他追随忽必烈多年，曾担任御史台的第一任监察御史。
忽必烈的节俭有时候也表现在他对亲人的严格要求上。一次，他的儿子真金有病，忽必烈前去看望，发现铺的竟是织金卧褥。忽必烈十分生气，责备他亲自选定的儿媳妇阔阔真：“我总认为你贤淑，为什么这么奢华呢？”阔阔真赶忙跪下分辩道：“平时不敢用，只是太子病了，恐有湿气，才铺了它。”说完，马上撤下。另有一次，他最宠爱的皇后察必从太府监支取缯帛表里各一，忽必烈批评妻子：“这是军需品，是属于国库的，不是私人的，你怎能随意支取？”因此，察必以后非常勤俭，常常亲率宫人利用旧弓弦缉兰由成衣，将废置的羊臑皮缝成地毯。
最为有趣的是忽必烈在大都的新宫中，从草原移种了一片思俭草，常常自警、警人。教育子孙要勤俭为家持国，不要忘了祖宗创业的艰难，更不要背离祖宗的淳朴作风。
这种几乎天真的做法也许令人们掩口偷笑，一方面豪奢无度，另一方面又节俭到吝啬的程度。这就是忽必烈的矛盾性格。
读历史常常使人感叹万千。中国的繁华似乎总给人以过眼烟云般的感觉。杜牧笔下秦始皇的阿房宫，其壮观那么震憾人心，项羽一把火烧掉了。洛阳城人数不清死了多少次，而贞观、开宝年间，世界的大都会长安经过安史之乱与唐末的战火，凋蔽得令人不堪忍受，重读唐诗中的繁华尤如剜心般的疼痛。宋代士大夫的乐园，八方辐凑、万商云集的汴京，经过靖康之难，其富庶蒸腾，也荡然无存。燕京，金国的首都，成吉思汗将它变成了杀人的战场。1213年，在居庸关外，“杀的人如烂木般堆着。”到忽必烈进入燕京时，燕京的破败犹如古城墙外的鬼市，但见“野花述辇路，落叶满宫沟”，已无复旧观。
烧了再建、毁了重修，中国的黎民将精力都用在了重建家园上。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将是京城的劫难之时，从没有人敢居于亡国者的豪华宫殿里。
具有讽剌意味的是，蒙古人屠了城后，却又不得不由其后人重建并寻找百姓。历史将忽必烈推到这矛盾的涡流，而忽必烈只好以矛盾的态度去处置。营建开平与重筑燕京便充分揭示了忽必烈的矛盾心理。
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栖身的高枝，忽必烈曾煞费苦心。
营建开平时忽必烈还没有做大汗。忽必烈的人生重大转变，基本上都是在开平完成的。开平北枕龙岗，南濒滦水，四山拱卫，地处一片水草丰美的草地上。当时在联络和林与燕京上，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但作为都城却显得底气不足，一为新筑之城，百姓无几，二为一块草地也供养不了急剧增加的各色人等。此外随着统治重心的南移，开平也有许多不便之处。
和林始建于窝阔台，完成于蒙哥。十分有趣，他们二位一面残破行将并入自己版图的异人国度，一面却又依照被摧毁的异域建筑样式兴建自己的国都。但经过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数番争夺，和林已呈破败之势，而且它太靠近敌人海都的领地，实际上已地处前线，成为草原诸王争夺之地，因其远离汉地促使忽必烈放弃定都和林的想法。
只有燕京勉强被忽必烈接受，但燕京却有一个十分明显的缺点：无法满足忽必烈的草原口味。不过，从政治上考虑，燕京的确有它独具的魅力。忽必烈的家臣曾向他建议：“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潍，北连朔漠。且天子必居中以受四方朝觐，大王果欲经营天下，驻跸之所，非燕不可。”自古以来燕京就是中原通往辽东和漠北的枢纽，也是中原王朝抗御北方游牧民族南牧的军事重镇。在争位战争中，忽必烈就是依托燕京，借汉地丰厚人力、财力而取胜的。忽必烈随版图的南移与扩大、巩固，统治中心也势必要着眼于加强农业城廓地区的控制，李璮之乱也加速了他的选择。1264年二月，忽必烈开始修复琼华岛，揭开营建都城的序幕。同年，因去年升开平为上都而改燕京为中都。1272年二月改中都为大都（今北京）。
为弥补燕京的遗憾，忽必烈一方面准备辟城外的农田为牧场，另一方面一年中仍留一半的时间在上都。这与蒙古诸汗逐水草季节迁徙的习惯相吻合，两都制逐渐形成。
深究起来，两都制的内涵不仅仅为忽必烈照顾自己的情绪，更重要的是和林废置以后，上都便成为忽必烈笼络诸王、抵御海都势力东窥的基地。照顾草原诸王的情绪尤为重要。实际上，忽必烈正是倚上都驾驭漠北，行使大汗的权力；凭大都君临漠南汉地，以皇帝的名义向中原腹地发号施令。这也是忽必烈调和矛盾的极妙手法之一。
1266年十二月，忽必烈开始大规模同时营建开平和燕京。他之所以急于修筑超越古今的两都，还带有炫耀国力、张扬声名以威震四方的政治目的。这是中原王朝历代开国皇帝的惯用伎俩，忽必烈的拿来主义的确已臻上乘。
不论蒙古帝国的内部分歧如何，在西欧的教皇及其它外国人眼里，忽必烈是蒙古汗国的大汗。这个帝国横跨欧亚，疆域之辽阔在忽必烈逐步确立大汗权威的进程中，他本人也自豪地认为大业甫定、国势方张、都城宫室，非巨丽宏伟，不足以雄视八荒。因此在这一年开始修筑两都具有特定的政治含义。
此外，蒙古旧俗，也促使着忽必烈，促使忽必烈去营建新城。蒙古人对废弃的古城极为嫌恶，直接名之为“马兀”（坏或恶的意思）；而对斡耳朵曾经驻营的地方。凡是有过任何烧过火的地方，蒙古人从不再扎帐，甚至连从旧迹上走过都被视为不祥的征兆。自然，金国残破的宫殿，忽必烈无论如何是不会去触忌犯讳的。早在新城营建之前，忽必烈驻身燕京，就下榻在琼华岛上的广寒殿，而不是屈身于金人的废宫。
忽必烈的堪舆专家刘秉忠选定以琼华岛为中心的湖区及其周围旷地作为新址，规划好城池、宫阙后，由张宏略、段天祐等负责工程的具体指挥和组织。筑建工程以惊人的速度进展。1272年三月宫城峻工，1274年正月宫阙告成，忽必烈十分激动，在御正殿接受朝贺。
到1287年工程浩大的大都新城全部告峻，它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其气势之磅礴，当年成吉思汗不敢仰视的金中都城简直无法比拟。
大都城坐北朝南、呈方形、南北较长。周围总计28600米，共计11个门。比明清时的北京城大，同样它也带有忽必烈的浑雄气魄。都城内套皇城、皇城中又置宫城。皇城、宫城是忽必烈的活动区域，皇城以外的城区整齐划一，共分五个坊，是百姓的聚居地。
与历代中原王朝的都城相较，其特色显而易见：第一，城、殿布局一仍汉制。体现了《周礼·考工记》的“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原则，建筑风格、形制一效汉制，城门、坊名均从《易经》中命名。因此从总体上它是一座汉城。第二，城内由于水源充足，绿化方面显然带有蒙古草地方面的特色。各城墙间种植有大量树木，甚至还辟有草场，饲养鹿、麝等动物。第三，皇宫内部布置基本上照搬蒙古斡耳朵里的旧制。在正殿大明殿内，忽必烈与皇后座位并设，左右排列诸王、贵族和张薛官的坐床，前方备有巨大酒瓮，桌上摆放着各种传统乐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它又是一座汉蒙糅合的、体现了忽必烈性格的城市。
忽必烈在大都的生活区间，主要集中在皇宫内的两个部分：一是以大明殿为中心，这是忽必烈处理全国政务的地方；二是以延春阁为主体的另一组建筑，是忽必烈居住、日常生活的地方。
马可·波罗在大都生活了十几年，对“人烟百万”的大都他在回忆录中作了动人的描绘。他几乎将人类创造的美好词句诸如雄伟奇观、登峰造极、壮丽富赡、气势轩昂等等都倾泻到了大都城上。如果人们怀疑这是马可·波罗的信口开河，但随后的鄂多立克和伊本白图泰对大都却表示了同样的惊羡，大都作为13世纪城中雄杰，看来并不真是马可·波罗的信口雌黄了。
我们再随历史的记载去领略一下13世纪末的上都。
上都的建筑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刘秉忠所建的汉式城邑，也是由外城、皇城、宫城组成；另一部分是蒙古式的宫帐，驻营在一个方园20多公里的御花园上。
与大都相比，上都给了忽必烈体味真正草原生活的乐趣。在御花园内，沟渠纵横、草地丰美，许多品种的鹿和山羊在这里游食，与它们为伍的还有成千上万色白如雪的牡马和北马，以及200多种飞禽。忽必烈对这些动物禽类，异常珍爱，任何侵犯它们自由的人都将被震怒的忽必烈处以死刑。对忽必烈来说，飞禽走兽比人更可爱。
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忽必烈驻跸在气候温和的上都。每周他都去巡游这座天然的御花园，他骑马驰骋在这片草地上，带着鹰及数头小豹，行猎取乐。当他高兴时，忽必烈放出小豹，观赏豹捕鹿羊的雄姿。
忽必烈另一项娱乐活动，也必不可少，即：饶有兴致地观赏术士的表演法术、魔术。忽必烈最感兴趣的节目有两个：一个是乌云密布，倾盆大雨即将来临，但术士们登上宫顶，一阵妖法完毕，天空却渐渐云开雾散，由雾转晴。另一个节目则更不可想象，当忽必烈坐在御膳殿就餐时，不用忽必烈以及侍卫们动手，术士们就能将酒或饮料注入杯中，然后杯子在空中飞越十数步，直接到达忽必烈手中。当忽必烈饮完后，杯子又会自动飞回原处。忽必烈曾不无得意地问基督徒：“你们会这样的法术吗？假如能，我就改信你们的宗教。”
跟随忽必烈到上都的还有中央机关的首脑们，在这里忽必烈也处理政事。另外，更重要的工作是举行蒙古传统的祭天仪式，除蒙古人外其他族人均不得参加。如果忽必烈的兴致高些，忽必烈还会屡屡举行草原诸王大宴会，宣颂成吉思汗的札撒，并让每个与会者都说一段必力格（箴言）。
两都制将忽必烈一分为二，在上都他尽情表演蒙古旧俗以取悦诸王，放纵他爱好自然的天性；在大都他尽量装出一副勤政爱民的皇帝样子，批阅成堆的枯燥奏章，倾听腐儒们啰嗦的说教。忽必烈留3个月给上都，一面避暑，一面游玩；留6个月给大都，一面过冬，一面处理全帝国的政务。另3个月忽必烈要去海滨或大草原行猎取乐。
每当春暖花开，草青地茂，忽必烈便带领数万人的各色随从投入大自然的怀抱，进行游猎大旅行。
每年春季，忽必烈便率领他的后妃、诸王、医生、星占学家、鹰师和各类官吏、服务人员浩浩荡荡地从大都出发，向东北方向前进。因为忽必烈早在中年时就患风湿病，他的坐骑不是马而是从安南等地进贡的大象。四头大象共载一个木制亭子，这个亭子忽必烈称之为“宝盆”。其高度可想而知，这简直是一座移动的宫殿，亭子精雕细琢，里面衬着金线织的布作垫，外面则挂着狮子皮。忽必烈的举足一动都带有他的个性，其胸襟之开阔由此亦可见一斑。
忽必烈坐在宝盆里，两旁有12名最宠幸的侍卫、官员站在他的身旁，携带着12只帝国最凶猛的大隼。在4只大象的两旁是骑马的随从。当骑马的卫士观察到鹤或其它鸟类飞近时，便马上禀报忽必烈，忽必烈拉开宝盆门帘，看到猎物后，便命令放出大隼，而他则躺在宝盆的睡椅上，观赏空中鹰攫猎物的搏斗。
随从忽必烈的还有多达一万人的鹰师和两万人的猛犬看管者。狩猎不同的动物忽必烈豢养有不同的猎具。他用豹和山猫，追逐野鹿；用狮子袭取野猪、野牛、驴、熊、鹿、獐等；用鹰专门训练捕狼；用隼搏击飞禽。他养的许多狮子，皮毛光泽，颜色美丽，将它们关在笼内用车运至狩猎地；他养的鹰体大有力，犀利凶猛；他还养有最少5000头猛犬和猎狗。忽必烈十分喜欢观赏狮子追逐野兽，狮子凶猛的气势和捕获猎物的敏捷灵活，给忽必烈带去许多乐趣和启示。但给他带去启示最多的是围猎的壮观景象。
忽必烈将数万人的狩猎队伍分成许多小分队，从左右两个方向突进，犹如撒开大网，然后合围，将所携的猛犬、狮子、豹、鹰一齐放出，而忽必烈则安然地坐在他的高大宝盆上，置身于围场中央，欣赏围场内从四面八方扑来的猎人们的奋勇搏击。鹰犬的迅猛追逐，其震憾人心的盛况，恐怕连忽必烈本人也难以用语言描述。由此，我们想到忽必烈的灭亡南宋，其场景与这围猎有着惊人的相似，只是猎物由猛兽换成弱宋的臣民、江山而已。
忽必烈的一切似乎都是气势非凡的代名词。大行猎的宫帐其大而豪奢也令人难以置信。这顶帐幕宽敞异常。据马可·波罗说，一万名士兵能在里面排列成阵，而且还留有高级官员和草原贵族们的坐席地。帐幕的入口处朝南，东边另有一帐幕与它相通，构成一个宽敞的厅堂。它的后面是一间华丽漂亮的大房间——忽必烈的卧室。每间厅堂或卧室，用三根雕花并镏金的柱子支撑，帐幕外面用白、黑、红条纹相间的狮皮覆盖、缝结紧密，既不进风，又不透雨。里面则衬以贵重的貂皮和黑貂皮。这是忽必烈的寝宫，也是召见官员、议事，处理紧急政务的地方。如果将它比之为移动的宫殿简直是恰如其分。
整个春天，忽必烈就消磨在令现代人无法想象的游猎生活里。然后，他去上都避暑。
如果人们觉得忽必烈在大都的生活过于沉闷，那么，忽必烈用大朝宴和万寿节、白节弥补了它。
白节（指蒙古族的新年）这一天是新年伊始，所有在京的官员及各类公务人员都齐聚在皇宫的殿前向忽必烈嗑头拜年。之后，忽必烈一除中原皇帝的小家子气，他不是检阅军队而是检阅由5000头大象组成的象队。全部大象都披上用金银线绣成鸟兽图案的富丽堂皇的象衣，每头大象的背上都放着两个匣子，里面满装着宫廷用的金属杯盘和其它器具。象队后面紧跟着庞大的骆驼队，同样也驮装着各种生活器具。整个队伍排好后，列队从忽必烈前走过，接受忽必烈的检阅。
九月二十八日，是忽必烈的诞辰。这是仅次于元旦节的另一个隆重而盛大的节日。所有的佛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道士及各色人等，都必须分别虔诚地祷告他们的神主、祈求保佑忽必烈万寿无疆，其势之盛，无法形容。
在白节、万寿节或其它值得庆贺的节日忽必烈还举行大朝宴。参宴的人员常达万人，只有少数人能够入座，大部分官员乃至草原贵族都必须坐在大殿的地毡上进餐。珍馐佳肴的丰盛，超乎一切的常规。宴罢后，忽必烈开始欣赏喜剧演员的各种俏皮术和术士、魔术师们的各种戏法。
当我们撩开忽必烈神秘生活的面纱，你是不是会觉得那一小片思俭草是那么的柔弱无力，弱不禁风，以致它在忽必烈的生活里显得可笑、可怜。
这就是忽必烈的生活与性格，荒诞而又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