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法国小说写道：“我在唱机盒里投下20法郎，点那支在左岸听过的乐曲，平添5分钟的忧郁……”
恐怕只有巴黎能衬得起这样高贵的忧郁。在雌性的天空下，这个首屈一指的时尚之都，馥郁、敏感又不乏含蓄，就像蒙娜丽莎的微笑。
太多的盛名留在了巴黎。海明威很老的时候，仍然在书里把巴黎写得既有青春无辜又有文明世故。不知当年，这个巴黎的异乡人，在咖啡馆喝着比香水还香的杜松子酒的时候，巴黎的酒保是否会对他的美国中西部习气充满不屑。
巴黎人能看得起谁呢？他们实在是被宠坏了。从遥远的路易时代到今天的萨科奇时代，巴黎人一直在街角喝着咖啡，品尝着少而精的美食，辨别着美女的香氛气味，调调情，逛逛红磨坊。巴黎的外省人甚至这样概括巴黎人的生活：春天工作，夏天度假，秋天罢工，冬天过圣诞。
法国有两个女人：香奈儿和杜拉斯。巴黎的快乐之于杜拉斯，也许更接近于平实，当她17岁从越南回到巴黎，“容颜就已苍老”，然后她在这里求学、结婚、生子、写作、拍电影、成名、赚钱，为自己的平庸容貌自卑，也为自己的照片出现在头版头条上而兴奋不已。
她在《物质生活》里就曾写下这样的文字：“全世界都在谈论第六区的那些赏心乐事，对此，我可没有那个福分。我去‘双叟’、‘花神’很少很少。自从我写出《广岛之恋》出了名后，对那些要命的露天座只有退避三舍。我的衣着每天都是老一套。我只有一件裙服，黑色的，战时穿的那件，什么地方都穿，都行得通。我常常像年轻人那样为不合潮流而深感羞愧。总之，因为种种原因，我这一生都让羞愧笼罩不得解脱。一生之中，去‘塔布’或‘两个烟蒂’，一转眼就变得为时已晚，去不成了。公众聚会的场合，或者是跳舞，以我所有的时间看，我是说，作为女人，这一切，转眼之间，就宣告结束了。”
自言自语的腔调中，杜拉斯说出了对于应付巴黎标准的力不从心。
里面提到的“双叟”、“花神”和“利普”，都是第六区有名的咖啡馆和餐馆，位于最能代表巴黎左岸文化的圣日耳曼大道上，亦与她的公寓邻近，尤其是“双叟”咖啡馆（Les Deux Magots），更是巴黎文人和艺术家的最爱，毕加索、萨特和西蒙波娃，以及海明威、王尔德等人都曾是这里的常客，可以说，流连其中的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
读懂杜拉斯必须是在浅尝沧桑之后，“我觉得现在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动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容颜。”香奈尔则不必，她一早便是所有时尚女孩膜拜的偶像，尤其在学习时装设计的大学时代，不谙世事却也不吝于男女调情，偶尔乔张做致，总会把自己重叠在香奈尔的某个角度。
她嘴唇纤薄并倔强，头发松散，烟不离手，终生都在演绎着冷性感。
当她手持剪刀，用想像做参照系，在丝绸上锋利地滑出一道又一道弧线；当她在模特和服装人台之间、在秀场与卖场之间，女王般梭巡，世界已经注定要为她那透骨的叛逆而改变。
当代作家马尔罗说过一句话，“20世纪的法国，有三个永垂不朽的名字：戴高乐、香奈儿和毕加索。”——香奈尔或许不是完美女人，但一定是缔造时尚的女人。她带领巴黎女性穿起裤装，将繁琐的蕾丝与花边装饰去掉，把男性服装元素夹杂在女性服装里……从1919年起，“香奈尔服装店”的规模一年比一年扩大。她在康蓬大街接连买下5幢房子，建成了巴黎城最有名的时装店。
“20岁的面容是与生俱来的，30岁的面容是生活塑造的，50岁的面容则是我们自己得负责的。”
“我崇拜美，但是讨厌所有仅仅只是漂亮的东西。”
“我的上帝从来不是牧师的上帝。”
在这些倔强又傲慢的话语里，无论如何也找不到杜拉斯式的自卑。矮小的杜拉斯拥有星球般磅礴的能量，相较于香奈尔，她却少了一份全世界女人都仰慕的巴黎气质。
香奈儿是用来效仿的，杜拉斯是用来思考的。
1971年，87岁的香奈儿去了天堂，她给这个世界留下了盖世芬芳、箱型设计、以及永远美丽优雅的姿态。她的传奇人生与她的服饰风格诠释出同一种信念：简约、奢华，更与众不同。
从上海往北，离开中国，一直往北，到了蒙古，飞过莫斯科，飞过瑞典，然后就是目的地——法国巴黎。 如果从小涂鸦，之后又接受了完整的审美教育，那么，巴黎就是一朵高高居上的白玉兰，仙女一样摇曳在梦想的枝头。17岁我便想去巴黎，它是我成长中的巨大诱饵，等同着传奇与创造力。
上海到巴黎，12个小时的夜航班，一场漫长的空中旅行。进入了第九重天，才进入规定的飞行速度。作为科技时代的主流运输工具，飞机在更快、更高、更远之外，尤比火车多出了一种轻逸性质。也就是说，一样是离去，一样是消失，飞机采用的是迅捷的上升动作，云烟过后，春梦无痕。
每个座位的后背上都有一个14寸的触摸式屏幕，带上耳机便可以进入选项，既有电影也有综艺节目，同时还有飞机的飞行高度、所处位置和目的地距离，窗外的温度、风速也一应俱全。法国航空公司的服务水准闻名世界，从空中小姐到空中少爷再到空中大叔和大婶，个顶个有魅力，当他们在机舱里忙碌的时候，法式微笑便如探照灯的光源一样具有覆盖力，而法航提供的飞机餐则是我的味蕾在九重天之上发生的最大艳遇。
夜行航班不比白天的。如果是晴朗的白日，天空从第九重直透到底，可以看见山河。它们是怀有生命的活体。每一个都保持着自我的躯体走向。水脉绵延，曲折弯转。
而夜行，是不知觉地穿越，是云深不知处。只待天明，俨然闯入了另一个世界。？清晨，六点，在戴高乐机场新鲜而干净的晨曦里，停机坪上歇伏着波音747，它们身上的法国航空公司标志提醒我——这里是巴黎——尽管我手表上的时差问题还没来得及解决，中国确实已在万里之外了。入关，那个法国男人用法语跟我打招呼，我还一句“你好”，他立刻如法炮制了一遍，然后在我的护照上狠狠地敲了一个黑色的章。
匆匆之中，巴黎是看不清的梦境，她的历史太宽泛了。
在建于1190年的U型卢浮宫堡里，蒙娜丽莎的微笑比我想像得更神秘。她是卢浮宫里惟一被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作品，她是卢浮宫的卖点和标志。全世界的游客都汇集在那小小的画框前微笑留影。蒙娜丽莎在每一个角度看着每一个狂热的人，她的表情每一刻都在变。
一位法国女子为我们担当卢浮宫和凡尔赛宫的讲解，她自称“林小姐”，曾在上海和香港生活了5年半，中文说得很好。林小姐身材高挑骨架却极小，举手投足，渗透出法国女人独特的优雅。凡尔赛宫浓重的过往从林小姐的口中流转而出。曾经有君主在里面出生，成婚，去世；曾经有贵族在里面开舞会，赌博，落寞，驱逐。她会望着你的眼睛说话，微笑充满善意，在那同时，法国女人骨子里的高傲却掩埋不掉。
在贝聿铭的金字塔下，法国女人林小姐用这样一句中国话跟我们道别：“明天是礼拜天，去巴黎圣母院，可以赶上做弥撒。”
走进巴黎圣母院的那一刻，我感觉自己好像忽然经历了一种蒙太奇手法——瞬间，从尘世升入天堂。管风琴的高音飞溅而下，冲刷着每个人心中最隐晦的部分，无数虔诚的赞叹在这座雄浑的哥特式建筑里冲撞，最终融入这场“巨大石头的交响乐”。
光线穿过彩色玻璃，幻化出一种吉祥的光芒，所有的人不得不谨慎地呼吸，生怕惊动了某位神灵。
绿衣主教在布道，声势磅礴，我听不懂，但我看得明白，不仅柔软地为他落泪，不怕圣母玛利亚嫌我多情。
弥撒结束之前，友善而陌生的教友们相互握手致意。
我捐出一欧元，燃了一枚小蜡烛，许了个模糊的心愿，将它置放在那片跳跃的火光里，然后，沿着唱诗班的“圣母颂”，走出圣母院，回归红尘。
粗糙的旅行中，一切都由时间说了算，必须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我觉得这类行为像莽汉一样不懂怜香暖玉，对巴黎是不恭的。
巴黎完整保存的19世纪风貌，和在其背后的历史、英雄、艺术家、推翻巴士底狱的市民、掀起左岸风暴的学生，一起共同铸造了巴黎的无限可能性。巴黎老墙上的那些字是路标，是符号。这些路标和符号不显示什么确切信息，只试图对真实情况做个不可靠的说明。
美国作家格特鲁德·斯泰因，她在巴黎租下的花园街27号，在二战前后的30多年里，一直是左岸拉丁区最出名的艺术沙龙，当时在巴黎的艺术家们都以能接近她为荣。
斯泰因被誉为现代文学的首席沙龙女主人。一般而言，我们都期待沙龙女主人是一位有着天鹅一样修长的脖子，像大理石雕一样高耸的胸脯，年纪无所谓，但一定要优雅高贵，这样，才能吸引才子名士们像过江之鲫一样匐伏、拜倒在她镶满巴洛克花边的篷篷裙下。
显然，斯泰因让我们的想象力失望了。
她很胖，体积庞大，穿着糊涂，一磅磅的肉堆积在她的骨架上——不是汹涌起伏的那种，而是脂肪结实沉重的那种，她赋于她的肥胖以理智。
斯泰因精神饱满，常常响亮地放声大笑，她有一种笑声像一块牛排……更刻薄的人写道，斯泰因移居法国，就像“一个十吨重的花岗岩从美国移到国外”。毕加索给斯泰因画的肖像，就是关于斯泰因身体最为着名的视觉表达。
而且，斯泰因是一个女同性恋者。这就堵住了许多与艳情有染的机会，让艺术家们只能为了艺术，而不是为了女人而对斯泰因顶礼膜拜。要迷住那些多情好色的艺术家，斯泰因更得有能蔑视群雄、气吞山河的能量才行。这点，她倒是做到了。
斯泰因每周末举办的聚会，毕加索、马蒂斯、塞尚、布拉克，接着是舍伍德·安德森、菲茨杰拉德、庞德、海明威，都蜂拥而至，花园街27号也成了许多艺术青年的朝圣之地。
尚未成名的海明威们在这个挂满毕加索、雷诺阿、塞尚、马蒂斯的名画的房间里，受到这位女主人甜美的照拂。年轻得差不多可以做她儿子的海明威经常拿着自己的作品谦恭地请她指教，斯泰因就像一个刻薄大师一样毫不客气地对他提意见。一次，斯泰因指着他说：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海明威把这句话题在的《太阳照样升起》的扉页上，接下去，全世界那些忧郁质的小青年，多愁善感没事找抽的小青年，都用这句话来自况。
但是，海明威成名之后，却对斯泰因很不以为然，对人家的性取向也颇有不屑，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更多提及的是他如何与斯泰因练习拳击，如何用“拳头击中她那巨大的胸脯”。真是没良心。
迷惘的一代们汲取了斯泰因的营养，绕过了她，成为了更大的大师。斯泰因没捞到什么，但是，在巴黎，她比海明威们活得更快活。
塞纳河畔适于漫步。一个有闲情和闲钱的朋友曾在塞纳河畔租了民宅，一住就是2年，回国后傲慢地对我说：“塞纳河两岸是一部活的建筑史教科书，同时也是一部生动的法国编年史。”
直到我坐上一艘豪华游船，随塞纳河的波浪一起荡漾的时候，才彻底地原谅了他的矫情。游船的始发站和终点站都在“新桥”。游船环绕大半个巴黎，经过塞纳河上的20多座桥梁，航程大约一个多小时。
水色潋滟，晚风清冽而甜润，我站在船头，渐渐地，风，无孔不入。两岸或桥头，灯火玲珑处，斜倚着对对热吻的情人。随着船行，不时会有爵士乐传来，或者是一个失恋的沙哑嗓子唱着心伤……我想，这就是海明威用《流动的圣节》还原的巴黎了。一个充盈着饱满生趣和灵感的地方，一个不标榜浪漫而显得特别浪漫的地方。“假如，你有幸在巴黎度过青年时代那么在此后的生涯中，无论走到哪里巴黎都会在你心中，因为巴黎是一个流动的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