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努力周报》时期胡适的诗已经有所变化，已经不同于提倡白话文初期了。此时胡适的诗，每一首的句子有长有短，全诗大致有一个基本的韵脚，但又不是很严格地押韵，有的时候一首中的几段，韵脚不尽相同。另外，此阶段胡适的诗，对意境的推敲更精致了，虽然还是写实，但读起来令人感到更有意境，更耐读，更含蓄，也更飘逸了。有人说，徐志摩后来把西洋诗歌和中国传统诗歌相结合，开创了新诗的新纪元，并举他1928年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加以强调。该诗共六段，每段首句都是“我不知道风是在那个方向吹”。但事实上胡思永的一首《寄君以花瓣》，也用过这类的排比句，虽然仅重复一次：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儿附在上面寄给你了。
你见了花瓣便如见我心，
你有自由可以裂碎他，
你有自由可以弃掉他，
你也有自由可以珍藏他：
你愿意怎样就怎样吧。
寄上一片花瓣，
我把我的心儿附在上面寄给你了。
“寄上一片花瓣，我把我的心儿附在上面寄给你了”，在胡思永诗中出现两次，因为强调得恰到好处，读来不仅不觉得累赘，反而余音袅袅，引人遐想。可见《努力周报》在推动新诗创新上起到了突出的作用。徐志摩说他自己的诗真正到了1926年之后才算成熟，但徐的成熟也受益于周报，周报是徐诗歌发表的一个重要阵地，徐在那里留下了他诗歌由浅到深，由探索走向娴熟的足迹。所以我们说，《努力周报》时期应该算中国新诗的一个标志性的新阶段，胡适的诗进一步摆脱格律诗和古诗的羁绊，有向“外国诗”靠拢的倾向。由《努力周报》提携起来的一批年轻的新诗人的表现手法基本上是洋化了。
胡适在周报上评价过俞平伯的诗，有赞扬，有批评，最中肯的话要算说俞平伯本来长于形象的描写，有的诗描写得已经恰到好处了，本可就此打住，却偏要蛇足般地加上几句抽象、说理，诗人是不能兼做哲学家的。在我看到的胡适所写的诗评中，这篇是比较成功的，胡适的目光很准确，谈到了问题的实质所在。
事实上，强调诗的形象化，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胡适在研究《红楼梦》的过程中，还吸引和带动了一大批年轻的学者参加到研究的行列，从而把中国的“新红学”研究不断推向深入。
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光景。就当时来看，很难说谁胜谁负，但就参战双方的阵营来看，似乎胡适、丁文江这边声势要强大一些，出场的阵容也好像严整些，而张君劢那边给人的感觉是在招架，即便还手，也显得很勉强，上场参赛的人员似乎除了主帅很难再找到其他兵马了。论战最终似乎也没有结局。没有结局也很正常，因为没有裁判，张君劢也没有认输。徐志摩1926年有一段评价，他的意思是论战看起来热热闹闹，震天价响，但有点儿花拳绣腿，双方的作战目标都有些模糊。他是这样说的：“早几年我们拜观了玄学与科学的论战，真够热闹的，有三两学问的谁不来凑一个，他们谁都祭起了法宝，金光万道的在半空耀着，多大的词儿，水牛似的一只只从墨黑的河水里爬上来，看是就好看的，谁都得承认，可惜的就只彼此不狠碰头，乾坤袋并没有把乾坤圈收了去，咬天狗并没有咬着孙悟空的腿，结果一阵冷风吹来的时候，狠多的法宝全落了地，我们都看了的”。
但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陈独秀，对论战的成果还是给予某种程度的肯定的，他在1923年7月《前锋》杂志的一篇文章写道：“真正了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人，只有胡适之。张君劢和梁漱溟的昏乱思想被适之教训的开口不得，实在是中国思想界一线曙光。”这样的论战会促使人们不断地思考，考虑双方谁的观点更接近真理，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思考的过程也就变成了普及科学知识、强化科学地位的过程。随着人们对于科学的认知的不断进步，人们已经认识到心理活动是有规律的，而这种规律又要靠大量的实验来发现和验证的。人生观的形成是有规律的，认识人生观的活动也是有规律的，科学能指导人生观，科学的人生观也是能建立起来的。当然，这里的科学，既包含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论战起到了捍卫五四精神、验证五四精神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原本发生在丁文江、胡适阵营和张君劢、梁启超阵营之间，但到了后来，就在双方有些偃旗息鼓之际，又有一方杀进来，结果论战变成了胡适和陈独秀之间的讨论，论题也发生了变化。事情源于上海的亚东图书馆打算出一本书，收入论战双方所发表的主要论文，并请一向与此书局保持良好关系的陈独秀和胡适给这本书作序。陈独秀《〈科学与人生观〉（序）》指出，胡适、丁文江阵营“表面上好像是得了胜利，其实并未攻破敌人的大本营，不过打散了几个支队”。为什么不能取胜呢？陈独秀认为，“这是因为有一种可以攻破敌人大本营的武器，他们素来不相信，因此不肯用。”陈独秀说：“我们相信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身观，这便是‘唯物的历史观’。”陈独秀的立场很明确，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及人的精神、意识和观念的产生与变化，其根本的原因还在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变化。
但胡适不同意陈独秀的看法，他《答陈独秀先生》一文并不否认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变化中的重要作用，但强调思想和意识等也是“客观的原因”，也可以“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胡适说，“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他反问：既然陈独秀那么强调经济的作用，“那么，他尽可以袖着手坐待经济组织的变更就完了，又何必辛辛苦苦地努力做宣传的事业，谋思想的革新呢？”陈独秀在《答适之》文中说，唯物史观当然不排除思想、意识、教育等在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等方面的作用，但却不能与经济的作用等量齐观，“但我们只把他当做经济的儿子，不像适之把他当做经济的弟兄。
我们并不否认心的现象，但我们只承认他是物之一种表现，不承认这表现复与物有同样的作用。”这样的辩论，各执一词，当然谁也不能说服对方，但其意义在于：第一，陈独秀的观点虽然与胡适有原则的不同，但在反对玄学上还是有不少共同点的，如同陈独秀所说，“适之所信的实验主义和我们所信的唯物史观，自然大有不同之点，而在扫荡封建宗法思想的革命战线上，实有联合之必要。”第二，中国共产党人利用这样一个机会，在知识界进一步扩大了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宣传。
四、《努力周报》的遗产
胡适曾经想使《努力周报》成为《新青年》的继承者，继续高举文艺复兴的大旗，弘扬新文化运动未竟的事业。应该说，某种程度上，或者在某些人的心目中，周报具有这样的性质，扮演了这样的角色。起码周作人是这样看的。1925年8月周作人发表于《京报副刊》上的《言论界之分野》这样说：此刻中国（至少北京）的言论界上显然分出两个局面：一是继承《新青年》以来的思想革命的革新运动，目下并没有中心，方面颇广，但实力不多（老兵有被俘的，有退伍的，新兵又还未练好）。一是继承《公言报》以来的反动的复古运动，目下的中心是《甲寅周刊》，附和者各种人都有，虽说是乌合之众，现在的势力却不可轻视。将来胜负如何，此刻不好预言，所可说的是这回战争的关系颇大，这决不仅是文白兴废的问题。可惜此刻应战的气势不很勇猛，可惜《新青年》《每周评论》都没有了，可惜《努力》也停了，——不然胡适之对章士钊的车轮战倒是很好玩的。其实，章士钊一个人倒也没有难处，他不久总要倒的，所可怕的却是那些服从他的新新旧旧老老少少的家伙，他们的数目又是这样的多。周作人心中的《努力周报》具有《新青年》继承者的地位，周作人也为在守旧复古浪潮下缺少了《努力周报》这个思想革命阵营的核心而惋惜。
《努力周报》继续高举民主、科学的大旗，进行思想革命。和《新青年》时期相比，周报时期参与办报的同人中，系统学习政治学、有留学欧美和日本背景的人更多了。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等人凭借自己的学养，写出了更具影响力的民主、人权的论文。顾颉刚的古史研究的巨大成就，成为这阶段思想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在弘扬科学精神方面，丁文江这位学养深厚又关心政治的科学家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他既是冲锋在前的战士，又是与胡适共同运筹帷幄的统帅。任鸿隽的加入，也极大地壮大了科学家的阵营。可以说，《努力周报》时期的科学宣传质量更高，声势更大，影响更为深远，科学与玄学的讨论，使得《新青年》时代推出的“赛先生”此时更加平易近人，也更加深入人心。平等讨论的精神，也在《努力周报》时期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陈独秀这位马克思主义者的文章《对于现在中国政治问题的我见》，也能刊于《努力周报》；胡适的《我们的政治主张》署名者中也有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周报发表了李剑农的文章《民国统一问题》，但胡适表示并不等于完全赞同李剑农的观点，仅是部分的赞同，还有一些观点并不认同。
甚至高一涵作为周报临时的主笔，还撰写了不同意胡适所热衷的实验主义的文章。此外，周报继续探索《新青年》时期的文学革命之路，新诗的探索在深化，《红楼梦》的研究领域在拓宽，白话文的生命力闪烁着空前的光彩。1925年12月19日顾颉刚日记：“今日恕人评我文字，谓依然是老文章格调，气势很盛。此语甚中我心。我与适之先生之文字，皆是从老文章脱胎，他人读之口顺在此，而文体不能活泼亦在此。”1926年5月19日间顾颉刚日记：“适之先生评予议论文嫌平。予问有何方法改变，他说要使人在全篇中忘不了一段，在全段中忘不了一两句；造格言式之句子实甚重要。”我们有理由认为，胡适、顾颉刚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健将在新的形势下，继续探索白话文发展创新的道路。顾颉刚的两则日记也是他思考白话文魅力新的心得体会。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身体力行，《新青年》、《努力周报》的办报实践功不可没。
《努力周报》在努力讲真话方面是一个好的榜样。对当时的政治环境，很多人是有担心的，虽然军阀政府并没有大规模地捕人，但乖戾无常的军阀是不把法治放在眼里的，随时翻脸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事实上就在胡适等人商议周报复刊的过程中，北京警方居然禁售《胡适文存》等书，还对书店存有的此书予以没收。胡适为此写信质问时任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的张国淦：“究竟北京的政令是什么机关作主，究竟我的书为什么不许售卖？禁售书籍为什么不正式布告该禁的理由？为什么要没收小贩子出钱买来的书？”胡适指出：“这种荒谬的禁令实在太可笑了……也很盼望先生们能设法销除这种笑话，不要太丢中国的脸。”长期在上海经营出版事业的汪原放，对当局的“说了不做”“做了不说”的箝制言论的把戏很熟悉，并深受其苦，认为“那时政府禁书的策略，显然可见，采取一种非公开的形式”。社会上好多人不敢议论政事，而敢于创办报刊的人、直言论政的报刊就更少见。这种万马齐喑的政治背景恰恰是胡适的周报当初要加以改变的。也许胡适心里有底，觉得自己已经是全国闻名的文化大人物，军阀不敢对自己轻举妄动，故文章言词比较激烈，敢于直指军阀的痛处，敢于批评别人所不敢触及的禁区。对军阀是这样，胡适对别的政治派别也是这样，当然胡适对孙中山、陈独秀等的批评，有些并不正确，但胡适自己坚信是正确的。
其实，胡适的自信也有些盲目。当时军阀派系魔术般地变幻组合，纵横捭阖，舞枪弄棍，暂时还没有更多精力顾及文人们的言论，而且有的军阀为了笼络人心，还要故作斯文，和报界虚与委蛇，而一旦觉得利益受到根本威胁，能够腾出手来，即便对胡适这样的名人也未必吝惜暴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胡适讥讽邵力子躲在上海租界说风凉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胡适坚持直言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这差不多是他的一个秉性。这不是天生的，而是源于他在美国受到的训练和影响。据胡适日记，他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位英国文学教授桑普森，此人说话办事异常认真，不说敷衍人的话，即便对胡适这样认识一年多的朋友，当胡适拿出一篇文章请他指正时，他该改就该，该批评就批评，毫不客气，通篇下来才说了一两句赞词。这位桑普森教授令胡适深感“敬畏”，“也立誓不徇情面，不说违心的应酬话。我有时或不能完全做到这步地位，但我希望总不致十分对不住我这位师友。”胡适的笔下，对他的业师杜威教授坚持说老实话的品质也十分崇敬，“杜威先生这个人的人格真可做我们的模范！他生平不说一句不由衷的话，不说一句没有思索过的话。”胡适是实验主义哲学的信徒，他说实验主义哲学概括起来就是“拿证据来”。受这样的环境熏陶，胡适很重视说话和写文章所需的“证据”。1921年5月19日胡适的日记：一位中国公学时代的同学写了一本《白话诗研究集》，想借胡适大名在报上吹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