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认为，在纪元之初的两个世纪，在这个一向被人们指责为非道德和荒诞的时期，“性节制的主题不仅存在，而且严格和日益增强。”（XJ，第368页）道德的努力在奥古斯都统治时变得特别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包括保护婚姻、优待家庭、限制纳妾和严惩通奸在内的法律措施的确伴随着一种观念运动，它反对当时宽松的气氛，提倡复归古代严格道德的必要性……毫无疑问，在这些措施和观念中发展出最终导向一种利用制度和法律更加严格地限制性自由（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的体制的数百年演变过程的开端。”（XJ，第369页）在福柯看来，对于性自由的限制早在纪元初年就开始了。
尽管如此，在古希腊社会，对性自由的限制并没有采用公权干预私权的方式，而是采用了自我教化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除了极少数例外，道德家们所表达的这种严格化意志没有采取过要求公共权力干预的方式。我们也没有发现过，哲学家们计划对性行为实行普遍的法律约束。他们鼓励那些想过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的人采取更多的节制。他们并不寻求什么可以统一约束这些个人的措施或惩罚……相反，在公元头几个世纪的文献中出现的——比对性行为的新约束更多——是一再讨论如何恰当地关注自我。”（XJ，第369页）尽管在纪元之初对性的约束增强了，但是这种约束还远未达到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的公权干预程度，在那时，没有人想到要用法律、法规、政令和制度来限制和约束人们的性自由，只是要求人们更加自我检点，提高自我控制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