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益勋
审美移情是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可以说它是贯穿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山水之间、人与衣食住行之间、人与名胜古迹之间，尤其是人与文艺作品之间都会产生审美移情。
记得小时候我们农村演戏，我母亲看着会哭、会笑，会夸奖、会斥责剧中人物。
战士们看《白毛女》演出，情不自禁的举枪要打死扮演黄世仁的演员。普通百姓如此，伟人领袖同样如此。梁启超甚至认为读小说可以审美移情到移风易俗、改变社会、改变国家、振兴民族，改变世界的作用。而据权延赤和银桥的回忆里写道，毛泽东看戏曲《白蛇传》演出时，当看到白蛇被法海压在雷峰山下时，竟激动地站起来说：“不革命行吗？”可见审美移情的魅力所在。
一、审美理论的质变与发展
人类最早谈论审美问题的是古希腊的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347年），收集在他的《柏拉图文艺对话录》里的早期作品《大希庇阿斯篇（论美）》就是专门谈审“美”的。
他的第一个答案是：美就是年轻漂亮的小姐。但一匹漂亮的母马、一个漂亮的汤罐、一只漂亮的竖琴也可以很美。而且，再美的小姐比起神仙也是丑的，再美的猴子比起人来也是丑的。因此，美是相对的。于是他的第二个答案是：只有闪闪发光的黄金才能使事物完美。然而，当时著名的大雕塑家菲狄亚斯所雕刻的《雅典娜女神像》为什么既没有用金子做她的眼睛和面孔，也没有用金子做她的手足，而用的是象牙，眼珠子则用的是云石。所以，象牙和云石使用得十分恰当。于是他的第三个答案是：恰当的才是美的。但恰当仅仅指的是事物的外表美。比如穿衣服配得很恰当，可内在不一定美呀！好比一个人，他很有钱，身体又好，而又能孝敬父母，为父母养老送终，等他死时又有子女为他举行丧礼，这才是内在美嘛。同样，一匹马、一只公鸡、一条商船或战船、一件乐器、一种好的制度与习俗等，他们有实际用处才是美的。于是他的第四个答案是：凡是有用的就是美的。然而，有用的并不等于都有益呀！有用要用于做好事善事才行。
比如一把斧头，用于劈柴砍树对人有用，它是美的，但它也可以用来杀人，那就又丑又恶了。又比如一个人，他赚了钱，既能用于自己享受，又能接济亲友乃至贡献社会。这就很美。反之，用于花天酒地，行贿作恶，就很丑恶了。于是他的第五个答案是：凡是有益的才是美的。然而，凡是美的东西并非都是有益的呀！美女蛇就很有害。就像“人是动物，但并非动物都是人”，因此，柏拉图这篇文章最后的一句话是：美是难的。
《大希庇阿斯篇（论美）》是柏拉图早年的作品，对于审美他还在探索之中，还没有得到结论。到后来的《会饮食篇——论爱美与哲学修养》对审美的见解就趋于成熟了。这是柏拉图五十岁左右也即公元前385年至380年写的。这篇对话录后来就成了艺术家们最爱读的一篇，也是对文艺创作影响最深最广的一篇。
柏拉图总结了审美的四个层次。第一层次：形体美。由个别的形体美推广到一切的形体美。一般人对美的追求也就到此为止了。第二层次：心灵方面的道德美。它还包括好的社会制度与民风民俗。第三层次：心灵方面的知识学问美。也即是求实求真的美。第四层次：涵盖一切的绝对美。也即由感性到理性，由个别到普遍的真、善、美。于是，歌颂真、善、美，揭露假、丑、恶就成了我们沿用至今的检验一部作品价值的标准了。
我国当代哲学家汤一介认为，我们欣赏并歌颂真、善、美，真就是“天人合一”，善就是“知行合一”，美就是“情景合一”。他还引用哲学家莱布尼兹“普遍和谐”的主张，认为“人与自然”要和谐、“人与人”及“人与社会”要和谐，“人的自身”要和谐，这就能达到普遍和谐、人与美的境界了。应该说今天我们倡导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就是向往着美的境界。
二、艺术作品的审美移情
所谓的审美移情，它的过程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三句话：由我及物，由物及我，物我同一。就其艺术作品而言，意思是我看或者读了一部作品，那么作品触动了我，感染了我。从而达到作品与我之间的感情共鸣。也即物我同一，达到审美移情的效果了。
我们知道，关于美有着好多词汇，像赞美、壮美、优美、甜美、完美、溢美、凄美、柔美……就其审美的内容而言，它包含着“人性美”、“思想美”、“形式美”。
人性是古今中外人类所共有的，它也是文艺作品永恒的主题：从揭露鞭挞中古时期教会扼杀人性的文艺复兴时代所展现的人文主义思想，到今天大力宣扬的人文关怀或者说人文情怀，都一直贯穿着歌颂人性美。这类文艺作品在戏剧、小说、绘画、诗歌、寓言、童话、电影中应有尽有，而且经典名著层出不穷。
近年来，著名电影导演李安的作品不断获奖，从1992年的《推手》到1995年的《理智与情感》，到2000年的《卧虎藏龙》，到2005年的《断背山》，到2007年的《色·戒》。简直成了轰动国际影坛的得奖专业户。李安曾在获奖感言中宣称：“人性复杂而意义丰富。我会不断对它进行探究，使我的电影能就人性提出新的思考角度。”的确，李安非常擅于表现人性在困境中的挣扎，既表现电影史上从来没有描写过的感情，又很有新颖独特的艺术视角。像《断背山》、《喜宴》、《色·戒》，它们都能立体复杂地表现人性。因为它更真实，所以才更美，也才更能吸引观众。事实上，艺术的魅力乃至震撼力是与人性分不开的。革命导师列宁曾说过：“没有人情味就不会有对革命的起码追求。”著名作家王蒙也说“艺术家的创作中应具有足够的人性内涵与通向艺术的契机”。
思想美则在很多表现伟大领袖们的哲学思想、英雄好汉们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勇敢正义的行为、普通百姓们的勤劳、节俭、诚信、善良、同情、体贴、忠孝、节义、感恩图报等的文艺作品中一直感染着古今中外的读者与观众，从而得到审美的欢悦乃至影响他们的情操。比如在以“诚信”为内涵的作品中，人们自然就会感受到真诚、忠诚、诚实、诚意、诚恳、诚心和信仰、信任、信义、信用、信心、信托的可贵，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确立自己的人生观也即通称的人品。
至于形式美，它包含了结构美、线条美、语言美、色彩美、旋律美、节奏美等，像我国戏曲“唱、做、念、打”完美结合的表现形式就很受我国老百姓的欢迎，也得到德国著名艺术家布莱希特的赞赏，并融入他自己的戏剧流派。又比如我国的诗词歌赋、莎士比亚戏剧那诗意的台词、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斯特劳斯的音乐、老舍那地道北京味的小说语言、国画大师和油画大师们的绘画色彩、乃至最近得到世界赞叹的“鸟巢”、“水立方”、“国家大剧院”、“新的中央电视大楼”的建筑艺术，它们也是因其结构与线条的独特形式而受到欢迎。
当然，其实很多文艺作品的经典名著都是人性美、思想美、形式美融为一体才经久不衰地流传下来。它们一代一代地熏陶和感染着大量的读者与观众，影响了他们的人品与人生。
三、现实生活中的审美移情
当今的社会现实生活，经常听到人们感叹“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经济搞上去了，道德却下滑了”、“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生活缺失了”、“过于追求金钱了，却少人文关怀了”等等。
确实，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往往物极必反地从政治冲击一切转向物质（经济）冲击一切。然而罗丹说过一句著名的话：“生活中并不缺少美，缺的是发现。”虽然许多社会生活现象并不尽如人意，但是我们应该去发现美，更应该追求美，追求人自身的和谐美。有个流传的公式叫做：CQ（好奇）＋PQ（激情）﹥IQ（智商）。从公式中充分说明有好奇心和激情的人本身就是一种美，它比遗传基因的智商来得重要。有好奇心加激情的人能发现美、探索美，能拥抱新事物新生活，能有美妙的创造与创新能力。如果再加上高智商，自然就更完美了。反之，倘若光是智商高而情商低，美恐怕也就难以发现了。
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只有大灾大难和重大的活动中才发现美。比如在2009年的雪灾、水灾、四川汶川大地震、西藏拉萨的打砸烧事件、盛况空前的北京奥运会、奥运火炬全球传递中的事件里发现和感受到了人性美、心灵美、爱国美、礼仪美。
然而，在普普通通的习以为常的日常生活中，却往往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似乎难以发现美。在农村，曾发生过一个陈美丽的事件，她的丈夫因扑救山林大火而牺牲了，第二天她便贴出告示，宣称丈夫生前欠下的债务由她归还，请债主与她联系。她是在公公已病故、大哥也病死、大嫂已改嫁、弟弟又脑瘫、两个女儿还幼小，只有婆婆能帮忙，家里经济困难压力极大的情况下做出如此承诺的。还有一位乡村教师蔡光荣，任教24年却仍然是代课老师，57岁那年被劝退却没有退休金，他教过的历届学生们便集资捐款，承诺每月300元给他养老送终。即便他先离开人世了，也会继续给师母养老送终。这种善良与诚信的美在民间其实是很多很多的。
过去我们曾大力宣扬过一种“美”，那些先进模范人物生病藏着假条不休息不看病，多少个春节不回家，多少次路过家门而不入，为了坚守岗位乃至加班加点而置家中生病的妻儿老小于不顾，大力鼓吹“革命加拼命”、“大干苦干，活着干死了算”、“小车不倒尽管推”的“精神美”。这种违反人性的所谓美其实是丑极了！这些年来早已遭到人们的反对与唾弃，并呼唤着真正人性美的人文关怀精神的到来。
四、审美移情培养人的素质
何谓素质？根据辞海的解释：一是指事物本来的性质，也可称素养。二是从心理学角度讲指的是先天性所具有的特征。我们讲素质经常强调的是要具备“综合素质”，用五六十年代的话讲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体，首先指的是先天的遗传基因，其次是营养、体育锻炼、良好的生活习惯、规律的作息制度。智，也首先指的是父母先天性遗传的智商，其次是智力开发，通过不断地学习而掌握与精通专业知识，成为学问家乃至精英人物。德，也即人们通称的“人品”，它包含人的品德、人格、情操。比如老实、本分、善良、厚道、踏实、肯干，但他（她）却不会或不善于与人沟通交流也不行。因此，用今天流行的话讲，还得具备“情商”。
在当今开放的社会，人称全球化或地球村的时代，一个人的情商是至关重要的。民间百姓常常议论某某人“为人处事”如何如何。为人便是品德，处事便是工作能力加上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审美移情培养人的素质指的就是品德加情商。许许多多高素质的人往往都离不开文艺作品的熏陶，领袖伟人们如此，社会精英同样如此。
比如著名化学家蒋锡夔老先生，他就讲年轻时是文艺作品陶冶了自己的“真善美”，激发着自己一生的“好奇心”，使自己一生能永不疲倦地追求真理。
1948年22岁的他去美国留学读博士，之后留美工作，待遇很好。1955年29岁时想回国，美国人为挽留他，给他介绍漂亮的姑娘结婚，他则直言：“我并非对美国有什么意见与不满，只因我人生有两个宗旨：一是一生一世要为中国人民服务；二是回国孝敬父母。我必须兑现自己的诺言。”于是第二年他回国了。然而“文革”中竟把他打成美国特务，他却始终坚持“忠”，不是忠于某个人，而是忠于自己的信念信仰。粉碎“四人帮”后，他领导自己的“课题组”20年，终于作出了让世界承认的突破性学术贡献。
当今许多著名的作家艺术家都有自己大量的“粉丝”。这些“粉丝”们其实都是因审美移情的结果，尽管这种结果既有正面也有负面。如果文艺作品只停留在一味地追求“好玩”和“搞笑”，乃至“恶搞”，那是很难移情出人性美、思想美、形式美的，充其量也就是娱乐心情和感官刺激。
柏拉图认为“凡是奉爱神为师的艺术家都有光辉的成就。凡是不承教于爱神的都黯然无光。自从爱神一出现，神们的工作就上了轨道，有了秩序。
这显然是对于美的爱好，因为丑不能作为爱的基础。”因此，我们的文艺作品应该追求“有了真理做基础，然后选择最美的事实，把它们安排成最美的形式。”要知道，美使人快乐，丑让人郁闷，如今“郁闷”却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流行词，这是很令人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