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人提出了“把城市建在花园中”的口号，机关、企业、街道和住宅区等的绿化，都按规划与城建同步进行，绿树红花，随处可见。这些都收进了我们的镜头。滨河住宅区的绿化特别引人注目。高耸的楼群之间，是一大片绿菌菌的草地，一群孩子在玩球，几位妇女在漫步。道路两边种着路树，鲜花，层次分明。就连人行天桥的栏杆边，也满是绿藤垂挂，袅袅婷婷，婀娜多姿。在这样的环境里生活，真是太舒服了。市绿委的同志说，这个住宅区独具匠心的设计者，因此获得了全国建筑设计一等奖。
我们还拍摄了深圳与蛇口之间的福田红树林鸟类自然保护区。红树林并非红色，它们生长在含盐份的海滩上，是热带森林的特殊类型。绿得很深沉很执著。可以起到净化海水和空气，防海浪，固海堤的作用。福田这片红树林中，栖息着178种鸟类，其中以鹭鸟最多。它们或盘旋觅食，或林中歇息，俨然是这里的主人。我们这群不逮之客，惊起了一群鹭鸟。但这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保护区的一条宣传标语的第一句话：“这是你的保护区……”是的，绿色的大自然是你的、我的、他的，谁都有享受的权利，谁都有保护的义务。
深圳特区那连片的绿，是在距蛇口十海里的内伶仃岛上。这也是一个自然保护区，岛上生长着400多种植物，还有许多聪明调皮的猕猴。其中有两群猴子已经被驯比。保护区派专人每天送饲料上山，上、下午各一次。我们饶有兴趣地跟着他来到山脚，拍下了一组有趣的镜头。原来猴儿们是听召唤的，只要送饭人拖长声音“啊”那么几回，它们便成群结队从四处赶来，一路从树枝上轻轻地跃下，口里还不时哇啦哇啦地表示回答。
那天送的食物是玉米粒和芭蕉。猴儿们一拥而上，大把大把地抓着玉米往嘴里塞。几只小猴儿跳将起来，端坐在枝干上，剥了芭蕉皮，从容不迫地吃。大约因为是老朋友了，一点儿用不着讲客气。它们当然不知道，这位天天给它们送饭的老朋友，为了猴哥们的生活有保障，已经一连四个春节没有离岛回家团聚了。
三十公里走了两小时
我们在四会拍摄完后，转点去怀集。事先打听了，只有一百来公里，午饭后启程，三小时准到，“湿湿碎”（小意思）啦！当时谁也想不到，中途有段路，大约三十来公里，面包车竟走了两小时。
大约是长期失修的缘故，路面坑坑洼洼。不管司机如何小心翼翼地想开得平稳些，都是徒劳。我们坐在车上就像发了疯似地，一刻不停地扭动着身躯，大“跳”汽车迪斯科。有时一个大颠簸，坐在汽车后的老刘和小孟就被猛地抛向车顶，撞击一下后再跌回座位……
老刘终于忧心忡忡地宣告：他的脖子似乎已经短了一截。老王则一本正经地说：他怀疑自己的五脏六腑实行了“无政府主义”，统统私自调换了位置。我的感受比较特别，那不争气的脖子原本够长了，这会儿却趁乱捣蛋，傻呼呼地往上窜了几公分……
好不容易熬过这段非常时期，汽车走上了平坦的大道。只听得众人一声欢呼，接着就向那包被冷落两小时的新会桔子，重新发动猛烈的进攻。而且我们无一例外地发现：身体各部位和一切功能都处于正常状态。
车到怀集时，已是“人约黄昏后”的时候了。
雨中行
出外拍摄，也开心也累。拍林业科普片，以上山下乡为主，有些汽车开不了的地方，还得扛着摄像机步行，自然更多几分辛苦。亏得我们摄制组一行五人，身体都过关。加上青山绿水空气好，让人舒心。主任记者刘峻岭虽已年近花甲，看上去却顶多五十出头，爬山越岭，哪回都拉不下他。王玉龙也是主任记者，干了二十多年电视，跋山涉水是家常便饭。别看他平时走路不快，一爬山准把小伙子比下去。陈炳林是跑农、林、水这条线的新闻记者，下乡机会多，又年青、爬爬山不在话下。技术员才二十出头。哪怕再累，睡个好觉就补回来了。本人虽为女流之辈，当知青那会儿多少经过些风风雨雨，累呀苦呀还能应付。几个月下来，我们诸位不过略见“苗条”，精神倒越发好了。
最累的一次，恐怕要数粤北乐昌山区的雨中行了。正是隆冬季节，怪冷的。车到大源乡，偏又下起小雨来。没时间等老天爷开眼，我们每人撑一把伞，又用套子把摄像机严严实实裹起来，便上了路。
出了乡政府不远，滔滔武江横挡在我们眼前，上了小船，晃晃悠悠渡过河去。热情的乡干部说，不远不远，最多两里路，那里的松林很美。我们沿着窄窄的山路，一步—滑往山上走。老王、小陈和技术员小温轮流搂着摄像机，宝贝似的，舍不得让别人抱。
坡渐渐陡了，两里地早已甩在身后，前面却依然山路弯弯，群峰连绵。忍不住问向导，总说快了。结果足足爬了一个多小时，这才想起山里人的路程计算比城里人要宽松许多。
原以为到了目的地有绝代美景，谁知那里的松林虽说不错，面积却不算很大，拍摄角度也不好找，前方高山挡路，视野并不开阔，倘若再往前走，只怕天黑了也回不来。于是在雨伞下架好机，拍了几个松树的特写和松林的全景，然后跌跌撞撞往回走，来回三个多钟头，脚走酸了，衣服淋湿了不说，景色还不尽人意，我们不免有几分失望。
想不到，坐车回县里的路上，我们不约而同地发现了右前方一处极佳的景色：翠峰起伏，松林茂密，半山腰云雾飘飘，不时有几只飞鸟从摇曳的松树枝叶间穿过，好一幅有动有静的山水画，我们顾不得山风凛冽，从不同的角度拍下了这一美景。小陈拍摄时，我们都冷得有点受不住了。跳下车又是顿脚又是打拳又是吆喝。幸亏天色已近黄昏，山路上几乎没什么车辆和行人。否则，会有人以为我们这帮人的神经系统出了毛病，拍完了打道回府，大家的情绪高了许多。跋涉三小时的辛劳也丢一边去了。
农家的午餐
有了雨中行的教训，我们在乐昌爬另一座山时，尽管向导说是四公里，我却作了走两小时的思想准备。一路走一路看，只见四周都是青山，路边小溪潺潺，不知我们要去的村子在何方，哪晓得不过走了二十分钟，就听到狗群合唱，接着就有四五条狗跑了过来，再往前看，树丛中有两栋两层搂的房子，其中一栋竟然完全按城里的样式，走廊阳台，一应俱全。再走近了，发现楼前是个水泥砌的养鱼池，池边还种满了花草。如果在珠江三角洲，这早已是普普通通的事。但它出现在粤北的深山老林中，真让人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迎上来了，一问才知道，这正是我们的目的地，向导把四华里说成四公里了。谢天谢地！
这是茶园头村的一个自然村，住着扶家五兄弟和他们的老妈妈。1978年，这里人均收入不过一百八十元。扶家住杉皮房，吃番薯粥，年年还债，年年欠债。1983年山林承包到户后，扶家几兄弟靠精心种树，多种经营致富。去年，全村的人均收入了达到了一千四百多元。山里人盖起了楼房，看上了彩电，用上了冰箱，骑上了摩托车。过去身价百倍当主粮的番薯，如今落得个作饲料的田地。扶家几妯娌见我这个城里来的女记者津津有味地吃生番薯，都抿着嘴吃吃地笑。
拍完了已是中午一点，我们就便在扶家吃饭。几妯娌分别做了几样拿手好菜待客，满满当当摆了一桌。鸡呀、鱼呀、腊肉呀，腊鸭呀，还有青菜，牛肉干，肉片鲜冬菇汤等。纯粹的农家风味，米饭又特别香，加上大家的肚子正闹饥荒，个个都赞不绝口：“味道好极了！”
摄影迷的遗憾
我们摄制组的老刘和老王都爱好摄影，特别是出差拍林业的片子，那更是唯恐错过了好山好水好树林，老王总是摄像完毕又照相，从不说一声累的。
那天早上我们出发去乳阳林业局，拍摄广东松天然林。天公只管下雨，一点儿晴的希望都没有。我们默默地上了车，老刘和老王破天荒没带相机。
车至乳阳，天依然阴阴湿湿的，但不下雨了。林业局杜局长和公安分局杨副局长胸有成竹地宽慰我们：看这天，山上可能有好景。一听这话，我们当即上了车。杜局长不是本地人，但从潮汕平原进山来已经30余年，早就以山里人自居了。他兴致勃勃地跟我们介绍这一带的青山秀水好风光。这些年，画家、摄影家、文学家都络绎不绝地上山，杜局长因此交结了不少文人墨客。
正说着话，我发现车外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是云雾茫茫了。我真担心今天什么也拍不成，杜局长和小杨却笑着说：“别慌，再往上走就好了。”
车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又开了好一会，突然小杨大叫：停车！我往车窗外一看：天哪！左侧竟然同仙境一般。云雾之中，近处几株广东松傲然挺立，树叶舒展，与云雾相融；远处隐隐约约露出几个山峰，在云雾环绕中显得神秘飘渺，美不胜收。如果世上真有神仙居住之处，那就非此地莫属了。我们急急跳下车，正准备开机拍摄，却发现大事不妙：那仙境刹时间不知去向，眼前只有一片雾海，白茫茫地，什么也看不见了。
杜局长看出了我们的失望，直催我们快上车，说是前面景色会更美。这回谁也不吭声了，都把头伸出窗外，任凭云雾滋润头发，只顾找寻那梦幻的世界。果然，车拐了几个弯后，我们又发现了一处美丽的仙境。那山尖浮在云雾的海洋里，就像要随着云雾飘向远方。层层青山在雾海中时隐时现，山上的树在朦胧中更显得生机勃勃，挺拔刚毅。老王以最快的速度，扛起摄像机就拍，直到仙境又一次消失。好画面拍到了，我们兴奋不已，只有老王和老刘为没带相机后悔不迭，连呼遗憾。老王几乎到了捶胸顿足的地步，大有一疏忽成千古恨之感。我们几个也跟着大呼小叫，当然绝不是幸灾乐祸，而是被这山林、云雾的美震撼了，人似乎一下子变得单纯起来，想跳想喊想拥抱这神奇的大自然。
不等下山，也来不及等杜局长发出邀请，我们便急急地主动提出要求：我们还要来，一定来！来拍秋天，来拍雪景。杜局长好骄傲地说：“来吧！任何时候来，我们都欢迎。下回来，我带你们上广东第一峰——石坑埪拍日出拍云海，不比名山差。”
走了绿色之路，拍了《绿色之路》，不由得对绿色平添了几分深情，哪儿林深树密，鸟语花香，就想拍几个镜头赞美几句甚至唱一首歌；哪儿花草少树木小或荒了一块地，心里就猫抓似地难受，忍不住老太太似地唠叨两句。也许，这就是绿色魅力那挡不住的诱惑，这就是绿色风采那潜移默化的威力。
广东的绿色之路还在延伸。我对自己也对别人说：“这是你的绿色之路……”
4.“毛泽东，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著名作家权延赤一席谈
（权延赤男48岁，身高一米八二，河北汉子，内蒙长大，北京空军部队创作室专业作家。《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红墙内外》、《走下圣殿的周恩来》等书的作者。电影《咱们的领袖毛泽东》的编剧。从小想从政，后来却从文。一写而不可收。）
你问我怎么想起要写毛泽东，这事有点儿偶然性，也有点儿必然性。
那是1986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遇见了曾在中南海多次陪中央首长跳舞的一位女演员。她说起毛主席的一些小故事，我听了怦然心跳。于是就有了写出来让天下人为之心跳的想法。说是必然，不怕你笑话。我这人向来有些使命感，当时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对毛泽东的否定之风，我心里激动呀，就恨不能跟人干架。你说对毛泽东这样的一代伟人，哪能陷进个人的恩恩怨怨，小肚鸡肠地下结论！他老人家从一个韶山农民的儿子，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功不可没。我们只能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客观地评价他的一生。毛泽东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任何人都否定不了。但另一方面，毛泽东长期以来在老百姓的心中被神化了，既然是神，当然不能有错误。一旦有了错，心中的神像就有幻灭的可能，我希望能够将毛泽东从神还原为人，还原为人民领袖的本来面目。这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的思索凝聚成了一种沉甸甸的责任。我就这样开始了多方采访，写纪实文学。在这之前，我是搞小说创作的。
第一本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出版后，一个月内我收到了三千多封读者来信。其中不少是老干部老教授写来的，字里行间充溢着对毛泽东的深情。有应老教师在信中告诉我，他患肝癌已到晚期，多次昏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但在病榻上捧读《走下神坛的毛泽东》，竟一直神志清醒，兴奋不已。信的末尾他说：孩子，谢谢你做了一件大好事。我可以闭目了。还有一位地主的儿子，文革中受了许多不公平的待遇，但他依然对毛泽东怀着崇敬之情。看了我写的那本书，他寄来一封热情的信，信中宣称：谁要是反对毛主席，我第一个不答应。贺龙的女儿贺小明、陶铸的女儿陶斯亮都分别买了几十本书送给亲朋好友，在她们心中，毛泽东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今天的改革开放，也因为有了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的这个前提，才有可能进行。听台湾来的朋友说，好多台湾人也爱看这本书，有些人还看得掉了泪。（沉默）
这以后，我又写了《红墙内外》、《走下圣殿的周恩来》等这一类的书，国内外都发行了。各省大大小小的报刊，几乎都转载过部分篇章。转来转去也乱了，好像没什么版权、稿费的概念。常常是我去到某个城市，发现当地三、五家报刊上有我的文章。熟人打电话来时我顺便问问：“怎么没有稿费呀？”对方竟大为惊讶地反问：“你这样的大作家还要这点稿费！”或是拍肩膀打哈哈称兄道弟拉我海吃一顿，吃人的嘴软，吃完了稿费也就泡汤了。（笑）
不少外国记者到了北京就来找我采访我。这内外有别的道理我懂。咱们家和另两家人合住一个单元，厕所公用。我那三小间一共才30多平方，其中一间半房子还堆满了书，床上地上阳台上全是，叫老外来了不好插脚。所以我总把他们往饭店带，借用公共场所谈完了事。有一回法国的七、八个电视台记者来采访，非要上我们家拍摄，我推辞不掉就带他们去了。好家伙，满满当当挤满了那点地方。正是大热天我家没空调也没风扇，不是买不起风扇，是我吹不惯那风，贼暖贼暖。临时找出一堆折扇、葵扇，人手一把，老外们笑嘻嘻地猛扇。好不容易拍完了，老外个个汗流浃背，我们家也受了点小损失——五把扇子“牺牲”了。（大笑）
说起住房，我可没少折腾。最高纪录曾达到一年搬九次家，防震棚、招待所、朋友家、集体宿舍，我都住过。妻子女儿也跟着我做吉普赛人。我妻子是个好人哪！她当工人，向来把自己那份活儿看得要紧。有一回她连续加班个把月，得了30元的加班费。回来高高兴兴告诉我，当时我正在看电视，只是不在意地点点头。妻子觉得受了伤害。默默地进厨房忙去了。待到我醒过神来再问她，她止不住声泪俱下：“我知道30块钱你不在乎，可那是我的劳动所得，你应该尊重。你有你的事业，我也有我的事业……”（权延赤说不下去了，两眼满是男儿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