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乱世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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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 芥末沧桑(8)

眼见在清河境内,急匆匆赶去鹊桥上的男男女女越来越多,安怡的心里也有点活泛起来。她倒不是为某种感情所驱使,和乔迪的那番铭心刻骨的情感经历,像烧红了的烙铁一样,深深地灼伤了她的性灵,她不能再爱了,也不敢再爱了,她还牢牢记得乔迪那番关于中国男人的论述。

她只是想有个机会,摆脱农场里一拨拨男人们蚂蟥般的纠缠,摆脱那间常常蒸腾种种异味的宿舍,以及那个像埋藏了定时炸弹的硕大屁股。此外,她仍是一只惊弓之鸟,害怕在这多事之秋,农场里还有可能遣散人去新疆。而真有此事了,单身者自然是首当其冲……

一天,阴雨绵绵.无须去园里劳动,安怡去了农场图书馆。

就业后,她常来这里借书,经常给她办手续的,是一个叫孙蔚然的管理员。

此人1947年高中毕业后,因家境拮据,上不了大学,他的一个亲戚是军统中级官员,便介绍他进了一个军统特别训练班。学习了一年后出来,派他做了北平西城一个派出所的所长。那把小小的交椅尚未坐热,北平便解放了,因在“军警宪特”里摊上了“警”、“特”二字,被判刑劳改,到前两年留场就业,他已经是近四十岁的人了……

几个月前,一个姓何的就业人员,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女的姓张,三十几岁,因诈骗劳改,现也期满留场,正和安怡住一个房间。殊知几次接触下来,张某没有看中身体虚弱、言辞木讷的孙蔚然,却看中了力大如牛,且舌灿莲花的何某。

张某也不说破,干起老本行来依然圆熟得滴水不漏,三番五次地驱使孙蔚然去十几里外的一处大田,给在那里驻扎的何某送信,他不辞辛苦地送去了,又兴致勃勃地带着何某致张某的信回来,恍若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九评”,他以为这来往的信里,也沉甸甸地决定着自己的人生……

安怡挑好几本书,来找孙蔚然时,昏暗的角落里不见开灯,他正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哭。哭声喑哑而又剧烈,犹如一条撕裂开来的布帛,不时搐动的肩头,影影绰绰,像是荒原里的一座孤坟,这是安怡头一回见一个男人哭得如此伤心。她想,他终于看到了自己身上的悲剧色彩,像将他卖掉了,他还在那里帮人家点钱。

像是她自己充当了这样的角色,一阵刻骨的酸楚,还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怆意味,好似海面上自茫茫的雾气,陡然在她的胸膛里漫卷开来,她说:“老孙,以后你再也不要去为他们两个送信了……”

他像是没有听见,瘦削的脑袋依然沉沉地埋在双臂里。一簇簇早生的华发,像是暗夜里一片散落在地的银针一样扎眼。顿时,安怡有了一股耶稣赴难式的冲动,或者说眼前有了一个诱惑,恍若是一朵蓝荧荧的火焰,美丽得似小精灵一样跃动着,见它渐渐无力、萎缩起来,人们竞有了伸手过去抚摩、扶助它的念头……

一句话,闪电般地脱口而出:

“你别难受了,我嫁给你。”

孙蔚然的小脑袋,一下抬起来,好似一只从梦里被猛然惊醒的鹌鹑:

“这……是真的?”

“真的。”

安怡事后知道了,他不是为发现自己被“卖”掉而哭,他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那天的绵绵秋雨,牵动了他思乡的衷肠。念及父母都是60多岁的老人,还得去地里猪狗一样刨食,空有他这么一个无能侍候在侧、奉养天年的儿子,他才泪作倾盆雨。

事后,安怡也震惊于自己这句脱口而出的话,打从上幼儿园开始,教过她的老师,没有谁不说她聪明。在家里,父母也总夸她,自己的事情自己能处理好,可怎么会在二十四岁上,一念之间,做出一个如此愚蠢的决定呢?

在她表态的次日,孙蔚然便去开了结婚介绍信,等不及收工,他追到葡萄园里,将介绍信交给她。她注意到往日他那张烟灰色的苦瓜脸,以惊人的速度变得容光焕发,好似一个奄奄一息的花蕾,在一场饱和的湿雨之后猛然绽开了。他见她沉默寡言,眼睛便立时瞪得圆圆的,仿佛只要眨个眼,这事便会栽落到梦里去……

其实,她正在心里顽强地说服自己必须愚蠢下去,除了原先的诸多理由之外,她还找到了两条理由:一是张某曾经说过他生理上有毛病,年纪又比自己大许多,嫁给他后,他应该不会像年轻男人一样纠缠不休。

再就是自己并不爱他,却嫁给他,这也许对他不公平,可他这么个情况,也难再娶到别的女人,他也算值了……

终于有了一角属于自己的小小天地。一张桌子,是用几个肥皂包装箱改做的,两副铺板往两条长凳上一搭,便成了床,只买了些锅碗瓢盆等生活必需品。安怡在杜绝了农场里众多男人梦魇般的追求后,却和一个几乎完全陌生的男人住到了一片屋檐下。

孙蔚然对她好得不能再好,她要洗澡,脱下工作服,他已经打好了热水。洗完澡,他接着去洗她换下来的衣服。她晚餐想吃鱼,他连夜骑白行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海边,赶早市买来一角钱一斤的大黄鱼,中午那鱼就在她的碗边,变成了一堆骨头。人都是某种条件下的产物,当有条件了,她又习惯起一个人睡觉,他将床让给她睡,自己长年搭地铺……

似乎他的精气神儿,全使在了滚落于妻子身上的一双眼珠上,他在她面前,和他当图书管理员一样,不到非得开口时,他没有话说。安怡觉得这样也好,两个身世、经历若不是在清河发生交叉,本南辕北辙的人,硬要无话找话说,彼此都别扭。好在“近水楼台先得月”,她把大量的业余时间都花在了看书上。

可有时,她从书本上抬起头来,见他无论在做什么家务,或是木桩似的陪坐一边,都像是自己沉默的影子。八平方米的小屋里,没有一点生气,像是一个深深的幽暗洞穴,她的汗毛竟会直立起来,人变得有点歇斯底里。一次,她拿起桌子上的一个玻璃杯,向地上摔去,哗地碎了,孙蔚然没有吱声,赶紧拿扫把扫去一地的碎屑,扫得差不多了,他抬起头来,满目乞怜之色:

“安怡,你要是心里不痛快,以后你就骂我,打我,千万不要再摔东西……”

她真火了:“我摔掉一个杯子,就换来你这一句话吗?”

他急得脸上由灰转红,由红转白,声音里竟蒙上了一层颤颤的哭意:

“你要我讲什么好呢,我孙蔚然……这辈子能娶上你这样的女人,还有什么……可讲的呢?”

她听了,一下变得啼笑皆非。

一年后,孩子呱呱下地了,这是一个在双方意料之外的儿子,取名清河。

一个星期后,农场搞战备疏散,凡是原籍在农村的就业人员,一律遣返回原籍,结了婚的女方随男方走。尽管前方莫测难料,安怡对清河也没有什么留恋难舍,她需要告别的只是郑荔。

后者找了一个劳教就业人员,此人原是北京一家大工厂的技术员。“文革”初期,随同事们一起给领导贴大字报,柿子拣软的吃,领导一翻档案,知他出身不好,便杀鸡给猴看,将他打成了故意搞浑阶级阵营的“游鱼”,又将其送来了清河。在确定关系之前,郑荔领他到了安怡家里几次,安怡见他人长得挺精神,谈吐之间颇有修养,且学工的出身,要做个什么事,手脚都灵活,便在郑荔七上八下的心里,画了一个圆。眼下,他们正筹备结婚……

说是告别,其实就是两人抱成一团,哭作一堆。想起去了新疆后便再没有了音信的孟白鸽,更有了生离死别之感。安怡带着一双哭得肿成红桃似的眼睛,上了小四轮的拖斗,接过丈夫手里嗷嗷待哺的儿子,撩开衣衫就给他喂奶……一家三口人,还有全部的家当,都在这小小的拖斗上。

在路上颠簸了一天后,安怡的一身骨头架都要散了。由丈夫押运行李,她则带着孩子,又坐了九个小时的长途客车,三个多钟头的马车,才到了孙蔚然的老家。这是冀西北靠近内蒙的一个县,他庄上离县城还有50多里地。

一路上,对于农村生活的艰苦,安怡已作好了思想准备,可她打小生活在北京,从未到过农村。在她的概念里,天下最苦的地方莫过于劳改、劳教农场了,在清河自己都有饭吃,在农村哪能苦得没饭吃呢?

她也没往日后的政治处境上多想想,在清河五年,尤其是留场就业以后,她已经习惯了一种不平等中的平等,不自由里的自由,前者是和外部世界比,后者则体现在与她有同样身份的人们之间。现在既然走出了专政机关的高墙大院,回到了孙蔚然思之念之的家园,自己能享用的平等与自由,虽不说会比清河更多,可总不至于比清河更少……

安怡啊,远不及中国农民们的政治眼光。打“土改”后一回回阶级斗争,尤其是经过“文革”的锤炼,往日温情脉脉的宗族联系,野草牛皮般坚韧的宗法纽带,早就成了遥远的绝响。在这眼光下,好似一个跳蚤黑一点,几个跳蚤黑一堆,有几个人能不赫然于脸,愤然于胸呢?

孙蔚然的父亲是老富农,母亲自然是富农婆。他唯一的哥哥是历史反革命,原判刑十六年,后因为严重的肺气肿,办了保外就医,就医谈不上,只能在家里等死。孙蔚然又是历史反革命,她本人,农场里转过来的材料是“洋妓,有流氓行为”。

也许农村文化和城市文化,在这一点上表现了鲜明的差异,在口头性文学很是发达的农村,农民们大多数从骨子里并不反对性事上的偷鸡摸狗,只要偷到的不是自己的老婆。倘若不动真格的,白天在田头场院,几个女的抱住一个男人,或是几个男人放倒一个女人,捏她几下,摸她一把,也是一大快事。既然如此,农民们搞不清楚什么叫做“流氓行为”,更不知何谓“洋妓”。

犹如乡间在众多的菩萨里只认玉皇、关公、灶王爷等几个菩萨,在中国众多的政治帽子里,他们只认“地主”、“富农”和“反革命”……

庄上人,给了安怡一个不合逻辑却合乡俗的称呼:小富农婆。

每天晚上,一家六口人,有四口得去村里接受批斗。一排瑟瑟缩缩、腰弓成虾米的阶级敌人里,丈夫家占了40%,若不是大队书记看有一个在床上爬滚的孩子,要安怡留在家里,一村的阶级敌人里,一家人便占了一半……

因为有过一番“洋妓”的遭际,安怡的脸皮,已经有了足够的厚度,去抵御这份政治上的压抑。生活上远超出她想象的严酷与艰辛,却让她有了一股与日俱生、越来越强烈的犯罪感。

队里给的基本口粮有限,主要得按工分给粮。一家人,老的老,小的小,病的病,拼死拼活做,一年下来能有多少粮食?这粮食给的多是红高粱面,粗砺,发粘,特别不容易熟,村里人都用来贴饼子吃。怕清河消化不了,饼做得薄薄的,中间却还是硬生生的。于是将上面熟了的拨下来,中间的给碾碎了,再熬粥喝。即便如此,儿子吃了也消化不了,常常腹胀得在炕上打滚……

书记知道了,扣下孙家一点红高梁面,多给了些胡萝卜、白薯。这两样东西,煮烂了,甜甜的,糯糯的,孩子开始挺喜爱吃,多吃了些日子,他又腹泻不止,最多时一天拉了十八次肚子。一年只分十几斤白面,孙蔚然的哥哥,眼睛绿绿地盯着,还有老人,孩子能吃几口?她想给清河弄些白面,可没有钱,离开农场时,发给了他们二百元钱的遣散费。回到村里,从未见过这许多钱的父母,一下收去了,他们指望这钱能治好不能下地、只能吃饭的大儿子的病。

一天,有货郎担从门前过,她将自己的一双长辫子铰了,卖了不到二元钱。清河见那挑子上有红得似云锦的苹果,从未吃过苹果的他,揪着妈妈的衣襟,嚷着要买,她一下抱清河进了屋告诉他,那不是真能吃的东西,乡里穷,是用泥巴做的给菩萨的供品,她用这钱,买了一点面粉,做面条、做馒头给清河吃,看着儿子吃得咂咂有声,滋滋有味,她的心里没有一次不在抽搐:下一顿怎么办?下一顿怎么办?

几近四壁空空的屋里,她实在没有什么好卖了。孩子依然在胀痛和腹泻两极间挣扎,人瘦得抱在怀里,好似抱着一根糟空了心的木柴。看着清河那对几乎随时都像饿猫一样在觅食的大眼睛,安怡觉得这样的日子每过一天,都是在对一条无辜的生命犯罪!

她终于对丈夫说:“我要离婚,不为别的,就为孩子。”

孙蔚然叹了一口气:“从回村起,我就看出来了,咱这清河和你一样,都是城里人的命,你母子俩能走了也好。不过,在咱村里,还没有发生过离婚的事,我担心,这事不一定能办成,倘若能成,我只有一个要求……”

他的脸上陡然红起来,像大姑娘头一回上了花轿。安怡见他吞吞吐吐,不知他心里在转着个什么主意,激将道:

“你一个大男人,老婆、儿子都要走了,你还有什么不好说的呢?”

憋了一阵后,“这地方解放二十多年了,人还挺封建。男人如果生理上有毛病,和女人不会生孩子一样,挺遭人忌讳的。我想去离婚总得问个原由,你莫要说出这事来……”

安怡不禁扑哧一声笑了。她没有料到,在婚后两人好容易才有的这番内心交流里,他先着急的是这事……

次日,在地里干活,刚好大队书记领着几个人过来,安怡赶快跑过去,对书记说有件事要给领导汇报。书记挥了挥手,要一行人先走,自己笑吟吟地留下了。

这是安怡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打量书记。也许是过去在部队上吃了苦,她听说1963年他在莽莽雪海的中印边境上打过仗;也许全大队七八百号人的吃喝拉撒睡,还让他揉碎了心,不过三十几岁,却有一张暗得出奇、病态的黄脸,好似刚出土的千年陶器。他笑的模样,则很是天然未凿,恍若归真反璞,让安怡感到柔和、亲切。

他听了她离婚的想法,马上表态道:你早该和这家人分道扬镳了!我给你开证明,明天你们就去公社办离婚。你别担心以后的生活,大队安排你做广播员,风吹不着,日晒不着,一年记三千工分,农村需要你这样有文化的人……

走去公社的路上,一个满怀信心,恍若从此别有洞天;一个满腹压抑,俨然真的被别人卖了,还不得不为别人算钱。

公社文书问:“你们为什么离婚?”

安怡答:“当时我年轻,对婚后必须要有精神生活不懂。两人感情不合,岁数相差太大。再说,他家的成分也影响我和儿子,为了孩子我得离婚。”

“他有没有什么对你和孩子不好的地方?”

“没有,他这人挺老实,对我和儿子也很好,错误是我造成的,怪我当时太年轻……”

文书要安怡出去呆一会儿,问孙蔚然:“你老婆是不是在外面有了相好?”

“没有,她是个挺规矩的女人。”

安怡又被叫了进来,文书说:“那好吧,咱们现在来谈谈孩子归谁?”

孙蔚然的压抑,终于有了一点小小的爆发,他抢说道:“儿子得归我。我在这世上,再没有别的骨血了,我年纪这么大,头上还戴着顶帽子,不可能再结婚了……”

说毕,已是眼里泪影婆娑了。安怡低下头来,眼角也有了些许的潮热。沉默了一阵,文书道:“那就这样了,孩子归父亲。”

话刚落地,安怡的头抬了起来,一脸的泪光闪闪,像是刚从水里打捞上来,几近虎狼长啸:“不!儿子得归我,我就是为这离的婚!”

一条蹦跶了两下的鱼,自己又回到了案板上,孙蔚然不迭地说:“儿子归她,归她……只是我人在乡下,无能力给孩子抚养费……”

“我不要你的抚养费,我会在北京找份临时工做。你放心,日后我有吃,儿子有吃,我没吃,孩子也有吃。”

文书又问:“那财产怎么分割呢?”

“家里没什么财产,我只带走自己的行李、衣服,剩下的东西都归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