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乱世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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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章 芥末沧桑(9)

文书拿出了离婚证书,要往上盖公章。那手又停住了,目光沉沉地在他们两人身上打转:“这世上哪有你们这样离婚的,他不说你一个不字,你不说他一个坏字。我看出来了,你们这哪是感情不合?倘若不是为了政治原因,你们不会离,我也不会给你们离……”

文书叹了一口长气,才把公章盖了上去。

走的那天,孙蔚然借了一辆小毛驴车,送她和儿子去县城的火车站。全村能走动的人,几乎都到村头来看这一幕,颇像是在夹道欢送,可古老的村庄,不会欢送一个敢于和它的传统挑战的人。怀着不同心情的人们,只是为一个共同的好奇心所驱使:

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怎么能将本该你死我活的一场离婚,化解得鱼不惊,水不跳,恍若两个陌生人在路上擦肩而过?

安怡在一片普遍阴沉的目光里,发现了大队书记同样阴沉的眼神,她觉得自己辜负了他的期待,赶快调过头来,吩咐孙蔚然开路……

回到北京,弟弟到车站接她。

姐弟俩有一年多没有见面了,她随孙蔚然回乡不久,写了一封信给弟弟,他很快就来看了她。在这之前,她一直不愿告诉家里,自己的命运又做了一次自我愚蠢的改变。弟弟抱起头一回见面的外甥,看清河长得似个瘦猴,眼珠子里不停地眨巴着对北京的好奇和不安,心里一个劲地疼得不行。一会儿,摸摸他只有几根稀发的小脑袋,一会儿将他的两片小手心放嘴边亲了又亲……安怡的心里,涌起了一股深深的暖意。

还让她感到欣慰的是,弟弟在厂里有一个好师傅,周围有一批习相近好读书的朋友。其中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延庆县里世代相传的老中医,得知母亲的病情后,开了一个方子,有几味药市面上买不到,老人家自己去深山里采摘,然后要儿子送了来。母亲已服用了几个月,神思恍惚、反应迟钝的毛病基本上好了,现在她又操持起了家务。

此外,弟弟还告诉姐姐,因为显而易见的视觉错误,父亲的问题在他所在的厂里,第一个获得了“解放”。结论依旧是“文革”前的“工商业者”,银行里的存款被解冻,还发了一笔抚恤金。弟弟要她安心在家里住上一阵,有朋友帮忙,找份临时工做不会太难……

回到家,放下东西,母亲的魂就被清河给勾去了,趁她忙上忙下,恨不能自己的心肝也摘下来给外孙吃,弟弟领她去街道办事处报临时户口。

值班的显然有点漫不经心,她问安怡:你是从哪里来?安怡说了地方,她马上说:你是知识青年啊,这一段知青回来的不少……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来,要安怡自己填,她自己便拨起了电话。像是找一个什么人,要体育馆国庆之夜的演出票。

一提到国庆之夜,少年时代温馨的回忆,像放电影一样,顿时掠过安怡的脑海:

这是天安门广场上那似花团锦簇、孔雀开屏的壮丽焰火,这是十里长安街上镶嵌在各个雄伟建筑物上的万顷珍珠,这是北海公园里与扑扑篝火和猎猎队旗一起飞扬的歌声:我们是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自从她走进炮局的那扇黑森森的大门起,一种因被这个国家所排斥、所专政,而渐渐消失掉的祖国依附感,又似涨潮的海水一样,漫过了她的心胸,她有了几分激动。又想起从此在北京的新生活,连握笔填表的手,也微微颤抖起来……

9月29日的晚上,安怡和母亲聊完天刚睡下,响起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尚在看书的弟弟过来开门,进来两个户籍警,他们问:“安怡报了户口吗?”

弟弟答:“报了。”

“把那报户口的条子给我们瞧瞧。”

安怡赶紧找出那张条,给了他们。一个年纪轻些的,接过条后看都不看,一下塞进兜里:“你这张条作废了……”

“为什么?”

“你是什么人,你还不清楚?”

“我是什么人?我是我妈的女儿,我弟弟的姐姐,我住在我妈家里。”

“好吧,那我告诉你,哪怕这屋里住着玉皇大帝,你是他老人家的金枝玉叶,可只要你还是劳改、劳教释放人员,就不能在北京过国庆节!”

一家人都傻了,好似一组雕塑站在那里,只有目光里透着无边的悲凉。

恍若面对一头被缚了身子、等待宰杀的老牛,那年纪大些的警察,一定触到了这股凉意:“这不是我们刁难你们,政府就是这样规定的。你们母女俩、姐弟俩,还有什么未说完的话,今夜就说个透。话说完了,就抓紧时间休息。明天可一定得送安怡上路……”

仅仅五天,安怡哪里来,又哪里去。

在这条黄尘滚滚、暮霭沉沉的路上,不让一名弱女子有自己的亲人。

一个中国人,却形似四海流浪的吉普赛人。

回到村里,安怡在一个老贫农家里租了一间房住下,这房原本是主人家放柴禾的杂屋,她从家里特意带来一把白行车链条锁,用来锁门。

头天出工,大队书记便把她叫住了,说是他说的话他还记得,要她随自己去广播室办交接手续。到了广播室,空无一人,书记正襟危坐了,也要她坐下。他说的意思是:

她走后的这几天,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可他历来办事不会强人所难,一意孤行。她去了北京又回来,这便是天意命定的他们两人的缘分。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相信现实的力量。她的现实是孤儿寡母,走投无路,他却可以给她带来这样的现实:或是给他一个月的时间,他去和老婆离婚(他说,换上别的女人,他说办了就办了,可这女人是公社一位副书记的妹妹,他得多使一些劲),然后她嫁给他;或是实行“一国两制”,她做他的相好,他安排她即刻上任广播员,每年明里暗里给她四千工分。

不管她接受何种安排,他都保证从此在政治上,她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讲到这里,他脸上涌起了几分猥亵的笑意:你不要被你的档案吓怕了,不过几张纸,老子明天早上就拿它来揩屁股!)在生活上,母子俩不愁吃,不愁喝,不愁穿……

也许书记是这样的一个人,需要深刻的时候,他能摆出深刻。需要温和的时候,他能堆出满脸的亲切。需要施之以无耻的时候,他能比流氓干得还惊心动魄!他身体里有一个可以生产各种血清的工厂,能够根据外部情况,随时为他提供适当的情感血清。

眼下,他一定觉得,自己无须对安怡动粗的,倒不是因为她大小是个文化人,而是他以为在脚下这块地面上,自己即使不是皇帝,也是口含天宪的太监。他的权势,如同安怡枯辙之鱼的困境,明明白白地摆在这里,她必然会二者择其一地接受他的安排。

书记宁静地等着她的回答,脸上的笑容依然处子似的天然未凿。安怡一下又想起乔迪那番关于中国男人笑容的评述。她站起来,默默地走到门口,这几秒钟之间,书记有了一个判断,她这是去关门。脑袋里也拍电报般地拍上了一行兴奋:城里的女人,真他妈的主动!

安怡转过身来:“我配不上你,也没有资格当广播员。我还是去地里劳动改造……”

当天夜半,她的房门被撞得咣啷、咣啷响,书记在外面喊着:你开门,我得再给你说几句话……随之,一股股浓烈的酒气,从门缝里钻进来。

她害怕极了,睡着了的清河也惊恐地哭起来,主人家那屋却不见半点动静。门被捶得几乎要炸开,她赶紧将儿子抱下床,拼死力气将床抵住门,又把一个箱子压在床上。等她自己也坐在了箱子上,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时,外面却响起了一串串几近雷动风鸣的呼噜。

次日早上,房东发现了烂醉在安怡门口的书记,他什么话也没说,将书记扶回了家……

过了几天,大队长来找安怡,说是他租一间房给她住。

她听说队长与书记之间有些过节,可当了书记的面,他又唯唯诺诺。她不敢答应,怕从狼窝里又掉到虎穴里。大队长恼怒了:寡妇门前是非多,要不是他大舅子打了招呼,我才不会不想吃肉,却给自己惹一身腥哩!

安怡听明白了,这是那位公社副书记的意思。她搬了过去,这是一间偏屋,只有朝西有扇小窗户,光照不好。但队长家有个院子,将结实的院门一关,夜里便可高枕无忧。而且,队长的母亲一生吃素信佛,模样长得慈眉善目,不是个怒目金刚或是无风也起浪的主……

过去在农场,安怡干的园艺活。随孙蔚然回村后,一半是他照顾她,一半孩子也离不开她,她在家里带儿子,现在她必须到大田里劳动了。

夏天三伏天耪高梁地,一人多高的叶子,闷在里面蒸笼似的,她不敢穿长袖衣,穿的是短袖,那边缘锋利的叶子,在胳膊上一划一道口子。还有满头满脸的花粉,又给汗粘着,全身像贴在一层滑腻腻的橡皮里,别人耪到地头了,可到树荫下歇上一会儿,她不行,她还未耪到一半。待她也耪到了地头,一片地上早没有了人影,人们骑上白行车去其他地了。她躲在高梁叶子里,脱下衬衫,哗哗地拧出几把水来,又穿上身,赶紧上来再出发。村里的地分得很散,到最远的一片地,得走五里路,她却没有白行车。

安怡干活还得带上儿子,这时清河还只有三岁多。收小麦时,她让他一个人在地头上玩。一会儿,他便玩倦了,要她抱。她用一根腰带将儿子绑在背上,埋头接着割麦。生产队长见她摇摇晃晃,人几乎要摔倒,便叫她和老太太一起,去割完了的地里拾麦穗。近中午时,带去的一壶水已经喝完了,儿子又喊口喝。她要他忍忍,清河光着一双小脚丫,自己跑去了一口浇地的机井边,要用巴掌接铁管里的锈水喝。迫于无奈,她在旁边找到一个空罐头筒,用一根绳子拴住,投到机井里荡上几荡,再拎上来时,那筒水面上,浮游着一只只红色的小虫……

平原地带没有柴禾,一年四季烧的不是高梁杆,就是棉花枝。冬天队里常分棉花枝,所谓分,就是去地里拔,拔到谁手里就归谁。还只早上四点钟,天地间一片浑沌未开,就响起了叮当叮当的敲击铁轨声。大队有五个生产队,每个队都是系一段铁轨在树上当钟敲。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本队的,安怡就把儿子叫起来,先烙好三张饼,灌上一壶开水,给清河系上围脖,拔脚就出了门。

到了田里,别人家大大小小七八口,手里又多半使有老虎钳,拔起来几近风卷残云,一下便倒下一大片。安怡没有老虎钳,力气小,手心嫩,看那气喘吁吁、趔趔趄趄的模样,真不知是她拔棉花枝,还是棉花枝拔她。好容易有了一小堆,两手上却火烧火燎似的,脱下手套一看,全是一粒粒紫色的血泡。偏偏这时,别人家的孩子脱兔似的机敏,都在四处出击,把别人弄下来的棉花叶子往自己堆上拢。棉花叶子也是可以烧的好东西。清河却拖着一把耙子瞎转悠,她一着急,虚火攻心,便往他的小屁股上狠揍了几拳!

儿子哇哇地嚎哭起来,这一嚎,犹如一个激灵,让她一下“阳衰阴盛”:儿子太小了,人生再坎坷,生活再严酷,他一双黑是黑、白是白的大眼睛里,能装进什么呢?

看着别人家车推肩扛,又班师另一块地了,她抱起儿子亲了亲,放下他,背上一捆棉花枝,由着孩子象征性地抓起一把棉花叶,赶紧跟了过去……

安怡这样下来,一天只能挣6分,队里的女劳力一般都赚8分、9分。到了年底一算,她能赚到自己的口粮就不错了,有时还欠队里的钱。

好在离开北京时,母亲硬要她带上一千元钱,这钱她主要用来给儿子买白面吃。此外,她自己吃得很少,她已经习惯了红高梁面,只是在有病时,她才给自己做一碗热汤面条喝。她可能永远不会习惯的是,当地农民每户人家一口大缸,腌着芥菜、白菜、红白萝卜……除了年节,一年到头就是吃这咸菜疙瘩。她总想吃绿油油的鲜菜,有时想得眼睛都发绿了,便去集上买一把,或是当大队长的母亲在菜园里间苗时,将老人家间下来不要的菜苗,讨来回去炒了吃……

在一盏如豆的油灯下,安怡深藏着一个似灯焰一样颤抖不已的恐惧:

自己已成为一个乡下妇人了,难道自己的儿子,也要做一个只见鸡飞狗跳、只玩柳叶与泥巴的乡野小童?

她给儿子讲丑小鸭、美人鱼,还有卖火柴的小女孩、渔夫与金鱼的故事。

她到处寻纸盒子,将它们剪成一片片,在上面写:我、你、他、马、牛、羊,还有“毛主席”、“爱祖国”、“爱人民”、“开学了”……教清河每天认5个字。

当儿子有了睡意,伺候他睡下后,她常站在西窗边,望着几颗疏星下黑沉沉的无边原野,心想: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差没有掘井而居、饮血茹毛了,这样的日子,连着一份深深的孤独,究竟何时是个头呢?

依然不时有好事者来给她提亲,那如簧之舌上,总绽露出一种贵金属的光亮:

或是木匠一类的手艺人,两天打一个柜子,便能赚十六元钱;或是公社会计一类小有实权的人物,虽是个瘸子,却上无二老,下无弟妹,旱涝保收拿着国家工资,几年来积攒下二千元钱……她都没有反应。她唯一所想的,是在哪里找份临时工,哪怕是在小镇县城里也好,只要能将自己和儿子从农村里解脱出来。

有一年,郑荔写信来,说是她丈夫的堂兄,是本省巨野县经委的一个副主任,只要找到他,解决个工作没问题。安怡的心活泛了,等挨过了麦收,她买了几包点心,两瓶酒,说是母亲病了,得回北京一趟,请大队长的母亲为自己带几天孩子,老人家挺乐意地答应了。

坐了六个多钟头的长途汽车,到了保定,次日中午又转车,下午4点钟到的巨野。

问路问到县经委,传达室说没有这个人。这时出来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她拦住他问,这人挺客气,告诉她,这信上的单位写错了,不是县经委,应该是县计委,她要找的人是计委的一个副主任,又给她指了去县计委的路。

找到计委,一溜大门紧锁,已经下了班。她想,这时他一定在家,可以去他家找。又问了几个人,确定县计委的宿舍在县政府大院里。待最终摸到计委的宿舍楼时,她见一个满脸络腮胡、拎着一瓶酒要上楼的男人,问:请问唐主任住哪里?

对方将她上下瞅了一遍,落在她墨绿色的旅行包上的目光,尤其沉甸甸的,咧嘴笑道:你别找了。为啥?唐主任一家人,早已以医院为家,他患了肝腹水,去见马克思就是这几天的事了……

这时,已是7点多了,宿舍楼里,一排排窗口橘黄色的灯光,将她泻成了个电线杆子似的投影。窗口里传来几对青年男女的嬉闹声,传来摸麻将的稀里哗啦声,传来一个孩子奶声奶气的唤妈妈声,还传来什么东西投进热油锅里的爆响声……

一时间,满身仆仆土尘的安怡,竟不知道自己这是站在哪里,自己又为什么来了这里。

唯有一种刀片般遽然划过的感觉,像浇注水泥地一样压满了她的脑海:自己是站在生活壁立千仞的尽头!

她想哭,可哭不出来。她想喊,嘴唇张开了,舌头摇动了,就是发不出一点声音。好似一支伶仃可怜的蒲公英,再也集合不起它那随风而逝去的纷纷花絮……

有什么东西落到了她头上,她拿下来,是一串苹果皮。她见一个单元门口站着两个女人,正盯牢了她,脸上挂满了狐疑。她赶快走出县政府大院,回到汽车站。她身上没有大队开的证明,不能去住旅舍。就是有证明,她也不会住,舍不得花这个冤枉钱,像在保定一样,她得在汽车站里坐上一夜……

春去秋来,河冻河开;

高梁红了,棉花又白……

屈指之间安怡带着孩子,已经在乡下呆了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