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性活动的目的不外三种：第一，为了生殖繁衍，传宗接代；第二，为了建立和维持某种人际关系，如爱情关系、婚姻关系；第三，为了性快乐本身。长期以来，性的压抑、与性有关的忏悔，总是褒赏性的生殖目的，贬低性的快乐目的。一切非生殖性的性活动都在被贬低之列。
宗教权威和道德权威为了普及以生殖为性活动的惟一目的的观念做了大量的努力。“这一努力就是要把经不起繁殖经济检验的性形式从现实中驱逐出去，不允许非繁殖活动的性的存在，排斥不郑重的快感，消减或排除不以繁衍为目的的行为……所有这些，难道不正是以围绕生殖的性状态的利益出发对付所有毫无生殖成果的快感所使用的方法吗？所有这些唠唠叨叨的关注使我们处于对性状态的烦恼之中，它难道不是出于一个基本动机：保证人口，增殖劳动力，维持社会关系的形式，简言之，就是构建一种经济上有用、政治上保守的性？”（XS，第36-37页）按照福柯的说法，国家、宗教和道德对性的控制有两个动机，一个是经济上有用；另一个就是政治上保守。它们所关注的是社会人力资源的生产，既存社会关系的维持，而将以快乐为目的的性活动视为“不郑重”的性观念。
所有那些违反了性的生殖规范的人们，渐渐地被划归另类，成为与众不同的种族或“亚种”。福柯写道：“倒错的天地出现了，它有几分反叛法律和道德的味道，但却不单单属于法律和道德反叛。一个完全次种族的种族诞生了……在那个世纪的进程中，他们依次带上了这些标记：‘道德罪恶’、‘生殖神经症’、‘基因本能的偏离’、‘变性’、‘生理失去平衡’。”（XS，第40页）
除同性恋之外，虐恋、恋物、异装、易性甚至自慰（手淫），都因为不能导致生育而被归入“另类”，受到以生殖为目的的主流性文化的排斥。性究竟为什么一定要被派上经济的用场？难道性就不可以仅仅因为快乐而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