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格兰特·布莱尔芬迪·艾伦（Charles Grant Blairfindie Allen）是加拿大籍作家。他于一八四八年二月二十四日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金斯敦附近的沃尔夫岛，是家中的次子。他的父亲约瑟夫·安提赛尔·艾伦（Joseph Antisell Allen）是一名新教神职人员，母亲夏洛特·凯瑟琳·安·格兰特（Charlotte Catherine Ann Grant）为加拿大魁北克省隆格伊的第五男爵之女。艾伦自幼年时期开始一直在家中接受教育，平日喜欢在沃尔夫岛上探索大自然。他从小便对大自然怀有浓厚兴趣，这对他后来从事自然科学方面的写作大有帮助。
他十三岁时随父母离开沃尔夫岛来到美国，从此再也没有回到故乡。他就读于牛津大学的莫顿学院，于一八六七年获得奖学金，一八七一年夏毕业。他一生结过两次婚，第一任妻子去世后，他又于一八七三年同艾伦·杰拉德（Ellen Jerrard）结婚。此后，艾伦在牙买加西班牙镇的王后学院（Queen's College）任教。他于一八七六年返回英国，成为一名职业作家，后来因肝癌于一八九九年十月二十五日在英国家中逝世。死后留下了独子杰拉德·格兰特·艾伦（Jerrard Grant Allen）。
艾伦最初的创作兴趣在自然科学领域，著有《生理美学》（PhysiologicalAesthetics）、《色觉：起源与发展》（The Colour-Sense：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花卉及其系谱》（Flowers and Their Pedigrees）等作品。而他后来之所以放弃科学领域，进而将精力转向《非洲的百万富翁》等文学小说的创作，是因为相较之下，小说创作带来的收入更高。“艾伦只是在发现写科学文章养活不了自己之后，才开始转向小说创作的。”菲利斯·罗森代尔（Phyllis Rozendal）指出。艾伦是那个时代最多产、多才的作家之一，在一八八四至一八九九年间共创作了约三十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做过的女人》（The Woman Who Did），讲述的是女主人公未婚生育的故事。书中所宣扬的关于婚姻方面的观点，在相对保守的读者中间引起了一股骚动，也使之成为那个时代的畅销书。艾伦离世后，仍有部分作品先后发表，如《希尔达·韦德》（Hilda Wade）。小说的最后一章由其好友亚瑟·柯南·道尔爵士（Sir Arthur Conan Doyle）——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创造者——帮助完成，之后发表在《海滨杂志》（Strand Magazine）上。
格兰特·艾伦一生涉猎广泛。爱德华·克劳德（Edward Clodd）在《格兰特·艾伦回忆录》（Grant Allen：A Memoir）中总结道：“现在几乎没有世人能够从事如此广泛的一系列研究——换句话说，没有谁能同时干这么多行当——并且这些行当五花八门、鲜有关联……他一心扑在求知上，也一心希望能将自己的所知传予他人。”不过，遗憾的是，艾伦大部分的作品如今早已尘封于历史之中，或者仅存在于历史的边缘。尽管如此，在他大量的著述之中，至少有一部传世之作，至今仍为世人称道，这便是他的《非洲的百万富翁》。芝加哥州立大学英语教授、美国通俗文化协会（American Popular Culture Association）前任主席、《大众文化杂志》（The 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编辑盖里·霍彭斯丹德（Gary Hoppenstand）指出，“《非洲的百万富翁》毫无疑问是一本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读物，犯罪小说中众人深爱的经典”，也是艾伦“在文学界唯一一部传世之作”。
《非洲的百万富翁》全书共十二章，最初是作为十二篇前后衔接的短篇故事，先后于一八九六至一八九七年间发表在《海滨杂志》上，随后这些故事又被收集成册，于一八九七年作为精装本小说《非洲的百万富翁》出版发行。许多研究资料都认为格兰特·艾伦为侦探小说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其原因就在于作者在《非洲的百万富翁》一书中首次将一个流氓无赖作为全书的主角。
整部小说围绕无赖克雷上校（Colonel Cuthbert Clay）以及资本家查尔斯爵士（Sir Charles Vandrift）之间的智斗展开。虽然小说名为“非洲的百万富翁”——百万富翁就是查尔斯爵士——但真正的主角却是克雷上校。本部小说虽为犯罪小说，但处处都渗透着侦探小说的元素。不过，在这部小说中，受害者本人就是侦探，只不过是个失败的侦探，屡试屡败，而案情的揭露则是通过作案者（克雷上校）在事后发来的羞辱信（如《大师名作》《蒂罗尔城堡》《抓捕上校》《镀漆公文箱》《纸牌游戏》等故事）或者当面告白（如《打成平手》），把他是如何一步步实施作案的过程揭露出来的。
克雷上校是一位易容乔装方面的大师，这一点从他的名字中便可以看出。英语中“clay”一词有“泥土”之意，正如警方所说，“之所以称他为克雷上校，是因为他貌似有张橡皮脸，能像制陶工人把玩泥土一样重塑自己的脸型……职业，在巴黎格雷万蜡像馆当过塑像师”，因此也无怪乎他被称为“橡皮脸上校”。他先后乔装成墨西哥先知、小副牧师理查德·佩普洛·布拉巴宗、凡·莱本斯坦伯爵、大卫·格兰顿、施莱尔马赫教授、侦探梅德赫斯特、伊莱休·夸肯鲍斯医生、诗人阿尔杰农·克雷亚德等身份来骗查尔斯。他每次出现都是一副全新的面孔，令查尔斯防不胜防。查尔斯在经历了几次被骗的事件以后，已经开始疑神疑鬼，草木皆兵，觉得他周围的人都有可能是克雷上校乔装而成。“生活已经成了他的负担。他深信自己已识破克雷上校的成千上万种伪装，他还深信自己把对方吓跑十几次之多，认为对方有时扮成一位肥胖的酒吧侍者、一位高挑的警察、洗衣婆的儿子、律师的书记员、英格兰银行的小吏，还有收水费的，不过那些人都不是克雷上校。就像中世纪的圣徒能随时随地看到恶魔一样，查尔斯也能时时刻刻看到变化多端的上校。”但有意思的是，当查尔斯判定对方不是克雷上校的时候，对方反而就是克雷上校，比如《抓捕上校》的故事。为了捉住克雷上校，查尔斯决定去请一名侦探来暗中监视并保护自己及家人，谁能想到请来的这名侦探，到后来居然竟是克雷上校本人！可是每每当查尔斯判定对方是克雷上校而采取行动的时候，却总会栽个跟头，如《大师名作》《镀漆公文箱》的故事。对于大资本家查尔斯而言，克雷上校已经成了一个无时无处不在的幽灵、一个挥之不去的烦扰。
克雷上校是位高明的骗子，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之交的罗宾汉。在《打成平手》一章中，克雷上校向查尔斯宣称道：“你呢，是资本家，是百万富翁。往大里看，你的猎物是整个社会……咱们再往小里看，我又从你掠夺来的财富中分一杯羹。我是这个时代的罗宾汉。”正如故事中的歌谣所唱：“大跳蚤身上寄生着小跳蚤/小跳蚤身上的跳蚤会更小/如此这般，无穷无尽、没完没了。”查尔斯是社会的寄生虫，他通过各种手段榨取社会的财富，而克雷上校则寄生在查尔斯身上。他自始至终一个人对抗着权势：“他只身一人，仅仅凭借一己之力还有两位柔弱的女人，这得需要多大的勇气才能在这场不平等的较量中，这么长时间对抗着财富、权威，还有欧洲所有的政府。”
查尔斯爵士是小说的另一个主要角色，他是英国国会议员，南非克罗地多普·戈尔康达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是“钻石大王”，身价百万，代表了资本主义英国的特权阶层。《打成平手》一章曾提到，有一块土地，“不管它以前有没有黄金，现在查尔斯把它弄到手，就凭这一点，它怎么都会出产黄金。这世上还没有谁能像查尔斯那样，有点石成金的真本事：不管什么，一经他手，即使不会变成钻石，也起码是黄金。”查尔斯作为大获成功的资本家，自以为有手段有头脑，能够智胜克雷上校，可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他每次都败在了自己的小聪明上，如《钻石链扣》的故事。查尔斯聪明反被聪明误，这一点被克雷上校一语道破：“我对你了如指掌，而你对我却一无所知。”“我承认，你是证券交易所中最精明的，不过也是我在交易所之外碰到过的最容易上当的傻瓜。你错就错在一件事上——自以为聪明。不为别的，就因为这，我才盯着你不放。”
虽然查尔斯坐拥百万财产，但在生意场上却锱铢必较，这一点通过西摩之口幽默地道了出来：“别人总觉得从百万富翁身上榨出点钱，肯定要比从别人身上弄出点钱容易——而事实恰恰相反，要不然他们怎么会攒出自己那份百万家产呢？他们不是像树上渗出树胶那样往外冒金子，而是像吸墨纸那样把金子吸得一干二净，却几乎再也不吐出来。”查尔斯有着资本家的贪婪，为了金钱不择手段。他曾使用下流的手段，试图从一位穷牧师手中骗走价值不菲的钻石（《钻石链扣》）；心怀歹意地贿赂克雷盖拉奇勋爵的儿子，让他出卖自己的父亲，企图把他的矿产骗到自己手中（《打成平手》）；还用了见不得人的手段牺牲那些孤儿寡母的利益，来挽回自己的财富（《德国教授》）。因此，不管是在法官眼里还是在上校眼中，查尔斯都是无赖。克雷上校曾感叹道：“查尔斯·凡德里夫特爵士，咱俩是一丘之貉。唯一的区别在于，你受法律的保护，而我却受其迫害。”“我们俩都不是什么好东西……罪行轻的竟然站到了被告席，而罪行重的却站到了证人席。要说赏罚分明，咱们国家可真是煞费苦心——给他的是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大十字勋章，给我的却是囚衣。”从这里，我们也许看到了作者对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
西摩·温特沃斯是查尔斯的妹夫，在查尔斯发迹之前娶了查尔斯之妹为妻。他也是查尔斯的私人秘书兼本书故事的讲述者，同查尔斯形影不离。查尔斯与西摩之间这一“英雄—助手”关系，在柯南·道尔笔下的夏洛克·福尔摩斯的探案故事中变得广为人知，后来也为其他作家所借鉴。二者既有相承也有相异之处。相承之处在于，无论是在福尔摩斯系列故事中，还是在本书故事中，作者均希望能够通过“英雄—助手”这一关系的设计来推动故事发展，揭露人物的内心活动。不过，福尔摩斯故事中的“英雄”与“助手”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对正面的形象，福尔摩斯与华生这二人的行动目标总体一致。而在格兰特·艾伦的笔下，西摩和查尔斯则是一对反面的形象，二人之间除了“英雄—助手”关系外，还多了一层亲属关系及雇佣关系。西摩虽然表面上对查尔斯言听计从，但暗地里会有些自己的想法，谈不上什么忠诚。他曾说道：“作为员工，总得摆出一副对雇主的事情很上心的样子。”（《塞尔登金矿》）查尔斯则经常斥责甚至威胁西摩。在《德国教授》故事中，当查尔斯意识到自己的股票马上要跌得一文不值时，他便偷偷地将自己的股票全部清仓，但对外却冠冕堂皇地声称自己不能抛售，而对西摩却威胁道：“我还是要事先警告你：如果你把手中的股票都变卖了，不管是公开地还是偷偷摸摸地卖，你就再也不是我秘书了，我会给你六个月的薪水作为代通知金，让你马上卷铺盖走人。”在《蒂罗尔城堡》故事中，西摩为了能赚些回扣，还背着查尔斯主动接触城堡的主人，二人勾结将售价抬高。这件事当然也成了上校后来掌控他的一个把柄。另外，还值得一提的是，西摩是一位出色的讲述者，他以一种幽默风趣的方式将细节展现给读者，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刻画得入木三分。
艾米莉亚作为查尔斯的妻子，也是艾伦批判的对象。她虚荣、执拗、附庸风雅，一心向上攀附。当看到了小牧师的两颗大钻石时，便一心想把它们弄到手，为的是“把她那相当丰满的脖子围上一圈”（《钻石链扣》）。她“一心痴迷于伦敦的各种享乐”，“这个世界上，除了伦敦，她一向哪儿都不喜欢……她是个不折不扣的伦敦佬”。艾米莉亚每周都要举行“家庭招待会”，邀请一些她想急于攀附的上流人物。后来她意识到自己的社交“不应当看起来仅仅局限于一些金融界和政界人物”，有议员还有百万富翁们作为后盾，“她现在转而钟爱文学、艺术以及音乐酒杯这股清雅的暗流”，但实际情况是，当真正有人同她谈论艺术时，她却“很反感，但又觉得作为查尔斯的妻子，偶尔假装有个高雅的兴趣爱好，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
艾米莉亚与查尔斯二人虽为夫妻，但作者却向我们暗示了两人之间那种虚伪的情感。在《打成平手》故事中，查尔斯还有西摩被克雷上校搁置到了海岛之上，半夜未归。故事中提到艾米莉亚非常担心查尔斯的安全，但她却早已上床睡着了；与之相对照的是，西摩的妻子伊莎贝尔仍在那儿坐着，守到了半夜，等待丈夫的消息。本书的最后一章中，艾米莉亚把西摩叫到自己房间，声称不愿意指控自己的女仆西塞琳，还威胁道：“西摩，我告诉你，这事门儿都没有。女士的日常生活中有一些琐事——只有她的女仆知道——绝不可以公之于众。”艾米莉亚到底想隐藏些什么秘密？我们无从得知。不过，有意思的是，这段对话就发生在查尔斯爵士对西摩做了类似的叮嘱以后。查尔斯叮嘱西摩，说自己坚决不同意逮捕“白石南花”，因为他不愿将自己对她的爱慕在法庭上公开。《墨西哥先知》故事中提到查尔斯的兜里装了一封同皮卡迪特夫人的秘密信件，后来西摩指出：“实际上，说句实话，不论‘白石南花’以何种乔装出现，查尔斯总会第一眼就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因此，我觉得，那精明的小妇人——你想怎么称呼都行——很可能手里攥着不止一封查尔斯写给她的秘密信件。”是不是查尔斯及艾米莉亚都有些婚外风流韵事，这就全凭读者自己评判了。
与查尔斯夫妇二人之间的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克雷上校、皮卡迪特夫人以及西塞琳这三人之间的关系。
西塞琳及皮卡迪特夫人（姑且这么称呼她，因为她先后用了不同的化名）这二人是克雷上校的共犯，二者也都是上校的妻子。故事的一开始就揭示了皮卡迪特夫人与克雷上校之间的关系，而西塞琳与上校之间的关系，直到故事的结尾才真相大白。表面上看，一直是克雷上校与皮卡迪特夫人二者联合起来欺骗查尔斯，但实际上，他们一直都离不开西塞琳这个内应的帮助。虽然艾伦没有正面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加以评价，但我们从字里行间不难发现他们彼此间的忠诚。克雷上校在《纸牌游戏》故事中曾说道：“即便最无耻的无赖，内心也总会有好的一面。我发现，他们常常能一直让女性爱自己，并且对自己忠诚。”当克雷上校被抓时，西塞琳扑向他，说道：“我不会牺牲你来保全自己。要是他们让你坐牢——保罗，保罗，我就同你一起坐牢！”当看到上校被带走时，“西塞琳已经在大门台阶上快晕过去了”。审判结果宣布时，皮卡迪特夫人及西塞琳“突然放声大哭，不省人事地倒在彼此的肩上，传达员费了好大劲儿才将二人扶出庭外”。事后的某一天，查尔斯及西摩等人发现皮卡迪特夫人及西塞琳身着重孝，当问及为谁戴孝时，西塞琳答道：“为了保罗！为了我们的王！就是你监禁起来的那个人！他一日不被释放，我们俩就一日为他戴孝！”小说的结尾处，查尔斯说：“我在想，要是我坐牢了，艾米莉亚和伊莎贝尔是否也会为我这么做？”而西摩内心应道：“就我而言，根本不用考虑，我心里十分清楚。对于查尔斯，我敢说，虽然他是两个无赖中更有权势的那个，却不是能让女性为之死心塌地的那个。”
虽然克雷上校精明狡猾，多数情况下能够一次次顺利地实施自己的计划，但本书作者还是让步于读者的期望，使得克雷上校最终被绳之以法。需要指出的是，将克雷上校抓住的，不是别的，正是科学。查尔斯虽然精明，却一次次败于克雷上校之手，最后只得求助于科学，请来了贝蒂荣识别法的专家弗兰克·贝德斯莱博士。克雷上校被抓以后，他对着博士感叹道：“要是你按照贝蒂荣识别法，一步步地找到了我，我倒不怎么介意。我愿屈身于科学，但不愿意屈身于蠢材。我觉得，这位钻石大王可没长那么多脑子，能想到求助于你。他是我这辈子碰到过的最好骗的老浑蛋。不过，要是你把我追捕到了，我只能认了。”艾伦对于科学的推崇可见一斑。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克雷上校接受了审判。这在名义上是对克雷上校的审判，实际上是对查尔斯这个大资本家的种种劣行的责问。“查尔斯在律师的陪同下，早早地到场了。他面色苍白，愁眉不展，看起来更像是被告，而非原告。”“他（查尔斯）站在证人席中时，所有人都觉得他是被告，而克雷上校则是原告。”
文学翻译家杨苡在回顾自己的翻译经历时曾总结道：“回顾四十年翻译生涯，犹如吞下一枚酸果，它已经被我吞下了，我不知道它是甜中带酸，还是酸中有甜，也许它根本就是苦涩的。”文学翻译本身就是件辛苦的事，译文也总会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这部小说从着手翻译到定稿经历了两年多的时间，前后多次修改，其中的酸甜滋味也许只有译者自己最为清楚。本书作为一部通俗犯罪小说，提供给读者的不仅仅是简单的消遣娱乐，字里行间还流露着对资本主义的幽默讽刺。假如读者能够被本书中的故事吸引，能够对故事背后的弦外之意领略一二，那么我也就觉得这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鉴于本人能力有限，译文之中难免会有疏漏之处，还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徐洋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