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乱世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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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章 芥末沧桑(10)

这其间,无论是周恩来、毛泽东相继去世,还是“四人帮”一朝覆灭;无论是华国锋红光满面地在天安门城楼上,向欢呼的群众致意,俨然要领导中国人民走向一个新的世纪,还是邓小平在消失多年之后,首次出现在天津的体育馆里,顿时涌起山呼海啸似的掌声……

这一切深刻地影响了当代中国社会前进的历史事件,像发生在玻璃珠子一样冷峭的月球上,发生在动荡不定的黑非洲,离那个在高梁地里蒸腾着汗水也蒸腾着精血、在热锅里贴着饼子也贴着日月的女子,还显得太遥远……

只是在1979年,头几场满天飞舞的大雪,将整个华北平原变得一片原驰蜡像时,她冷了好久的血,才渐渐地热了。她早已如灰烬的心,才悠悠地旋出了几簇明丽的火星。

这一年里,翻开报纸,没有一天不提落实政策。早上醒来,没有一个早上不闻平反、昭雪了哪件冤假错案。

多少年来,人被压抑得越来越小,扭曲得越来越细,最后一个个被装进了沙丁鱼罐头里,统一的尺寸,统一的标签,天下安安静静。而现在,一个个又似弹簧一样从罐头盒里跳出来,满世界地叙说种种非人化的苦难,满大街地呼喊,要迎来一个将人还给人自身的时代!

弟弟来信告诉她,当今的京都,人满坑满谷的地方,不是有了西方影片上映的电影院,有了外国文学名著卖的新华书店,而是位于西单、常常灯光彻夜不息的中央组织部……

昔日,被一个煌煌大都似吐一只瓜子壳给吐出来的安怡,终于又回到了她为之付过汗水与心血的大街上。当然,她不会去找中央组织部,她还远不够归那里管辖的干部。

她先去了原单位,原先的同事多半还在,与她同期毕业到单位的同学,有的已经当了领导。人们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她,并惊讶她驻颜有术,年轻不老,仿佛她是一位刚刚从地中海上旅行回来、又进了高级美容院的巴黎贵夫人。

问起她这十五年来的经历,她不愿多讲,不过蜻蜓点水,大而化之。女的,人人泪珠如串,男的,个个感慨系之。沉醉于满腹同情心的一位领导,请她进了自己的办公室时,好似一个捏在手里的钢镚,一下由正面转去了反面!

“你这个问题,当年不是单位处理的,是公安局直接办的。公安局若给你平反了,我们马上为你办复职手续……”

安怡回到家里,写了要求平反并回北京的申诉材料,交给了炮局,对方要她回家去等消息。二十多天后,给弟弟单位来了一个电话,通知她第二天去。

像她一样,来这里要求解决问题的人显然不少,在办公室外候了一段,等着叫自己的名字。见进进出出的,真是沧海桑田,当年审讯她的人,包括那个脑门上像落了一片枫树叶子的女警察,都不见了。不知怎的,她却感到,在这匆匆流动着各种气息的空气里,还隐隐地停留有他们当年的呼吸……

一位年纪四十出头的警察,找她谈了:你的情况,我们已经复查了。当时比你情节严重的,或是比你轻微的,都是这样处理的。现在上级也没有下达一个文件,要推翻这样的处理。所以,你的问题不能平反,你也不能回北京。

这人似乎动了恻隐之心,说完这番公事公办的话后,他站起来,送安怡到门口,又主动握了她的手:你还是先回去,看看形势怎么发展再说吧……

回到家里,晚上一个原单位的同事来看她。听她讲了公安方面的态度后,给她透露了一件事。这同事的丈夫在法院工作,他听说最近有一位中央首长,晚上路经西长安街边上的民族文化宫。从车窗里看去,不少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姑娘站在门口,有的被外国人搂着个兔子似的搂着,有的则像惹蝶的柳浪一样去贴外国人。首长要秘书下去,看看怎么回事,回头再来汇报。秘书去门口泡了半个多钟头,发现文化宫里在举行舞会,十元钱一张的门票。姑娘们是要外国人请她们进去跳舞,跳得兴意阑珊了,便成双成对的叫出租车走了……

类似事情,在上海也有。在复旦大学、同济大学门口,晚饭后常有女孩子们等着,见有外国留学生出来,便上前去搭讪。若是白人,多半铩羽而归,若是黑人,则命中率颇高。一对对勾肩搭背,浪笑秽语,视若无人,中国学生和路人们,无不为之侧目!

据说一个黑人留学生,是哪国什么部长的公子,利令智昏得在外国的报纸上,就此写了体会:上海姑娘,一主动,二卫生,三便宜,可谓是世界上最好的妓女。

这份报纸,及时地摆在了那位中央首长的案头。为此,现在上面传达下来的精神是,对于此类有辱国格的飞莺流燕,必须严加管束,直至判刑、送劳动教养。

弟弟听了,感叹道:中国刚刚开了一点门缝,你说干点别的什么不好,非得干这丢人现眼的事!姐姐啊,你这假“洋妓”,这回可被这帮真“洋妓”给害惨了……几乎半个北京城的人——在为平反、为昭雪、为亲人最终进了八宝山而激动;为复职、为搬回老屋或迁去新居、为又有了小车和电话、为子女调回北京、有的还将委以重任而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候;

安怡依然是一只瓜子壳;

一只煌煌大都吐出了便不会再收回来的瓜子壳……

四烟云远去

1982年,在弟弟一个朋友的鼎力帮忙下,安怡终于带着孩子离开了农村。

虽然户口还留在那里,人却成了固安县一家工厂里的临时工。

次年,该厂的一个车间主任,下了班后,在厂长办公室里,约她谈了一次话:

打见你第一眼起,我就想你不是一般的女子,倘若我得不到你,我这辈子枉为人生。我从厂长嘴里证实了我的感觉,能猜到你的心里在想什么。我不会说那些卿卿我我的话,我也是经历曲折的小人物,眼下更搬不出一条愧于做你人生伴侣的条件。我请求你等我两年,那时才回答我行,还是不行。

没有等两年,还差三个月,他黑黑瘦瘦地站到了安怡的面前。这时,他已离了婚,为了离婚舍弃了一个心爱的女儿。还在与固安县一河之隔的大兴县,办了一家供水设备厂。

他对她说:我没有能力将你和儿子办回市区,但户口可以落在大兴县,这也总算是北京的地面了……

1984年,安怡和他结了婚。

他要她给他生个孩子。她带清河带怕了,她不愿生。她去北京工业学院,自费学了半年的工业经济,回来在丈夫的厂子里管财务。

丈夫聪明,肯干,钳工、电工、钣金.电焊,会的技术很多。他以为自己是厂子的上帝,遇事一言堂。干得好的,撒炯喝酒,称兄道弟;干得不如他意的,开口泼骂,加以老拳,基本上停留于手工作坊式的管理。

“春风潜入夜”,安怡渐渐地参与其中,化粗于细,化情于理,责任到人,厂里的管理日臻井然有序,产品质量更上层楼,业务范围不断扩大,几十个工人的平均年收入,达到六千余元,这年厂里也获纯利十二万元。工人们称安怡为老板娘,有了些什么事情,即便看到老板过来,也宁愿先避去厕所,过会儿再找她说……

丈夫似乎觉察出什么,不再和她说厂里的事情。床上,要求生个孩子的呼声却日益高涨。一次,她一觉醒来,见他倒在躺椅上。烟雾如墙如被之中,一双虎钳般有力的大手,似芊芊春草轻拂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她的心一下软了……

次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儿,取名近京。

满月那天,丈夫的亲朋好友,将家里填得满坑满谷。她听到他在客厅里说:这回安怡可跑不了了!

她完全地陷入家务之中,她似伊拉克至今未摆脱联合国的封锁,她也走不出两个孩子小鸟依人般的目光。丈夫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两手都硬,更是忘情于厂子的发展,常常三星西斜不回家。但有一条雷打不动,每个星期他都要开着自己的北京吉普车,去市区采购,无论吃的、穿的,还是用的,什么高档,什么时髦,他买什么。他对妻子说:

咱们都是苦孩子出身,咱们的孩子可决不能再吃第二遍苦,遭第二茬罪。只要你一心料理好这个家,我一心管好这个厂子,别人有的,咱们孩子要有,别人没有的,咱们孩子也会有!

安怡一半被他“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雄心壮志所打动。一半也想,世上总是多数女人做贤妻良母,真做好了贤妻良母,也算是自己给自己平反。

结婚时,为迁户口,她回了一趟孙蔚然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