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西摩·威尔布拉汉姆·温特沃斯，是查尔斯·凡德里夫特爵士的妹夫兼秘书。他是位百万富翁、知名的金融家，祖籍南非。许多年前，他只是开普敦一位不知名的律师，我有幸娶了他妹妹为妻（当然也是门当户对），后来他将金伯利附近的地产、农场逐步发展成了克罗地多普·戈尔康达有限公司，他就给了我秘书一职；这个职务收入不错，此后我便作为秘书和他形影不离。
查尔斯·凡德里夫特这人，一般的骗子骗不了他。他中等身材，体形魁梧，嘴唇紧闭，目光犀利，一副典型的成功且精明的商业天才的模样。据我所知，只有一个骗子在他身上得逞过，用尼斯警长的话说，即便维多克、罗伯特·胡丁，还有卡廖斯特罗[1]联起手来，也绝对斗不过这个骗子。
当时我们去里维埃拉待了几个星期。我们只是想摆脱金融集团那些繁重的事务，彻底地休息和放松一下，因此也就觉得没什么必要把妻子也一同带出来。实际上，凡德里夫特夫人一心痴迷于伦敦的各种享乐，对于地中海沿岸的乡村风情并无太大兴趣。而我和查尔斯爵士，虽然在国内全身心忙于公务，但对于能够完全摆脱伦敦的城市生活，到蒙特卡洛的高地来，欣赏到迷人的植物，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种彻底的转变，我们完全欢迎。我们对风景情有独钟。站在摩纳哥的岩礁上放眼望去，身后的滨海阿尔卑斯山、前方的无际碧海，在雄伟的大赌场的映衬下显得尤为壮观，这是全欧洲数一数二的美景，令我心旷神怡。查尔斯对这个地方有种眷恋之情。经历了伦敦的喧嚣，下午能一边享受到蒙特卡洛的棕榈树、仙人掌、清风，一边还能在轮盘赌中赢上几百块钱，这让他精神焕发。要我说，对那些有识之士来讲，这个国度就是他们疲惫时的天堂。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在此逗留。查尔斯觉得，作为一名金融家，通信地址中出现蒙特卡洛，这不太合适。他希望在尼斯的英国大道上找一家舒适的酒店，在那儿每天沿着海岸走到大赌场，恢复一下身体，放松一下紧张的神经。
这段时间，我们舒舒服服地住在英国大酒店。客房在二楼，房间很不错——有客厅、书房、卧室——随处可见来自全球各地的各色人等，都非常和蔼可亲。当时，尼斯到处都在谈论一个神秘的骗子，其追随者都誉之为伟大的墨西哥先知。据说他有超凡的预见力，还有很多其他特异功能。我这位能干的内兄有个特殊嗜好，碰到骗子，就非得揭穿他不可。他是位极其敏锐的生意人，可以这么说，去甄别、戳穿别人的骗术，那种替天行道的正义感让他感到满足。酒店中的许多女士，总在不停地向我们诉说他的各种奇闻怪事，其中有些人同这位墨西哥先知碰过面，还交谈过。这位先知曾向一位女士透露了她那离家出走的丈夫的当前行踪，向另一位女士透露了第二天晚上轮盘赌的中奖号码，还通过屏幕向第三位女士展现了她数年来暗地里爱慕的男子的影像。查尔斯对此当然压根不信，但这却勾起了他的好奇心。他想亲自会会这位了不起的读心术士。
“要是以个人的名义请他过来展示通灵，你觉得需要多少钱？”他问皮卡迪特夫人，先知曾为她准确地预测出中奖号码。
“他不是为了钱，”皮卡迪特夫人答道，“而是为了人类的福祉。我敢保证，他会欣然前来展示他的特异功能，分文不取。”
“胡说！”查尔斯爵士接过话，“不为钱，他怎么生存？不过，他要是能只身前来见我，我会给他五个基尼[2]。他住哪家酒店？”
“应该是大都会酒店，”她回答道，“不对，我想起来了，是威斯敏斯特大酒店。”
查尔斯悄悄地转向我，低声道：“西摩，听着，晚饭后立刻到这家伙的住所，给他五英镑，让他马上到我房间来展示他通灵的本事。不要提起我是谁，名字要绝对保密。你们俩一起回来，直接上楼，这样他就没法和别人串通了。我们倒要看看这家伙到底有什么本事。”
我按照他的吩咐出去了。我发现这位先知很有意思，十分惹眼。他和查尔斯爵士个头相当，但瘦些，腰板也直些，鹰钩鼻，眼睛像是能洞穿一切，瞳孔大而黑，面庞上的胡须刮得干干净净，轮廓鲜明，就像是我们梅费尔[3]的宅邸里那个安提诺乌斯的半身像。然而，他最大的特点是那一头怪异的头发，拳曲成波浪状，跟帕德雷夫斯基[4]一样，如同光环一样包裹着他那高高的白皙的前额还有那精致的面庞。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为何能给女性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他的外貌集诗人、歌者以及先知于一体。
“我到这里来，”我说道，“是想问问你，愿不愿意立刻动身去我朋友那里表演通灵？他还让我告诉你，会付五英镑作为表演的酬金。”
安东尼奥·赫雷拉先生——他说这是他的名字——向我鞠了一躬，那种西班牙人的彬彬有礼让人难忘。他橄榄色的忧郁面庞上泛起一丝蔑视的微笑，严肃地说道：
“我不会为了钱去出卖自己的才能，我不求报偿。要是你朋友——那位无名氏朋友——特别想见识一下在我指尖翻转的宇宙奇迹，我倒也乐意展示一番。刚好，我今天晚上没有其他安排。当有必要去打消别人的疑虑时（我本能地感觉到你的那位朋友是个多疑的人），我通常都会有空。今晚也一样，我刚好没有其他安排。”他的手从那漂亮的长发间划过，若有所思。“好，我去，”他继续说道，仿佛在同正在屋顶徘徊的某个不为人知的幽灵说话，“走，咱们一起去！”接着，他戴上墨西哥宽边帽，系上帽子的红丝带，斗篷披在肩上，点了支烟，就同我并肩大步走向英国大酒店。
他一路很少说话，说的几句也都很简短。他仿佛在埋头沉思，实际上，当我们走到门口，我转身进门时，他又向前多走了一两步，好像并没有注意到我要领他去的地方。他突然停住，环顾了一会儿，说道：“哈，英国大酒店。”顺便提一下，他的英语虽然有点南方口音，但讲得地道、流利。“就是这儿啦！就是这儿！”他又对着那个看不见的幽灵说道。
一想到他要拿这些幼稚的把戏去骗查尔斯·凡德里夫特爵士，我就笑了。全伦敦的人都知道，查尔斯这人才不会上别人的当。在我看来，这全都是些最低等、最拙劣的骗子的套话。
我们一起上楼来到房间，查尔斯爵士召集了几位朋友一起观看表演。这位先知进了门，若有所思。他穿的是晚装，但腰间的红带子十分醒目，让人眼前一亮。他在客厅的中央停了一下，没去看哪个人，也没去盯着哪件物品，接着他便径直走向查尔斯，伸出了黝黑的手。
“晚上好，”他说道，“我的灵魂告诉我，你就是主人。”
“猜得不错。”查尔斯爵士答道，“麦肯齐夫人，您也知道，干这一行得机灵点，要不然永远别想有什么出息。”
先知看了看查尔斯周围，朝其中的一两个人茫然地笑了笑，仿佛记起来以前见过面。接着，查尔斯爵士开始问他一些简单的问题，不是关于他自己的，而是关于我的一些问题，想考考这位先知。大多数问题，他都答得惊人的正确。“他的名字？我猜他的名字以‘西’开头——你叫他‘西摩’。”每句话说完之后，他都停顿良久，仿佛这些答案正在他面前慢慢地显现出来。“西摩——威尔布拉汉姆——斯特拉福的伯爵。不对，不是斯特拉福的伯爵，是西摩·威尔布拉汉姆·温特沃斯。今天在场的诸位中，有一位会知道温特沃斯和斯特拉福之间貌似存在某种联系。我不是英国人，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不知为何，温特沃斯和斯特拉福就是同一个名字。”
他看看四周，显然在盼着谁能证实一下。这时，一位夫人帮了他一把。
“斯特拉福当地有位了不起的伯爵，就姓温特沃斯，”她轻声低语，“如你所说，我也在想，温特沃斯先生是不是很可能就是他的后人呢？”
“是的。”先知黑眸一亮，立刻答道。想来也蹊跷，尽管我父亲一直以为实际上存在这层关系，但家谱中却没有。他不敢确定洪·托马斯·威尔布拉汉姆·温特沃斯就是乔纳森·温特沃斯的父亲，而乔纳森，这位布里斯托的马贩子，正是我们家族的先人。
“我在哪里出生的？”查尔斯爵士打断他，突然把问题转向自己。
先知双手抱住额头，好像阻止它爆裂一样。“非洲，”他缓缓说道，答案逐渐浮出水面，“南非，好望角，扬森维尔，德威特街，1840年。”
“我的天，他说得对，”查尔斯爵士咕哝着，“他好像还真有两下子。不过，他有可能来之前就查清了我的底细，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我什么都没说，”我说，“就这样一直来到门口，他连我要领他到哪个酒店都不知道！”
先知轻轻地抚摸着下巴，我看到他眼神中隐约露出一丝鬼祟。“要不要我告诉你藏在信封中的钞票的编号？”他漫不经心地说道。
“你先出去，”查尔斯爵士说，“我把钞票给其他人看一下。”
赫雷拉先生出了房间。查尔斯小心翼翼地把钞票传给周围的人看，自始至终一直把它拿在手里，只是让他们看了编号，接着便放进了信封，严严实实地封住了口。
先知回到房间，敏锐地扫了一眼所有人，仿佛对一切了如指掌。他甩了甩蓬松的头发，接着把信封拿在手中，一动不动地盯着看。“AF，73549，”他缓缓说道，“英格兰银行发行的五十英镑纸币——用昨天在蒙特卡洛大赌场赢的金币兑换的。”
“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查尔斯得意扬扬地说，“他肯定自己在那里兑换过这张钞票，我又从那里兑换了回来。实际上，我还记得，看到过一个长头发的人在那儿四处转悠。不管怎么说，这戏法变得不错。”
“他还能隔物观物，”一位女士插话道，说话的是皮卡迪特夫人，“他能透过盒子看东西。”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小香料盒，就是我们外婆用的那种。“这里面是什么？”她把盒子凑到他眼前，问道。
赫雷拉先生看穿了盒子。“三枚金币，”他答道，眉头紧锁，努力使目光穿透盒子，“一枚五块的美元，一枚十块的法郎，还有一枚是二十块的德国马克，老威廉皇帝时代的。”
她打开小盒子，到处传着看，查尔斯爵士则在一旁平静地微笑着。
“串通好的，”他像是自己咕哝道，“肯定是串通好的！”
先知转向他，面露愠色。“要不要再来一个更有说服力的？”他问道，那语气让人难忘，“这回让你无话可说！听着，你马甲左兜里有一封信——一封皱巴巴的信，要不要我帮你念出来？你要是同意，我就念。”
对于那些了解查尔斯的人来讲，这好像有点让人难以置信，但我不得不说，查尔斯的脸确实红了。那封信里究竟写了什么，我不得而知。他只是很不耐烦，有点逃避似的答道：“谢啦，这就不必了，不用麻烦你了。刚刚你在我们面前的表演，足以证明你这方面的能力了。”这时，他赶紧紧张地把手伸进马甲的口袋，即便这样，好像也隐隐担心赫雷拉会把它念出来似的。
我猜，他也多少有点紧张地瞄了一眼皮卡迪特夫人。
先知优雅地鞠了一躬。“先生，您的意愿就是我的铁律，”他说，“虽然我能看穿一切，但不论何时，都要尊重别人的隐私与尊严，这是我的原则。要不然，我也许就把社会搞垮了。要是把关于诸位的一切真相都公开，谁能受得了呢！”他环视房间一圈，引起在座各位的一阵不悦与恐慌。我们大多数人都觉得，这位神秘的西班牙裔美国人知道的未免太多了。要知道，我们其中有几位是做金融的。
“举个例子，”先知对此视而不见，继续说道，“碰巧几周前我从这儿坐火车去巴黎，同行的还有一位精明的男士，是位公司创始人。他包里装了些文件——一些机密文件。”他瞄了一眼查尔斯，“尊敬的先生，这些材料，您是知道的：专家报告——采矿工程师写的。您可能见到过一些类似的文件，上面写着‘绝密’。”
“这些是巨额融资的一部分。”查尔斯爵士冷冷地承认道。
“一点不错，”先知低声道，一时间，他的西班牙口音没之前那么重了，“既然这些文件上标明了‘绝密’，我当然得尊重这种隐私。这就是我想说的：既然我被赋予了这种特异能力，那么在运用它的时候，就不能惹他人生气，也不能给他人带来任何不便，这一点我一直视作自己的本分。”
“你能有这份心，别人会为此而敬重你的。”查尔斯略带刻薄地应道。接着，他在我耳边轻声说：“西，这个精明的浑球儿真讨厌，早知道就不请他过来了。”
赫雷拉先生仿佛本能地察觉到了查尔斯的这一想法，因为这时他以一种更为轻松欢快的语气，插话说道：
“现在我再给您展示一下超自然的能力，和之前不一样，不过更有意思。下面得听我的安排，得把周围的灯光稍微调暗一些。主人先生——这么称呼您，是因为我得有意克制自己，不让自己从在座的诸位的头脑中读取您的大名——您介不介意把这盏灯调暗些？……好！这就可以了。现在，再调一下这盏，还有这盏。对，就这样！”他从一个小包里往茶托上倒了几堆粉末。“下面，请拿根火柴过来，谢谢！”茶托上面燃起了奇异的绿光，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卡片，还有一个小墨水瓶。“您有笔吗？”他问。
我立刻递过去一支。他把笔递给查尔斯爵士，说：“烦请您把名字写在这儿。”他指着卡片中间的一个地方，卡片四周凸起，中间有个方形区域，颜色不太一样。
要是不告知其事由，查尔斯爵士自然是不愿意签名的。“你要我的签名做什么？”他问道。（要知道百万富翁的签名用处可多着呢！）
“请您把卡片装进信封，”先知答道，“然后烧掉。之后，您会看到您的名字会以血红的颜色写在我的胳膊上，是您自己的笔迹。”
查尔斯接过笔。要是名字一签完就烧掉，他也就不会太在意了。他像平常一样签了名，笔迹清晰有力——这是那种签名者知其价值，不怕开出一张五千英镑支票的笔迹。
“使劲盯着看。”先知在房间的另一端说道。查尔斯签字的时候他并没有看。
查尔斯一动不动地盯着卡片，先知果真准备一展身手了。
“现在把卡片装进信封。”先知大声宣布。
查尔斯温顺得像只羔羊，按要求乖乖地做了。
先知大步向前，说：“把信封给我。”他手持信封，走向壁炉，庄重地烧掉了。“看——烧成灰了。”他高声说道，接着回到房间中央，靠近绿色火光，在查尔斯爵士面前卷起袖子，伸出胳膊。我那位内兄看到了这个名字，“查尔斯·凡德里夫特”，血红色的字，是他自己的笔迹。
查尔斯回过身，低声说道：“我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一种巧妙的错觉，但还是被我看穿了。这就跟那种有叠影的书一样。你用的墨水是深绿色的，灯光也是绿色的，你还让我使劲盯着看，接着我就在你胳膊上看到了同样的东西，补色罢了。”
“真是这样？”先知奇怪地撇了撇嘴，回敬道。
“肯定是这样。”查尔斯爵士答道。
先知闪电般地再次卷起袖子，字正腔圆大声说道：“这是你的名字，但不是全名。我右胳膊上的字，你又该如何解释呢？这也是补色吗？”他把另一只胳膊露了出来，上面写着“查尔斯·奥沙利文·凡德里夫特”，海绿色的字迹。这是查尔斯受洗时的全名，只不过多年前，他把中间的“奥沙利文”去掉了，因为说实话，他不太喜欢这个中名，有点耻于提到他母亲的家世[5]。
查尔斯匆匆瞥了一眼，说：“一点不错，一点不错。”但他的话没什么底气。我能猜得出，他不想再让这场演示继续下去了。他当然看透了这个人；很明显，这家伙对我们了解得太多，让我们觉得很不自在。
“把灯调亮。”我吩咐道，服务员就把灯调亮了。我低声问凡德里夫特：“要不要我叫点咖啡，还有甜酒？”
“怎么都行，只要别再让这家伙继续乱说下去！”他答道，“还有，我说，你不觉得，最好也建议一下所有男士都来支烟吗？甚至这些女士也不反对抽烟——起码有几位不反对。”
大家都松了口气，灯亮了起来，先知也暂时把手头的事放一放，欣然接过一支帕特加雪茄，在房间一角啜着咖啡，彬彬有礼地同那位提醒他“斯特拉福”的女士聊着天，一副优雅绅士的派头。
第二天一早，我在酒店大厅又碰到了皮卡迪特夫人，她身着一身定制的旅行装束，干净整洁，很显然要去火车站。
“怎么，皮卡迪特夫人，要走了吗？”我大声问道。
她莞尔一笑，伸出戴着漂亮手套的手。“是的，要走了，”她顽皮地答道，“去佛罗伦萨，或者罗马，或者其他地方。尼斯这座城市就像个橘子，已经被我吸干了。能玩儿的也都玩了，现在又得出发了，去我心爱的意大利。”
但我觉得事有蹊跷，如果她打算去意大利游玩，为什么要搭乘公共汽车去赶开往巴黎的豪华列车呢？不过，对于女士们告诉你的事儿，不管多么不可信，深谙世故的人是不会去质疑的。老实说，在接下来十天左右的时间内，我再也没有想到过她，也没想起过那位先知。
那段时期快结束时，伦敦的银行给我们寄来了每两周一次的账簿。我作为百万富翁的秘书，其中一项职责就是，每两周就要把欠账还上，再把已付的支票同查尔斯的票根比对一遍。就在这时，我偶然发现了一处出入，一处非常严重的出入——实际上，足足有五千英镑之多，说是我们的支出。查尔斯的借方账户比票根总额多了五千英镑。
我仔细地检查了账簿，出问题的地方一目了然。查尔斯签了一张五千英镑的支票，支付给“本人或持票人”，很明显是经由伦敦的柜台付的款，因为票面上既没有盖章也没有其他单位的标记。
我把查尔斯从客厅叫到书房。“查尔斯，看看这儿，”我说，“账簿中有张支票你没记上。”我把支票递给他，再没说什么，心想可能是他支取出来，去还跑马比赛或打牌时输的钱了，或者做了些不愿意让我知道的事情，这也不是不可能。
他看了看支票，又仔仔细细地盯着瞧了瞧，接着努了努嘴，长长地“哟”了一声。最后，他思来想去，说道：“我说，西，兄弟，咱们被骗了，对吧？”
我看了眼支票，问道：“你这话什么意思？”
“哎，就是那个先知，”他一边说着，一边仍沉痛地盯着那张支票，“那五千英镑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想想那家伙把咱们俩骗成那样——这太卑鄙了！”
“你怎么知道是先知干的？”我问。
“看看这绿色的墨迹，”他答道，“还有，我还记得我签名的最后一笔是什么样。我一兴奋，就会签成这样，但一般情况下我不会这么签。”
“他骗了我们，”我这时也意识到了，“但他是怎么把签名转到支票上的？查尔斯，这看起来就是你的笔迹，不像是精心伪造的。”
“确实是我的笔迹，”他说，“我承认——这没法否认。可他还是在我最小心戒备的时候骗了我！他那些傻乎乎的神秘把戏，还有那一直挂在嘴边的话都骗不了我，但我万万没想到，他居然会以这种方式来骗我的钱。我当时觉得，他会问我借钱，或者勒索我一把。唉，把我的签名弄到空白支票上，真够狠的！”
“他是怎么弄的？”我问。
“我压根也不清楚！但我所知道的是，这名字确实是我签的，这点我绝对敢保证。”
“不能提出异议吗？”
“可惜不行，这是我的亲笔签名。”
当天下午，我们毫不迟延地动身去办公室见警察局局长。他是位温文尔雅的法国人，没平日里那么死板，也没那么拖拉，英语讲得不错，带点美国腔。实际上，他早些年在纽约做过十年左右的侦探。
听了我们的经历后，他不慌不忙地说：“先生们，我想你们是被克雷上校骗了。”
“克雷上校是谁？”查尔斯爵士问道。
“这也正是我想弄明白的地方，”警长说道，操着那怪怪的美法式英语，“他是位上校，因为他时不时给自己弄个头衔。之所以称他为克雷上校，是因为他貌似有张橡皮脸，能像制陶工人把玩泥土[6]一样重塑自己的脸型。他的真名，不知道。国籍，英法。住址，通常在欧洲。职业，在巴黎格雷万蜡像馆当过塑像师。年龄，可以随心选择。他会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往自己脸上抹些蜡，来塑造鼻子还有脸颊的形状，去伪装成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你说他这次是鹰钩鼻，过来，看看这几张照片像不像？”
他在桌子上翻着，接着递给我们两张照片。
“一点都不像，”查尔斯爵士答道，“可能脖子有点像，但其他地方一点都不像。”
“这就是咱们所说的上校。”警长高兴地搓搓手，肯定地答道。“看这里。”接着他拿出一支铅笔，快速地描绘出了其中一副面孔，画的是个泰然自若的年轻人，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地方，“这就是经过简单伪装后的上校。好，现在看着我：你们想象一下，他在鼻子的这个地方加一点点蜡——鹰钩鼻——就出来了。这就像他了。然后下巴，哈，再来一下。至于头发嘛，来个假发。肤色，这就更简单了。你们要找的无赖，就长这样，对吧？”
“太像了。”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说道。铅笔画上两笔，再配个假发，整个面孔都变了。
“可是，他的眼睛很大，瞳孔也很大，”我仔细看了看，提出异议，“但相片里的这个人眼睛很小，跟死鱼眼一样。”
“的确如此，”警长答道，“一滴颠茄就会让瞳孔变大，这就变成了先知；来上五滴麻醉剂，瞳孔就会收缩，这样就变成了一副半死不活、又蠢又无辜的样子。先生们，这样，把这事交给我。我要把这场好戏看完。我不是说能帮你们抓住他，至今还没有谁抓住过克雷上校；不过，我会给你们揭穿他的骗术。对于您这样身家的人，只损失了区区五千英镑，这也应当足够宽慰了。”
“您可不是一般的法国要员，警长先生。”我试着插了一句。
“当然！”警长答道，收腹挺胸，像个步兵队长。“先生们，”他用法语继续说道，甚是威风，“我会尽本局之所能，来追踪逃犯，如果有可能，会将他缉拿归案。”
当然了，我们给伦敦方面发了份电报，向银行详尽地描述了嫌疑人。不过，不消说，这根本没什么用。
三天后，警长来到我们住的酒店。“先生们，”他说，“很高兴告诉你们，我已经查明一切了！”
“什么？抓住那个先知了？”查尔斯大声问道。
警长往后退了一步，对查尔斯冒出的这个念头几乎感到惊骇。
“抓到克雷上校？”他叫道，“先生，你我只是凡人啊！抓到他？没有，还没抓到。不过，已经查出他是如何得逞的了。先生们，要想揭开克雷上校的面纱——这进展已经不错了。”
“哦，你到底发现了什么？”查尔斯问道，有点泄气。
警长坐下来，对于自己的发现扬扬自得。很明显，他对精心策划的犯罪抱有极大的兴趣。“先生，首先，”他说，“你脑子里再也不要以为，那天晚上你的秘书出去请赫雷拉时他不知道要去见谁。实际情况恰恰相反。赫雷拉先生，或者克雷上校（随你怎么叫），今年冬天来到尼斯，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劫你一票，这一点我敢肯定。”
“可是，是我让人请的他。”查尔斯插话道。
“是你让人请的他，他本来就打算让你去请他。可以说，就像是迫牌，要连这都做不到，我想他这骗术也未免太烂了。有位女士——姑且认为是他妻子，或者妹妹——住在这家酒店，是某位叫皮卡迪特夫人的。他利用这位夫人，引诱了你圈子里的几位女士观看他的通灵表演。接着，这位夫人便同她们一起向你谈起他，引起你的好奇心。我敢打赌，他到你房间时，早已做足了功课，把你俩的底细查了个底朝天。”
“西，咱们多傻呀，”查尔斯高声喊道，“现在我全明白了。那个狡猾的女人在晚饭前出去报信，说我想见他，等你到那儿时，他已经准备好要宰我一把了。”
“就是这样，”警长说，“他在两条胳膊上都印了你的名字，另外还做了些更为重要的准备。”
“你是说支票。那，他是怎么弄到的？”
警长打开门，说：“进来吧！”一位年轻男子走了进来，我们一眼就认出来了，他是马赛信贷银行外事部门的书记官长，马赛信贷银行是里维埃拉地区主要的银行。
“关于这张支票，说说你所掌握的情况。”警长说，给他看了看支票。我们已经将支票交给了警方，留作证据。
“大概四周前……”他张口说道。
“也就是在你那通灵会十天前。”警长打断了一下。
“一位男士，长头发，鹰钩鼻，肤色比较深，有点怪怪的，长得不错，来到我们部门，问我能否告诉他查尔斯·凡德里夫特在伦敦开户行的名称，说是要付一笔钱给你，还问我们能否替他转账。我告诉他，我们收款是违规的，因为你没在我们这儿开设账户。我告诉他，你在伦敦的开户行是达尔比、德拉蒙德，还有罗腾堡有限公司。”
“一点不错。”查尔斯低声道。
“两天后，一位叫皮卡迪特夫人的女士，她是我们的客户，递进来一张三百英镑的支票，签的是一个最上等的名字，让我们代她存入达尔比、德拉蒙德，还有罗腾堡有限公司，并为她同它们开个伦敦的户头。我们照办了，于是收到一本支票簿。”
“根据伦敦发来的电报，我从编号发现，这张支票就来自那本支票簿。”警长插话道，“还有，在支票兑现的同一天，皮卡迪特夫人在伦敦取出了她账户的余额。”
“可是，那家伙是怎么让我在支票上签的字呢？”查尔斯大声问道，“他那卡片的把戏又是怎么回事？”
警长从兜里掏出一张类似的卡片，问道：“是不是这种东西？”
“就是，简直一模一样！”
“和我想的一样。我发现，咱们那位上校在马赛纳的一家商店里买了一包这种东西，这卡片本来是一种宗教仪式的入场券。他把中间裁掉，接着，看这里——”警长把它翻过来，看到背面整整齐齐地贴着一张纸；他把纸撕掉，就在那纸的后面藏着一张叠好的支票，从卡片正面看，留出的区域就是签字的地方，先知给我们看的也就是正面。“要我说，这把戏够巧妙的。”警长评论道，他正用一种专业的眼光来欣赏一个极其精妙的骗局。
“可是，他当着我的面把信封烧了。”查尔斯高声道。
“呸，”警长答道，“要是从桌子到壁炉这中间，他不能瞒着你把信封换掉，他还能算什么骗子？你要知道，克雷上校可是骗子中的高手。”
“嗯，弄清楚了这个人还有那位和他一起的女人的身份，多少也算个安慰。”查尔斯说道，舒了口气，“你们下一步，当然就是沿着这些线索去英国跟踪，然后逮捕他们？”
警长耸了耸肩，被逗乐了，叫道：“逮捕他们？先生，你可真是乐观，还没有哪位警长逮到过橡皮脸上校——这是我们给他起的法语名。那人狡猾得像条泥鳅，在我们的指间游走。我问你，假设我们把他抓住了，那又能证明什么呢？没有谁敢保证同他碰过一次面之后，在他下次伪装时还能再认出他。这位精明的上校，谁也不是他的对手。要是哪天我把他抓住了，先生，我敢说，我会觉得自己是全欧洲最精明的警长。”
“不过，我会抓住他的。”查尔斯爵士答道，之后陷入了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