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之前，性就是性，它不是人的本质，不是人的性格，也不是其他的什么东西。衡量它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它是适度的，还是过量的（也许还有过少的）。其他标准过去是没有的，比如说：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它是正常的还是反常的；它是自然的还是违反自然的等等。
“到了19世纪，性行为作为个体自我的象征，开始变成一个重要的问题。这是一种新的东西。有趣的是，在19世纪以前，那些被禁止的行为，尽管受到严厉的限制，却总是被视为某种过分和多余的举动，即所谓‘放荡无度’。同性恋仅仅被看作是过量的自然行为，一种失控了的本能。从19世纪起，我们看到像同性恋这样的事情逐渐被人们视为反常的行为……我以为，在19世纪以前，通常是不从性行为或欲望来判断一个人的性格的。‘告诉我你的欲望，我便可知你是怎样的人。’这是典型的19世纪的话语……人们仍然认为、并且被鼓励来认为，性的欲望揭示了他们深层的本质。性不再是秘密，但仍是一种征候，一种对我们的个人性的最大的秘密的表白。”“注释1”
这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好像关于我们自身的真理全都可以由性来加以解释。“性与真理发生关系的历史过程，在精神分析学那里达到了顶点。在我们的时代，所有关于性的话语，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指向精神分析学。”“注释2”弗洛伊德所创建的精神分析学将人的自我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似乎通过自身性的欲望，我们就能了解关于自我的一切。难道人的自我仅仅通过性就能全部加以解释吗？饱暖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安全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归属的欲望不可以部分地解释人的自我吗？性也许是解释人的自我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它不是充分条件。换言之，要想解释人的自我，一定要了解他的性；但即使已经完全了解了一个人的性，也不一定能够解释他的自我。
“注释1”福柯，第9页。
“注释2”同上书，第1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