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作者南尼特·芬克（Nanette Funk）是一位西方女权主义者和女权主义理论家，现执教于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分院。这篇文章以她与一位东欧的女作家之间发生的冲突为由头，提出了东西方女权主义的差异问题。文章的基调定在：虽然东西方女权主义者之间存在着许多误解甚至敌意，但其实双方有许多可以沟通的地方。文章主要讨论了东方妇女强调选择回到家庭中去的权利、她们离开有酬劳动大军的愿望及其原因。她把东方妇女想回归家庭的原因归纳为三大类，一类是出于代价与利益的权衡；一类是对家庭利益的关心超过对个人利益的关心；还有一类是出于本质主义的“男主外女主内”的观念。文章认为，东西方妇女尽管存在差异，但她们的利益和目标并没有根本的冲突。
我要感谢Linda Nicholson和Robert Roth阅读了这篇文章最初的草稿，感谢他们的合作和许多有益的评论和建议。
我在这篇文章中用“东方”这个词来指前苏联、前东方集团国家和中东欧与中南欧国家。
萨格勒布作家斯拉文卡·德拉库莉奇（Slavenka Drakulic）近来写了一篇有关曾采访过她的一位美国妇女的文章；这名美国妇女后来又写信求她为美国人编的一部论文集提供一篇介绍南斯拉夫妇女的文章。对于信中提出的标题，诸如《对妇女与民主、公共领域、文明社会和现代化等的分析：一种理论批评方法》，德拉库莉奇感到很好笑。这位美国妇女还特别要求她谈谈“妇女对公共话题有何影响……”的问题。德拉库莉奇认为所有这些问题都提得很蹩脚，反映出这个典型的美国人对后共产主义妇女缺乏了解。她还对这名美国妇女刚刚“在柏林待了几个星期”就轻易地准备发表有关后共产主义的文章感到恼怒。她虽然勉强保持礼貌，却还是对这位美国妇女的外表、衣着和发式非常看不惯，对“美国女权主义者时髦的穿戴感到惊奇”。
你可以设想一下那位美国妇女读到这篇报道时的反应，但也不完全如此，因为那位美国妇女就是我。我写了那封信，请她为那部著作投稿，斯拉文卡·德拉库莉奇照办了。我的反应只是由于想到我的过去、我的祖母和母亲说的话而变得更为痛苦，我家所有的女人作为中东欧和前苏联的犹太妇女，作为女人也作为犹太人，在那种社会里都遭受了痛苦。我因受到伤害、凌辱而非常愤怒，因为我是在那年最寒冷的一天，在一张冰冷透风的房间病床上读到这篇文章的，所以反应很强烈，使人想起在莫斯科的医院里我了解到的情况，除非我是在纽约一家“较好的”医院。
然而，我开始思考这种相互交往。斯拉文卡·德拉库莉奇的文章和我的反应都只是个人的反应，不会有重大意义。但它们表明东西方妇女之间的谈话中所固有的冒险、紧张和困难。在许多后共产党国家，东西方妇女之间的接触只是偶尔发生，紧张状态只是在个别事例和爆发中显现出来。不过在德国，存在着东西方之间的直接对抗，这种困难变得带有系统性，给东、西德妇女之间的联合行动乃至对话造成了严重障碍，给双方造成了很大的痛苦和怀疑。因此，值得花时间分析构成这种紧张的根源。
一
第一，斯拉文卡·德拉库莉奇的评论反映了由于东西方妇女以及她们为组成部分的社会之间实际结构权力和经济的不平衡而出现的紧张。在这种特定情况下，这种不平衡意味着在西方发表文章比在东方发表能得到更多的重视，带来更大的经济收益，某些西方妇女比多数东方妇女更易接近出版界。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这种对立确实存在；这种出版项目给了后共产主义妇女以发言权，但却并没有为她们说话。同时，说西方妇女甚至职业妇女一般都拥有迅速发表其观点的机会也并不是事实。
第二，因为东方正在西方化，权力和地位等级也像价值、地位和社会尊严的个人感觉一样在经历严重混乱。那些最受尊敬（有时是理所当然地受到尊重，像斯拉文卡·德拉库莉奇所处的地位一样）的人必须使自己进入一个按多少不同的规则运转、有不同的标准、其地位和权力等级已经臻于自我完善的世界。在德国，这导致了公众对东德最著名的作家（主要是妇女），包括著名的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的文学功绩的猛烈攻击。对西方的怨恨集中到这部分后共产主义妇女的身上，构成她们同西方妇女汇合的背景。
权力的不平衡也存在于论述中，在女权主义论述中西方女权主义的论述居统治地位，它们有阻止和歪曲后共产主义妇女所关心的事物的危险。西方妇女说着她们自己的女权主义话语，必然有将论述标准强加于人的危险，像我所做的那样，挑起理智上和政治上的怨恨，有时还有破坏政治合作的可能，正如在德国的情形一样。西方妇女提出的某些问题的确是不合适的。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给德拉库莉奇的信中提出的问题亦已成了令后共产主义妇女着迷的研究课题。
此外，正因为西方的作风、穿戴、化妆标准正被强加给后共产主义妇女，这些也是东方妇女追求或正在依据它来校正自己的标准，而不是相反。面对这些结构上的差别，东方妇女有时会表现不满或不自然。前民主德国的艾娜·默克尔（Ina Merkel）在接受西德标准评判时，起初表现出不安全的感觉，通过西德透镜看她自己、她的身体和她的穿戴，突然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批判眼光。这是东西方对抗在柏林如此针锋相对的许多原因之一。东方妇女不愿冒险去西柏林，而要留在曾经存在的高墙后面。尽管西方妇女可以拥有更多的财富，能买到西方的服装，在应付这些标准方面经验更多，这是事实，但对于所有西方妇女来说，甚至对所有职业妇女来说却并不是事实。在许多情况下，后共产主义妇女的反应是存有戒心、怨恨和报复心，因为她们要再次迫使自己适应她们所陷入的新的等级制度。
西方妇女对所有的这些结构上的不平等可能是不敏感的和不在意的。她们还可能傲慢地认为，西方妇女运动20年后，她们最了解“妇女的现实问题”或在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上“应该做些什么”。这是前民主德国妇女在西德妇女中常常遇到的态度。
东西方之间谈话也充满了对对方的消极思维定式，东方女性认为美国和西方女权主义者是“怀恨男人者”，而西方女性则认为后共产主义妇女简直成了性别歧视的参与者，使自己从属于家庭。德拉库莉奇的反应——认为西方妇女对东欧无知，并且为美国女权主义者设想了某种服装式样——所揭示的正是这种陈腐观念所起的作用以及它们在特定情况下是怎样成为谬误的。
此外，东西方妇女之间在文化、社会交往、个人性格方面以及在哈贝马斯（Habermas）称之为“生命世界”的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所有这些差别造成了紧张和敌意，使曾经挑起过对抗的偏见更加严重，使东西方妇女之间的会晤破裂，特别是在统一后的德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妇女似乎比西方女权主义者更加关注孩子和家庭，对个人和集体、对权威持不同的态度，对有报酬的工作的好处更为怀疑，对男人或者集体行动有不同的看法。语言本身也是一个争论的问题，西德妇女对东德妇女使用阳性语法名词谈论所有人表示不满，因为用阳性语法名词谈论所有人是西德妇女曾经极力要克服的一种语言形式。
在这些差别中，存在着造成误解的巨大风险。特别是西方妇女有从道德上否定后共产主义文化差别的危险。这种道德主义可能是由于对这种实践（如社会主义国家的家庭倾向性提供了逃避国家控制的机会）的意义和根源缺乏了解而产生的。西方道德主义本身就冒有挑起不满和产生戒心的风险，并使东方妇女对西方妇女“无所不知”的怀疑更趋严重。
后共产主义妇女也不想被西方妇女的优势压倒，或被西方女权主义者中间不会与她们产生共鸣的争论所淹没。东德妇女已对这些问题、也对自己不了解西德妇女有她们自己的生活、她们日常的问题、她们的过去与现在而感到不满。
像我一样特别关心东欧妇女的美国妇女，常常把我们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始终存在的浩劫意识带到我们与东欧的交往中。我们往往是这样一些犹太妇女，要面对的是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们的东欧和俄罗斯家庭血统，我们自己的东欧家长制经历和我们家庭内妇女的力量与弱点。这种复杂历史向犹太妇女提供了同后共产主义妇女进行情感交流与认同、对她们的文化关系表示关心的机会。在这种关系中，过去有、现在仍然有强烈的反犹主义。
由于妇女希望一起工作，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缩小偏见、无知的和相互的怀疑，以可能促成妇女之间的合作的方法作出判断。一个人不想遇到争论、误解和错误，他就不可能参与东西方妇女之间的对话。德拉库莉奇的评论表明需要一种被认为是能促进相互了解，而不是导致指责对方错误的争执的联合行动。我们的差别应当被看做是相互和共同反省的机会，而不是威胁。
二
但是，即使考虑到所有这些差别，我们还是会遇到下列问题，即富有成果和重要意义的对话是否可能；西方女权主义的问题、要求和目的是否只是“相对”适合于西方而不适合于东方的问题。可以进行的论证大致如下：“东方妇女希望有某种不同于西方妇女的东西。她们想回到家里，脱离有报酬的劳动大军。西方妇女不能搞独裁形式的文化帝国主义，断定东方妇女希望什么。东方妇女有不同于西方妇女的文化历史背景和价值。有报酬的工作可以是不受约束的，它是西方但不是东方女权主义的目标。东方妇女运动将面临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价值、要求和目的。”
下面，我想否定这种论证，承认它只包含部分真理。我认为，尽管东西方妇女的愿望之间存在差别，东方妇女自身的愿望也存在差别，但东西方妇女还是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双方妇女运动还能有许多共同关心的事物、价值和目的。我认为，前面的论证曲解了后共产主义妇女的愿望、其间的关系、妇女运动的目的，也曲解了西方女权主义的目的。考虑到后共产主义妇女为她们的愿望提供的理由以及这些理由据以成立的价值，我将首先开始我的考察。我将特别注意所谓后共产主义妇女不愿进入有报酬的劳动大军的问题。事实将会表明，东西方妇女运动的目的在许多方面是类似的。因此，我将把这种讨论同后共产主义中公共和个人方面的变化联系起来。
1．后共产主义妇女不想在有报酬的劳动大军中工作的理由分为三类：一是代价一利益的分析，有报酬的工作代价太高；二是对家庭共同利益的关心超过她们个人的利益；三是认为妇女天生与男人不同，妇女天生适合留在家里这一基本观点。
在某些后共产党国家，上述的某种理由压倒其他理由而占据统治地位。在前民主德国，第三种理由似乎只起很小的作用，而在前苏联的某些斯拉夫传统中却可能起重要作用。在所有这些阐释中，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同西方妇女的愿望和女权主义价值观有不同程度的共性，尽管在表面上看可能存在差别。
妇女希望离开有报酬的工作通常是由隐蔽的代价—利益分析决定的。理由看来有以下几点：工作和家庭责任的双重负担威胁精神和身体的健康和幸福（筋疲力尽、紧张和疾病）；长工作日由于限制与家人在一起的机会，威胁相互在主观上的需要；有报酬的工作要求“性别异化”，必须“像男人”；尽管有报酬的工作可能是有意义的，但它常常太令人烦恼、太荒唐可笑，它可能提供的只是有限的自主，给的薪金很低。当然，有报酬的工作也能带来某些好处和满足，如友谊、团结、解除家庭烦恼，还有某些经济利益，某种程度的尊严和自主。然而，尽管有这些利益，它所造成的损害却超出了可以接受的限度。
一个人可以立即识别出这是西方十分通常的推理形式。而且，得出这样一种结论的妇女（她们决不包括多数后共产主义妇女）会跟西方女权主义者一样要求健康和幸福、尊严和自尊、高贵、自我实现、自决、自主、自由和公正。同家庭的关系是力求证实相互在主观上的需要的一种方法，即使这种家庭关系因压迫结构而被扭曲；如果工作要求谁都“像男人”，那她就很难有尊严和自尊。但是这并不能为下列观点提供理由，即代价——利益的原则揭示了东西方目的、推理形式或价值的根本不同。的确，对代价和利益的估价是不同的，这既是由于环境的不同，也是由于期待的不同。这并不证明提出东方妇女运动与西方女权主义运动者有根本的不同这种观点是对的。
然而，有一些后共产主义妇女在这种代价—利益分析中会给同孩子在一起的家庭活动这一内在目的提供比西方妇女或西方女权主义者更大的优先权。但是，如果一个人考虑到这方面的原因就会看到，这也不能为设想出不可调和的差别或根本不同的关注点提供依据。
某些东方妇女重视家庭欢乐，这反映在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和男人在家里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有更多的机会获得某种小小的满足。一个人不能出去旅游；只有有限的“空闲时间”活动，基本上没有公共活动领域。家庭以外的选择通常是受到限制的。因此，对某些妇女来说家庭是更可取的，尽管在家庭内部也存在压迫。不仅同自己家庭在一起必须有比其他利益更大的内在价值，而且，妇女对实现这种利益的某种期待（即使是虚幻的）也比对任何其他利益的期待要大。妇女尤其把她们的孩子变成了意义的源泉。家庭也变成了在西方的公共领域可以看到的替代性活动场所。例如，正是在家里，一个人可以更为安全地讨论社会、文化和政治问题。家庭成了一种替代性的公共领域，而不是公共领域的对立物。东方妇女还把她们承担的家庭义务用作躲避威信扫地的政治制度的策略手段。
这一切联系在一起生动地表明，公共、私人的区别不是完全固定不变的和非历史的。社会主义国家基本的二分法实际上是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划分。因此，家庭具有作为站在国家对面的基本设制的特殊和有力的地位。想待在“私人”领域的东方妇女希望有与西方妇女对家庭的倾向性所表明的不同的东西。
在这种特定社会和政治条件下，妇女对家庭的兴趣并不表明东西方价值之间的内在差别，而是家庭的历史特殊的社会意义的差别。在这种复杂条件下，在家庭内有比其他任何地方更多自由的可能性，西方妇女也将给予家庭更多的关注。此外，在美国，80年代在女权主义者中间已开始重视家庭和孩子，重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重新出现但却成问题的关注提出了美国妇女与后共产主义妇女之间实际愿望的差别是不是很大的问题。
然而，后共产主义妇女不能永远被认为是反对建立在隐蔽的代价一利益分析与衡量个人利益设想基础上的有报酬的工作的。在某些情况下，她们反对强调她们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强调集体目的，例如她们的孩子和家庭的利益。但是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目的应当与西方的根本不同，或者说推理形式根本不同，那是没有根据的。
强调集体利益的程度表明对妇女生活的轻视，这是妇女运动在西方遇到的问题。这并不表明两种文化之间有任何根本的区别。东方妇女运动为对妇女生命价值的低估所赋予的合法性并不比西方妇女所赋予的更多一些。
但是，较少强调个人利益也可能是由传统文化和半现代化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所致，这种文化没有赋予个人与个人自主太大的意义。然而，这种价值也与个人／集体的实际关系一样，现在在西方正在经历变化和重新评价。由于这种不同的原因，个人／集体关系在西方也处在修订之中，只不过是渐进的。西方对集体利益如环境也开始给予更多的注意，在女权主义运动中，正在重新审视自主的价值，并给予相关利益更多的重视。将来对这些问题甚至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在这个问题上，两种文化并不是那样一成不变以致可以断定它们无可挽回地从属于根本不同的价值。它的确暗示，东西方妇女都将从对这些课题的进一步思考中获益。
因此，无论是什么理由，对集体利益的强调并不说明东西方妇女具有根本不同的价值，或者东西方妇女运动应该有完全不同的方向。那么，应该如何看待那些出于基本信念，认为妇女天生应该留在家里而反对有报酬的工作的后共产主义妇女呢？这是不是提供了东西方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的证据？虽然有许多持本质主义观点的妇女坚持认为，妇女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考虑，都不应当被迫参与有报酬的工作，这的确是个问题；但她们绝不希望妇女只是模仿男性的角色；她们希望家庭主妇发挥为妇女提供合法选择权的作用。提出本质主义和价值一利益原则的妇女经常把她们的基本愿望表达为希望拥有是否从事有报酬的工作的选择权，这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很清楚，在谈论妇女的这种“选择权”时伴有很强的性别角色期待。但是，妇女运动能识别这种愿望，承认妇女的角色的确不应模仿男人，当社会在有报酬的劳动大军中只能向妇女提供二等地位，在政治领域只是双重负担、而不是重要地位时，希望回到家里的妇女不应受到惩罚。
此外，在有报酬的工作与留在家里之间富有意义的“选择”，要求社会政策和结构条件——在家里、性别角色、工作场所、劳动力市场——使妇女能够进行留在家里与否的二者择一的选择。这种选择要求有充分的日托、在就业中没有对妇女的制度性歧视。但这正是西方女权主义提出的同样具体的要求。
然而，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不必支持这种本质主义，使所有妇女的愿望都体现在它的计划里并且提倡妇女离开有报酬的劳动大军。总之，必须在某些妇女可能有的愿望与适合每个国家的、妇女运动支持的愿望之间进行区分。不做这样的区分就是支持不受欢迎的“主观福利主义”的翻版，声称妇女的福利和解放被认为是当前妇女全部主观愿望的满足。女权主义没有被授予这样一种地位，也必定不是所有妇女愿望的代表，因为它知道，现存愿望是在现存问题的条件下形成的。在没有自由和公开言论的条件下或在没有对有关问题作充分思考的情况下形成的愿望，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都很难有像经过充分讨论后妇女能够拥有的愿望和信念那样的地位。而且，妇女运动认识到，新的社会经济条件要求新的前景。妇女的愿望与信念可能因为这些条件的迅速变化而改变。认识到这一切就不会强迫妇女接受她们的实际需要是什么，而造成“对需求的专制”。妇女运动应为妇女创造一个论坛，鼓励她们参与讨论，以便创造新的前景。
因此，无论妇女有什么理由希望离开有报酬的劳动大军，这并不反映东西方价值之间有不可调和的差别；也不表明东西方妇女运动应当有不同的目标。
2．重要的是指出，妇女日益增多的失业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假设现在推测前苏联存在大量失业，从可以获得的有关失业妇女的数据推测，一些国家（如前民主德国）妇女占失业总数的将近2/3，失业还将势不可挡地降临到妇女的头上。促使妇女离开劳动力市场是后共产主义社会正在使用的一种手段，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在半机械化的过程中，用西方式的男人统治取代国家的权威，处理失业问题，重新确定妇女的社会作用。妇女们自己只能俯首听命，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
妇女可能乐意有选择是否工作的权利，但这并不是说，她们现在选择不工作是必然结果。有了不工作的选择，她们就会同有稳定职业、能挣得足够供家庭开销的工资的丈夫有稳定的婚姻。然而，在后共产主义没有什么是稳定的，这些条件没有一个能维持。
在经济上必须工作、失业的沮丧都是说明失业并不是一种选择的证据。许多妇女是单亲母亲或者处于不稳定的婚姻之中，离婚率达到30％-40％。倘若她们有丈夫、丈夫也经常失业或者得不到适当的报酬，为了生存，一个家庭常常必须有两份以上的工作，像在匈牙利和波兰那样。
许多妇女还因为日托关门、条件不好，或者由于孩子们被大规模的社会变化搅得不知所措而留在家里。由于妇女比男人更有可能失业、挣的工资更低，常常使她们产生在经济上留在家里更合算的感觉。这与西方是一样的。雇用领域的歧视对妇女失业起了很大作用。
这里也有一个妇女在上述任何意义上是否确实想回到家里的简单问题。许多国家没有这方面的可靠数据资料，在不同国家和不同的社会阶级之间很可能是不一样的。根据已做的调查，在前民主德国、前苏联和保加利亚，只有少部分妇女表示想回到家里，即使她们可以这样做的话。此外，当东方妇女有3岁以下的小孩时，她们往往不想完全离开有报酬的劳动大军，而是干“部分时间”的工作，在那里，“部分时间”按西方标准实际上可能是一整天（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日通常是一天8.5小时）。
三
十分清楚的是，后共产主义不仅包括公共领域的变化，而且还有家庭、公共和私人领域之间的界限、私人领域性质的变化。这些变化要求根本标准的改变。对于所有这些变化来说，妇女的地位是主要的，象征性的。在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家庭失去了特殊的意义，妇女被更严厉地禁锢在家里，被排除在意义日益增大的新的公共领域之外。现代化在历史上往往给妇女造成伤害。现在正在进行的合理化与现代化的一种代价是牺牲妇女的健康，虽然这是在共产主义合理化的情况下出现的。
对后共产主义变化进行社会分析的任何理论需要对家庭及其变化了的意义给予特殊注意，妇女作用的变化和妇女真正参与新近形成的公共领域的方式可能改变公共领域本身的实践的性质。遗憾的是，这并不是经常用来分析后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作为文明社会形态的后共产主义理论的实例。与这种理论的东欧支持者相比，西方文明社会理论的鼓吹者——约翰·基恩、克劳斯·奥菲、卡尔·欣里克斯、赫尔穆特·韦森索尔、琼·科恩、安德鲁·阿拉托——至少提到家庭并把它包括在文明社会内。但即使在这里，按照科恩和阿拉托的市民社会理论，家庭变化在这种讨论中最多也只能起较小作用。尽管科恩和阿拉托把家庭包括在市民社会内，他们却很少讨论它，并且说，“我们把社会交往和自愿联合的公共领域变成了市民社会的中心机构”。他们从未提出公共领域的政治形式本身是否更倾向于男人而不是妇女的问题。
科恩和阿拉托以及其他市民社会理论家把市民社会同经济制度区分开来。由于把家庭置于市民社会内，因此他们也将家庭同经济区分开来。尽管家庭不是单独由行动的经济结果来调节，市民社会与经济之间的这种差别还是要冒对方法强调不够的严重危险，在这种方法中，经济过程、思考和结果的确有效地调节了市民社会特别是家庭的行动。家庭与个人决定——一个人应当工作以拥有个人利益，或者异性相爱、双亲家庭将会在男人工作的地方永远存在，因为男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多的就业机会——是在经济上调节对家庭的其他许多决定十分重要的决定。十分明确地区分家庭与经济的问题揭示了市民社会与经济之间差别的一般问题。
四、结论
以上讨论丝毫也不应被解释成否定东西方之间以及后共产主义国家自身实际存在的文化差异。我所论证的是，尽管传统、文化、个人性格、信念和愿望都存在差别，东西方妇女的问题和目标，特别是关于有报酬的工作的问题还存在许多共性。当今东西方妇女解放进程将因为经济、政治和文化差异而不同。妇女运动所要求的当然要取决于重新构成的社会经济制度，例如无论是罗马尼亚还是保加利亚，都将是农业社会。尽管存在文化差异，问题却是类似的：妇女的堕胎权、就业权、禁止强奸和对妇女施暴正在成为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重要课题，就像在西方一样。对性倾向的尊重问题也开始（不过是试验性地）在某些国家提出来。
再者，后共产主义妇女对工作的愿望和不满的明确表达，可能有助于西方妇女运动加强就业妇女的规范。假设与30年前妇女运动第二次浪潮开始时相比，在西方，妇女现在更多地加入了劳动大军，实际上东西方妇女的需要是类似的。现在在劳动大军中势不可当的西方妇女遇到了与后共产主义妇女所遇到的同样的紧张局面。后共产主义妇女所关心的事物将增强西方女权主义的力量，因为工作轻松一些并不是目的。相反，女权主义的要求应当是为了在合理组织的人道社会获得有意义的工作，使集体利益的重要性、每个人的内心需要与社会手段的需要协调一致。为了对所有的人都保持公正原则，工作应当相应地加以组织。
东方妇女遇到的一个新的问题是，保守派向某些东方国家，或压迫别人的民族主义威胁投降，这就与西方妇女遇到的问题发生了共鸣。后共产主义妇女对西方女权主义的批判性审查能够为我们自己的历史和理论提供新认识。
模范“妇女”不再是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妇女运动时曾经存在过的妇女，那时中上阶级的白人妇女曾被供奉在偶像的基座上或拘禁在家庭牢房里。后共产主义的发展使妇女参与公共政治领域的重要性变得十分明显。后共产主义妇女的需要集中体现了女权主义的第二阶段。
东西方妇女运动在方法、战略和中期目标方面将继续存在许多差别。但是，这丝毫也不会妨碍富有成果的、互利的对话，或者证明东西方妇女运动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可调和的差别。尽管所有这些差别只要在东西方妇女之间暴露出来，就当引起注意，但我们还是拥有许多共同的东西，有许多我们可以相互学习的东西。
（王昌滨 译）
朱迪斯·巴特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