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别于曹禺同田汉和郭沫若剧作在思想与艺术两者中的不同侧重，陈瘦竹的曹禺研究更注重从美学和艺术角度入手。他认为，“我们将某一作家的作品和其他作家的作品进行比较研究，除思想外，必须强调艺术分析，细致分析创作过程、结构方式、遣词造句以及语言的色彩和音律，充分解释其美学特征。”这一看法类似美国比较文学学者韦勒克强调的在比较中对“文学性”的重视。陈瘦竹认为《雷雨》以“过去的戏剧”推动“现在的戏剧”，在四幕剧中表现周家30年关系复杂、斗争尖锐的生活，这一结构艺术主要是从古希腊戏剧特别是易卜生那里借鉴的。但曹禺不是任意仿效易卜生，而主要取决于自己的创作意图。他还指出《日出》中关于幕后人物的描写受到契诃夫的启发，《北京人》也明显深受契诃夫的影响，特别是曹禺在剧中常用单词短语甚至静默无言以表现愫方的性格，是其语言艺术的新发展。
其次，除了辨析中国现代剧作家所受西方戏剧影响的研究外，陈瘦竹还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对几种互不关联的中外戏剧现象进行比较。
陈瘦竹的历史观与美学观相结合的比较研究也包括艺术的比较分析。他在《异曲同工——关于〈牡丹亭〉和〈罗密欧与朱丽叶〉》一文的开篇中，就以汤显祖的《牡丹亭》和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两句的比较研究为例指出：“（两剧）彼此并无文学因缘和相互影响，很难进行科学的比较研究，但是我们从两剧在思想和艺术上的异同之处，还能看出一些各自的民族特色和相似的剧作技法”。陈瘦竹认为，莎士比亚戏剧和汤显祖传奇都以情节的丰富性和生动性著称，但后者的内容更多，篇幅更长。两剧的戏剧冲突或情节发展均可分为五个阶段，但后者冲突舒展从容，情节穿插缜密多变，由此得出“每个民族各有文化传统和欣赏习惯，戏剧结构也有不同形式”这一结论。陈瘦竹还认为，莎剧不同于古希腊悲剧和易卜生戏剧，但汤显祖对《牡丹亭》的冲突、高超和结局的设置倒与欧洲近代剧颇为相似。在戏剧类型上，《罗密欧与朱丽叶》具有悲喜剧糅合因素，《牡丹亭》中也有绝妙的戏剧因素，如戏剧性场面和戏剧结尾等。陈瘦竹这篇文章堪称比较文学或比较戏剧研究中平行研究的范文。
陈瘦竹在研究郭沫若时，还将其“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的历史观置于欧美戏剧世界这一宏大背景下加以比较，指出郭沫若历史观既受西方文史家影响，但又比亚里士多德和莱辛前进了一步。他从西方悲剧发展的浩瀚长河中选择了现代悲剧的代表——美国戏剧大师尤金·奥尼尔，来同郭沫若加以平行比较，认为奥尼尔的悲剧是悲惨凄凉而非悲壮雄健，缺乏郭沫若笔下渠源和夏完淳等所具有的鼓舞力量。他还从悲剧、中国悲剧和西方悲剧的异同梳理出发，认为郭沫若的历史背景较之田汉的《南归》和《名优之死》以及曹禺的《雷雨》和《日出》等，对悲剧精神的传承更明显，贡献更大。因为田汉和曹禺的两部悲剧只能使人感到怜悯和同情，而郭沫若的悲剧具有崇高风格和悲壮美感。
再次，是对中国话剧和中国戏曲关系的比较研究。主要指陈瘦竹就两者关系的比较思考，以及在具体研究田汉、郭沫若和曹禺等剧作家时对其剧作中中国戏曲因素的发掘。
陈瘦竹的戏剧研究虽以西学为起点，但他从小就接触无锡农村的滩黄（锡剧）、顾山镇的大戏（京剧）和铅印版《西厢记》等传统戏曲。到了20世纪50年代“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戏曲改革方针以及此后出现的戏曲繁荣局面时，陈瘦竹开始注意中国戏曲的研究情况，逐渐喜爱上了各种地方戏曲，进而学习中国戏曲发展史，阅读杂剧和传奇名著等。田汉、郭沫若和曹禺等戏剧家从小深受中国古典戏曲文化的熏陶，其创作都植根于传统戏曲这片肥沃的土壤。研究这些剧作家，爬梳出他们与传统戏曲的亲缘关系，进而深入探讨话剧的民族化和戏曲的现代化等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陈瘦竹的相关研究在这方面作出了难能可贵的探索。
在中国现代戏剧家中，田汉要算是与戏曲关系最密切的，但早期田汉研究常常忽略这一点。陈瘦竹认为田汉善于继承并发展传统戏曲形式，说他“虽以一个诗人开始戏剧创作，他却不像欧洲‘书斋剧’作家那样借用戏剧形式来作诗，因此他的剧作，按照我国传统戏剧的说法，属于‘场上’而非‘案头’”。他认为田汉能够吸收戏曲长处来丰富话剧形式，如《丽人行》中采用戏曲形式。在郭沫若研究中，陈瘦竹指出我国元人杂剧和明清传奇以及各种地方戏都以白为宾，以曲为主，这同西方戏剧从古希腊到浪漫主义的剧诗传统相似。中国戏曲以唱为主，有音乐伴奏，有舞蹈动作，舞台形象富于诗情画意。郭沫若历史剧中浓厚的抒情性和诗歌性，正是中国传统戏曲对其创作潜移默化影响的结果。郭沫若的戏剧用戏曲说白与歌唱结合的艺术形式，很好地呈现出歌舞戏剧的特点。陈瘦竹还指出，郭沫若剧中大量独白的运用就是受古典戏曲影响的表现。因而他认为，纵然话剧的现实性和战斗性较强，但也应该从传统戏曲中汲取诗意性表现，他号召大家要像郭沫若那样从戏曲中学习各种技法。
此外，陈瘦竹还认为丁西林的幽默喜剧既受到西方戏剧影响，又根植于我国古代戏曲的幽默喜剧传统。丁西林在《孟丽君》一剧中运用戏曲宾白的语调和词汇塑造人物，又不失机智幽默，“不仅创造了新的人物，而且在学习传统戏曲的基础上使自己的艺术风格具有较显著的民族特色”，因而是传统戏曲同现代话剧结合的成功案例。
此外，陈瘦竹的比较意识和比较戏剧研究，还明显地贯穿在他的悲剧论、戏剧论、戏剧本体论和西方戏剧理论等研究中。
田本相先生在谈及中国现代比较戏剧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任务时，认为“外国的悲、喜剧理论和创作对中国话剧文学中悲、喜剧观念和创作的影响也是十分明显的”。面对五花八门的西方戏剧理论大潮的涌入，有思考的中国学者必然会在“拿来主义”中形成自己的独特思考。陈瘦竹学贯中西，尤以对西方戏剧理论的译介研究为翘楚，但他从未脱离过中国文化传统，总是以辩证比较的思考和比较研究去辨析观照中外不同的戏剧文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