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瘦竹的悲剧和喜剧研究，总是上下五千年，从东西方戏剧的浩瀚宝库中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对于如何认识中国悲剧特别是当代悲剧中的大团圆结局，陈瘦竹认为它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反映，又和我国悲剧传统相联系，合乎广大观众的欣赏习惯。他认为，即使是在欧洲也有不少结局圆满的悲剧，如《普罗米修斯》（二、三部）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等。但这种结局圆满的悲剧在西方戏剧体系内，也还不同于悲喜剧以及狄德罗所提倡的严肃剧。通过这一缜密比较，读者对中西悲剧的界定和异同就有了清晰的认识。像《悲剧何处来》、《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等文章，表面为述评性质，实则是在西方各国各时代悲剧发展史中层层比较，步步推演，最后梳理出西方悲剧的发展和变化脉络。陈瘦竹还在《喜剧简论》等文章中论及喜剧特征以及中外喜剧的异同。
他从古希腊三大喜剧诗人到中国古代的优梦衣冠，从莎士比亚喜剧和中国现代喜剧乃至湖南花鼓戏，一气呵成比较下来，令人荡气回肠，茅塞顿开。有学者认为：“陈瘦竹先生结合中国传统戏剧理论，对中外戏剧中的喜剧进行研究，形成了我国狭义喜剧理论研究范式。”即便是在西方戏剧系统内的戏剧研究中，陈瘦竹也注意比较方法的运用。如《静的戏剧与动的戏剧》从“埃斯库罗斯之静默”到狄德罗的“静默表演”等来探讨梅特林克“静的戏剧”得失；《人类心灵的画师》则“将奥尼尔悲剧创作置于希腊悲剧、现代派戏剧、世界戏剧理论和弗洛伊德、荣格心理学等历史态的欧美戏剧文化背景中论证”。
值得一提的是，陈瘦竹的比较戏剧研究，还在较早的时候即对后来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研究中感兴趣的一些话题进行过开创式的探路，例如，在比较文学学科研究中对文学（自然包括戏剧）与心理学和自然科学等交叉边缘学科的比较研究。他的《心理分析学派戏剧理论述评》，就悲剧论和戏剧论分别论述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对西方戏剧的深刻影响，并配以大量剧作予以阐释；《评“熵与悲剧‘衰亡’论”》则在当时的中国以开风气之先，就西方自然科学中的“熵”的理论和悲剧关系研究以及世界悲剧和中国悲剧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等。
四
笔者认为，陈瘦竹的比较戏剧研究，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其一，敏锐的学术感知和深刻的洞察力。
周安华教授认为，陈瘦竹戏剧理论研究的特点之一，是对当下鲜活的国内外戏剧理论的敏锐感知和高度关注。这在他的比较戏剧研究中也有很好的体现。当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文艺和现代戏剧思潮一股脑儿融入中国时，戏剧界的一些研究者确实存在“向西方靠齐”的跟风现象，与西方戏剧有着深厚感情的陈瘦竹却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借用朱栋霖教授的话，“他对西方戏剧理论的深入了解历来为学界赞叹，但是他不盲从，绝不照单全收，他采取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吸收融化，为‘我’所用”。
陈瘦竹对荒诞派戏剧热潮的冷静思考，对80年代“戏剧观”大讨论的辩证分析，都有很好的体现。陈瘦竹对国际前沿戏剧理论研究的敏锐，最精彩地表现为《评“熵与悲剧‘衰亡’论”》一文。他在文中细致梳理自然科学中“熵”（Entropy）的概念由来，重点就乔治·库曼用“熵”理论解读古希腊悲剧和荒诞派戏剧展开探讨，认为乔治·库曼以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论证悲剧的“衰亡”“并不符合文艺科学原理，难以说明悲剧文学发展规律，只是宣扬悲观主义哲学”，他“不赞成以熵的定律来解释悲剧，因为艺术缩写的只是人情世态而不是物理数学”。该文刊发于《戏剧》1988年秋季号。以后世界戏剧的发展证明，不论是西方悲剧还是中国悲剧不仅都没有消亡，反而在不断谱写出更动人的篇章。后来，比较文学界的前辈乐黛云先生在《比较文学原理新编》中也从跨学科研究角度对“熵”与文学研究的关系作了简要说明，但此时距陈瘦竹的这篇文章已经有十年。
其二，独立的研究精神和自强的民族气魄。
陈瘦竹的比较戏剧研究特别是中外戏剧比较研究，倡导在平等的学术平台上进行中外戏剧的建设性对话和交流，注重在研究中突出和确立现代剧作家本身具有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戏剧的创造。这既得益于这些优秀戏剧家本身具有的民族品格，同时也是和陈瘦竹这位游走于中外戏剧文化交流的中国戏剧研究者自身所具有的民族自信心和自强的民族分不开的。
陈瘦竹在探讨悲剧时，有别于某些学者固守的中国无悲剧论，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在中西悲剧的层层梳理研究中彰显出中华民族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悲剧。他尊崇戏剧大师莎士比亚，但也指出比这位西方戏剧高峰早350年左右，我国就产生了关汉卿的杰出悲剧《窦娥冤》，而且关汉卿以北魏妇女窦娥作“崇高的”悲剧主角，比欧洲资产阶级“家庭悲剧”约早500年。特别是在分析田汉、郭沫若和曹禺等与西方戏剧的传承关系时，陈瘦竹更注重从文本出发进行时政研究和艺术评价，既看到他们所受外国戏剧影响的客观事实，又能辩证地指明中国戏剧家独特的民族戏剧创作。他认为郭沫若的悲剧观、对历史和悲剧的区别以及历史悲剧创作都与歌德、席勒的理论和实践有密切联系，但郭沫若用马克思主义阐明悲剧冲突问题，超越了歌德和席勒的高度。他认为在欧美悲剧渐趋衰亡时，郭沫若的历史悲剧不仅在中国独树一帜，在现代世界剧坛也大放异彩。曹禺“向外国戏剧学习，总是以我为主，并不盲从而随波逐流，即使在技法上也有创新，逐步形成民族风格”。陈瘦竹这种不卑不亢的比较戏剧研究，一扫以往文学研究的西方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给人印象深刻，启迪深远。
其三，活跃的论辩精神和强烈的辨伪意识。
美国著名剧作家和戏剧评论家罗伯特·科恩认为：“要想成为一个有观察力的批评家，我们就需要有开放的头脑和敏锐的理解力。毫无羁绊的思考应该是每一次戏剧体验的一部分，体验过后应该进行启发式的讨论。”陈瘦竹治学一向重视求实和严谨为文，启发式讨论和商榷性文章在他的戏剧批评中占有较大比重，这在关于中外戏剧的比较研究中表现得又最为突出。他说：“我们应该重视国外学者的研究和评论，有些可供参考，即使有些不同意见，也可以进行讨论。”他总是带着疑问和求知心态对田汉、郭沫若和曹禺等展开研究，重视同国内外比较文学学者和比较戏剧学者展开平和的、推心置腹的论辩。他同美国比较文学专家康斯坦丁·董先生就田汉研究进行商榷，他高度评价董先生对田汉剧作和外国戏剧关系有极精辟的论述，但他“不敢苟同”其对田汉早期剧作的评价。陈瘦竹的“不敢苟同”后进而阐发的自己的“浅见”，恰恰抓住了田汉早期剧作基本特色的价值。他高度评价莫斯科大学尼科利斯卡娅的《田汉和二十世纪中国戏剧》，但他也会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不足之处。他为朱栋霖教授的专著《论曹禺的戏剧创作》所写的序言《关于曹禺剧作研究的若干问题》一文，洋洋洒洒三万多字，从斯克里布的佳构剧到现代戏剧大师易卜生，从左拉的自然主义戏剧到契诃夫的戏剧创新，在宏大的西方戏剧背景下辨析美国比较文学博士刘绍铭的《曹禺论》和田本相先生的《曹禺剧作论》的研究得失。他还就丁西林的《压迫》是否为“情境戏剧”以及丁西林是否受法国巧凑剧影响等同刘绍铭展开过讨论。
此外，陈瘦竹还就纯粹的外国戏剧同外国学者进行超越时空的对话。例如《谈〈榆树下的欲望〉》，就奥尼尔的悲剧《榆树下的欲望》中“欲望”、现实主义社会内容和弗洛伊德主义等关键词同美国奥尼尔研究专家诺曼·柏林展开探讨。这些充满论辩精神的文章，材料翔实，论述得当，逻辑合理，令人信服。他从不以著名学者和戏剧研究专家自居而盛气凌人，只是在商榷中提供一种他自己的戏剧研究的思考方式。当然，文学研究没有标准答案，或许陈瘦竹的一些观点也值得其他学者提出不同看法，但他的那种勇于质疑、敢于“发难”、探求新知和注重交流的真正学者式的对话精神，在今天中国的戏剧批评界尤显可贵。
【结语】
陈瘦竹比较戏剧研究中的真知灼见，他那注重历史与美学观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以及高度关注话剧与戏曲比较关系的学者态度，无疑对话剧民族化和现代化创造有着深刻启迪。他的比较戏剧研究，既是他构建“新理论体系”的重要方法和重要内容，又为中国戏剧理论研究的繁荣和深化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也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精神遗产。
尽管这位著名学者生前勤勤恳恳，献身戏剧半个多世纪，但由于多种原因特别是受到特殊时期的一些非学术因素的干扰和冲击，使其未能完成“新体系”“理论大厦”的构建，反而备受磨难。但值得欣慰的是，他的弟子接过了比较戏剧研究的火炬，我们在著名学者朱栋霖教授、周安华教授和周宁教授等的治学和论著中，分明看到了陈瘦竹先生比较戏剧研究的风范和治学品格。中国戏剧研究和中国比较文学会永远感激并记住这位先行者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