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宇清
对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出生在四川一个偏远山村的农家少年而言，笔者并不是“看苏联电影长大的”，不具有深厚的“俄罗斯情结”。苏联电影对笔者的启蒙，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笔者正在上大学，但是，“苏联”已经被称为“前苏联”了）。现在，大量观看苏联电影、研究苏联电影，成为笔者工作内容的一部分。生逢媒介传输的盛世，有幸观看了许许多多的美国电影、法意德英甚至希腊波兰等各种欧洲电影、日本伊朗印度等亚洲电影，以及拉美和非洲的第三世界电影之后，笔者仍然坚信：苏联电影是最独特的、与当代中国电影是最亲近的电影之一，她对中国当代文化的影响可谓“刻骨铭心”。
“上海电影”时期的探索
套用一句熟语，“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源源不断地送来红色/革命的苏联电影。实质而言，上个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50年代，是中苏电影交流史上的两段黄金岁月，中国电影界甚至整个思想文化界，都热情地、主动地欢迎和拥抱这种来自异国的文化艺术形式。
早在1924年初，苏联纪录影片《列宁的葬仪》就曾在北京、天津等地放映，这是在中国公开放映的第一部苏联影片。1926年，苏联驻上海领事委托田汉主持的南国电影剧社，以放映爱森斯坦的《战舰波将金号》来招待上海文化艺术界人士。该片强有力的革命内容和富有创新的艺术形式，“具有一般影片所不具备的完美性”。1927年，苏联电影导演雅可夫？布里奥赫来上海拍摄新闻纪录片《上海纪事》。该片纪录了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上海人民的生活和斗争。
自30年代初开始，《成吉思汗的后代》、《生路》、《金山》、《夏伯阳》等一系列苏联影片的相继公映，在中国电影界和广大观众中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特别是当左翼文艺工作者开始占领电影阵地的时候，他们自觉关注的是苏联的电影理论和创作实践，并以此作为学习借鉴的对象。积极翻译介绍苏联电影理论的有关论文和著作则是他们所做的首要工作，如1928年底，洪深翻译了爱森斯坦、普多夫金和亚历山大洛夫联合发表的关于有声电影的宣言，刊于《电影月报》该年12月出版的“有声电影专号”上。1930年7月，田汉主编的《南国》月刊第2卷第4期则刊出了“苏俄电影专号”，这是中国最早的一本介绍苏联电影的专刊，该刊集中翻译了多篇评介苏联电影创作和电影事业的文章。田汉撰写了“卷头语”，首次在中国传播了列宁关于电影的重要论述：“在我们一切艺术中最重要的是电影。”与此同时，由郑伯奇、夏衍领导的上海艺术剧社，在其创办的理论刊物《艺术》(1930)和《沙仑》(1931)上也译介了列宁对于电影的有关论述，以及卢那察尔斯基关于电影的谈话。
1933年3月，中国共产党电影小组成立，组长夏衍，组员钱杏邨(阿英)、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电影小组开展了剧本创作、影片评论、输送新人、介绍苏联电影等活动。左翼影评人对于当时上映的苏联影片，均予以积极的评介推荐，几乎是每片必评，使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例如，1933年2月苏联有声影片《生路》在沪公映后，受到左翼影评人的推崇和称赞，仅《晨报》的《每日电影》就连续发表了8篇评论和14篇短文，成为中国电影评论史上的一件盛事。该片也直接启示了电影导演蔡楚生，使他以后创作拍摄出了中国的《生路》——影片《迷途的羔羊》。上述几方面的工作，不仅传播了苏联电影理论，扩大了苏联电影的影响，而且使许多进步的电影工作者从中学到了新的创作观念、创作方法与创作技巧，发现了电影艺术的新天地。他们把苏联电影中特有的某些技巧手法，称之为“苏联镜头”，并有机地借鉴和融合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从而促成了中国电影的转变和提高。
苏联电影节是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第一站。1935年2月21日～3月2日，苏联举行莫斯科国际电影展览，中国派遣由周剑云、陶伯逊、余清、黄谦、胡蝶、颜鹤鸣、孙桂籍(翻译)共7人组成的代表团携片参展。参展影片为：明星公司的《姊妹花》、《空谷兰》、《春蚕》、《重婚》，联华公司的《大路》、《渔光曲》，艺华公司的《女人》，电通公司的《桃李劫》)。中国影片《渔光曲》（导演蔡楚生）在莫斯学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得荣誉奖，这是第一部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影片。
建国十年的蜜月
苏联电影不仅影响了1930年代上海的左翼电影运动，而且直接启迪了革命区的延安电影，乃自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新电影。其源头甚至可以追溯到1937年秋天，周恩来在苏联治好臂伤以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带回来一架电影放映机和三部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列宁在一九一八》和《夏伯阳》。据称，那时延安还没有人会放电影，所以每天晚上都由周恩来亲自给大家放。中苏电影正式的、全面的交流，自新中国甫一成立就展开了。1949年，苏联电影导演格拉西莫夫来华拍摄《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两部纪录片；1951年3月，由中苏联合摄制的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中国人民的胜利》获斯大林奖金一等奖。1955年前后几年是中苏友好最甜蜜的岁月，中苏电影交流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对中国电影体制、教育、生产、资料保存、学术研究和电影观念产生了全方位的深刻影响。
苏联电影催生了新中国电影的体制建设。1953年1月，文化部邀请5位苏联电影专家来帮助制定电影事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4年6月，以王阑西为团长的中国电影工作者访苏代表团赴苏访问考察，回国后向中共中央呈报《电影工作者赴苏访问工作报告》，提出全面学习苏联电影事业及其它体制建设经验的计划和措施；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电影事业，我国多次派出电影代表团到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访问、调查研究，但是这些国家的电影事业也深深地烙下了苏联电影的印记。1956年4月至10月，由蔡楚生、司徒慧敏等5人组成的中国电影工作者代表团赴法国、意大利、英国、南斯拉夫、瑞士、捷克等欧洲国家访问和考察电影事业；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我们在电影生产、发行和体制上也照搬了苏联模式。1956年10月26日至11月24日，电影局召开制片厂厂长会议（即“舍饭寺会议”）。会议讨论如何落实“双百方针”和中共北大会议精神，听取了蔡楚生等人赴欧考察汇报。会议决定对以苏联为模式建立的故事片厂的组织形式和领导方式进行重大改进，并提出“三自一中心”（自选题材、自由组合、自负盈亏和以导演为中心）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