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权威理论家利奥塔有一句名言：“简化到极点，我们可以把对元叙事的怀疑看作是‘后现代’。”“注释1”所谓“元叙事”或“元话语”就是一种解释世界、解释历史的宏大叙事。它或说明因果；或“发现”规律；或概括历史；或预言未来。它为人们的行为提供目标，绘制蓝图，为人类指出前进的方向。这种宏大叙事与科学是两相矛盾的：“科学在起源时便与叙事发生冲突。用科学自身的标准衡量，大部分叙事其实只是寓言。”“注释2”
那么，在否定了“元叙事”之后，它所留下的空缺应当由什么来替代呢？答案是局部决定论。利奥塔将后现代解释为一种否定了各类元叙事的局部决定论。他说：“我将使用现代一词来指示所有这一类科学：它们依赖上述元话语来证明自己合法，而那些元话语又明确地援引某种宏伟叙事，诸如精神辩证法，意义阐释学，理性或劳动主体的解放，或财富创造的理论……因此，正在到来的社会基本上不属于牛顿的人类学（如结构主义或系统理论），它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语言游戏有许多不同的种类，这便是元素异质性。语言游戏只以片段的方式建立体制，这便是局部决定论。”“注释3”
利奥塔主张用局部叙事取代总体叙事，用小叙事取代大叙事。他指出：“依靠大叙事的做法被排除了，因此我们在寻找后现代科学话语的有效性时不能依靠精神辩证法，甚至也不能依靠人类解放。但我们刚才看到，‘小叙事’依然是富有想像力的发明创造特别喜欢采用的形式，这首先表现在科学中。”“注释4”
这种局部叙事或小叙事是指在时间和空间上受到严格限制的叙事。利奥塔又称之为“元论证”。他说：“人们转向大量而有限的元论证，我们是指那些关于元规定的、在时空中受到限制的论证。这种定向符合社会相互作用的演变，事实上，不论在职业、情感、性爱、文化、家庭、国际交往等方面，还是在政治事务中，临时契约都正在取代永久的制度。”“注释5”
在总体性思维被否定之后，局部性思维使得差异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成为最受重视、最受宠爱的价值。利奥塔是这样说的：“在元叙事之后，合法性可能存在于什么地方呢？操作标准是技术性的，它不适宜用来判断真理和正义。合法性是否像哈贝马斯设想的那样存在于通过讨论而达成的共识中呢？这种共识违背了语言游戏的异质性。发明总是产生在分歧中。后现代知识并不仅仅是政权的工具。它可以提高我们对差异的敏感性，增强我们对不可通约的承受力。”“注释6”
福柯的理论背景与利奥塔属于同一类型。他质疑所有乌托邦式的宏大叙事。例如，他曾经说过：“自1917年或干脆说自1848年以来，世界上就根本从未出现过一种能够带来希望之光的思想……为此，我们必须从头开始，并且一开始就要问：从何处出发去批判我们的社会……所有那些在历史上导致社会主义传统出现的观点都必须加以审察。”“注释7”福柯有一次在谈到结构主义时还说过：“我觉得结构主义……有助于抛弃关于历史的那种伟大的生物学神话（指把历史看成一种逐步进化的有机过程的观点）。”“注释8”
在质疑宏大叙事的同时，关于话语和批判的局部化，福柯也做过重要的论述，他指出：“十五年来所发生的事件归结为一个主要的特征，就是批评的局部化。我相信这并不意味着批评呈现出迟钝的、淳朴的经验主义色彩；它也不是乏味的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缠着每一种理论方法不放；它也不是自觉自愿的禁欲主义，倾向于导致最糟糕的理论上的贫困。我相信，批评的局部特征表明了一种自律的、非中心化的理论生产，其有效性并不依赖既定思想体制的首肯。”“注释9”批判的局部化会使得它显得琐碎、平庸，丧失了马克思以来的总体批判的宏伟气势，因此福柯将人们对这种局部化批判的否定态度描述为“迟钝”、“淳朴”、“乏味”、“经验主义”、“折衷主义”、“机会主义”、“禁欲主义”、“理论上的贫困”。福柯对此类否定态度颇不以为然，认为局部化的批判其实体现了一种自律的精神，它的意义在于制造一种非中心化的理论，它的局部的、具体的、个别的批判是超越于既定思想体制之外的，因此是更正确也是更重要的。
在阐述批判的局部化趋势时，福柯进一步抨击了“总体性理论”或“总体性思考”的弊病，他说：“伴随着这种不稳定的感觉以及非连续性的、个别的、局部的批评的大量运用，我们又发现了未曾预料到的情况，即一种通用的、总体化的理论的禁制作用。并不是说从前和现在通用的理论没有为局部的研究提供一贯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和精神分析学就是例证。但是我相信，这些工具在使用的时候，其话语的理论统一性被悬置，或者说至少是被缩减、分割、瓦解、漫画化、戏剧化，你怎么说都行。在每一种情况下，总体性的思考都对研究构成了障碍。”“注释10”按照福柯的想法，总体性的思考不但不能起到帮助我们了解事物的作用，反而会成为对事物的有效的分析和研究的障碍。这种看法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相当陌生的——我们所听到的与此截然相反：似乎只有总体性的思考才能算作理论，才有价值；那些局部性的思考一向被人忽视。
基于对总体性思考的这种立场，福柯对于所有现存的理论都采取极为审慎的态度，他的研究是对历史资料严谨的分析，由这种分析所产生的结论并不是一种关于普遍适用的真理的理论，而是带有尝试性质的假说，是供人们讨论的话题。福柯认为：理论并不拥有与详细分析同等的地位，较之于详细分析，它是次要的和从属的。“注释11”世界上还没有几位学者敢于将理论的重要性贬低到分析之下，而福柯就敢这么说，也敢这么做。而福柯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所做出的假说和分析往往与人们早已视为公理和常识的观点大相径庭。这也是我特别敬重他的一点。套用一句脍炙人口的话，这正是：理论是灰色的，而分析之树常青。
福柯赞成德勒兹提出的目标：“让我们败坏善良意识，让思想在井然有序的相似性表格之外嬉戏。”福柯认为，新哲学将是“笑剧剧场”，“邪恶意志”将会使“流浪的和无政府的差异”摆脱“同一性的统治”和以“善良意志”为标志的范畴思想。换言之，求真求同的哲学将被差异哲学所取代。“注释12”
总而言之，正如一位福柯的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福柯把我们从某一真理统治的沉重权力下解放出来。为了反对伟大的真理、伟大的综合、伟大的体系，他对权力一知识的多种机制进行了详细周密的分析。”“注释13”从启蒙理性开始，各种伟大的真理、伟大的综合、伟大的体系层出不穷，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前半叶达到了巅峰期。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向这些“伟大的”事物提出了挑战，用无数“渺小的”差异取代了这些“伟大的”体系。在这一挑战中，福柯是一员当之无愧的主帅。
“注释1”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第2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作者和页码。
“注释2”利奥塔，第1页。
“注释3”利奥塔，第1～3页。
“注释4”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0页。以下凡引该书，只注作者和页码。
“注释5”利奥塔尔，第139页。
“注释6”利奥塔，第3～4页。
“注释7”转引自彼得·科斯洛夫斯基：《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注释8”转引自米勒，第283页。
“注释9”福柯，第217页。
“注释10”福柯，第217页。
“注释11”转引自谢里登，第276页。
“注释12”转引自刘北成，第197～198页。
“注释13”谢里登，第2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