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的西方，人们创造出一套崭新的性话语，其中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为各种各样的“异常”性行为分类和命名。这种分类和命名最初的动机是好的——将一些被认定为犯罪的行为划归疾病的范畴，如奸尸行为从犯罪改变为疾病；同性恋从犯罪改变为疾病等。这种做法虽然部分地改善了这些少数族群的地位，但同时使他们陷入新的陷阱——病理学的陷阱。
在希腊罗马时期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经历了边缘性欲受到法律和道德的严厉控制和惩罚的过程。但是从19世纪开始，对边缘性欲的控制逐步从法律模式转向医学模式。从表面上看，环境变得宽松，但是控制并没有消失，在某些方面反而更加强化。
福柯指出：“这类边缘性欲出现于光天化日之下的事实意味着道德律令的松动。在法律愈益听命于医学的19世纪，各种性犯罪的确分别受到愈益轻微的惩罚。但源自医学甚或与医学共事的学习和监视机制的产生，也可视作强化控制的形式。对边缘性欲的这种新迫害把各种性变态行为的混合变成了根据不断变化的性偏离分类和炫耀稀奇古怪的希腊拉丁名词的科学话语和个人记录。旧的司法制度，不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都无一例外地与行为有关；而新的司法制度则从医学上渗透了划分性变态者的种和亚种的秩序。”“注释1”
19世纪是性学诞生的时期，也是人们以为性的压抑得到缓解的时期。但是，在福柯看来，事情并没有变得更好，原本是浑然一体的性被“性科学”划分为许多的亚族，医学控制模式与先前的法律道德控制模式相比，对人的压抑并没有减轻多少。“有关快乐的所有形式都被孜孜不倦地作了分类……医学已经驾驭操纵了性。”“注释2”
为性划分种类的病理学新话语除了强化社会控制的效果之外，还导致了另一种效果：反向话语的形成。福柯说：“19世纪的精神病学、法学和文学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同性恋、性倒错、鸡奸和‘心理阴阳人’及其变种的话语，这毫无疑问促进了‘性异常’领域的社会控制的有力进步；但它也有可能造成一种‘相反’话语的形成：同性恋经常运用同样的词汇，运用与医学诊断同样的分类，来为自己辩护，要求承认其合法与‘合乎自然’。”（XS，第99页）
按照福柯的说法，这种新的性分类和命名有两个效果：一方面是新的社会控制——对各种各样“性异常”的社会控制，这种控制在过去是没有的；另一方面是被控制方对控制方所使用的话语的利用。例如，控制方认为同性恋是违反自然的，因为它不能导致生殖繁衍；而被控制方则用许多动物当中也存在同性性行为这一事实来证明，人类的同性恋活动也不违反自然的规律。但是，无论如何，19世纪出现的病理学的性话语的主要作用是强化了社会对各类“性异常”人群的控制和“治疗”。
“注释1”转引自谢里登，第224～225页。
“注释2”同上书，第225～2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