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我不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的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要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起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要是我发表了第一篇文字之后没有刘楚贤先生等把我痛驳，我也不会定了周密的计划而预备作毕生的研究。顾颉刚深知《努力周报》及《读书杂志》对自己学术成名的重要作用。他的日记：1923年7月3日记，“看《努力》及《读书杂志》。今日虽仍疲倦。较昨精神已好。……夜中以《努力》寄来，看之神旺，又致失眠”；1923年12月27日记，“黏《读书杂志》入《古史辨》。校《读书杂志》。”中国的古代历史之所以混沌不堪，真伪相杂，很大程度上在于历代统治者粉饰历史，往古人身上贴金，目的是要利用伪的历史、假大空的历史来为专制极权的政治统治服务。顾颉刚把毕生的研究方向确定在古史辨上，就是要继承新文化运动的反封建传统，以科学的研究方法梳理中国古代史，去伪存真，还历史本来面目，把民族自豪感建立在理性、冷静和清醒的基础之上。
国民党也是靠盲目的所谓辉煌的历史传统统来愚弄百姓的高手。定都南京后，很快就发生了“教科书风波”，起因就是顾颉刚运用疑古的研究成果写出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惹怒了急于弘扬“国粹”以便凝集人心的国民党。最初，顾颉刚对撰写此书也有所担心，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的朱经农似乎低估了国民党的政治敏感性，认为“只要写得隐晦些就是了”。顾颉刚在书中不提“盘古”，对“三皇”“五帝”的传说“只略叙其事，加上‘所谓’二字，表示这些话并不真实。”结果，山东一位参议员王鸿一提出弹劾案，认为此书“非圣无法”，应该查禁。国民党的要员、一贯以大力弘扬“道统”标榜的戴季陶更在理论的高度上阐明此书的要害：“中国人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戴季陶还说，“民族问题是个大问题，学者们随意讨论是许可的，至于书店出版教科书，大量发行，那就是犯罪，应该严办。”国民党当局的严厉处罚是：此书前后印制160万部，所以要对商务印书馆罚款160万元。商务印书馆情急之中请来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说情，结果虽然免去罚款，但禁止此书发行。即便到了抗战时期，国民党在史学研究上依然是政治第一，“则以疑古为戒”。时在重庆的顾颉刚1943年10月31日日记：傅斯年怀疑顾默然无声，是“变节”了。
顾写道：“然我何尝屈服，只是一时不说话。尝谓今日时代系五四时代之反动，他日必将有对今日之反动，彼时又可大张旗鼓矣。此后虽不发表，仍当继续工作，至能发表时而揭开，深信必可解世人之惑，释老友之疑也。”顾颉刚的古史辨结出了硕果，虽然为崇尚思想统一的国民党所不容，但在社会上却有了广泛的影响。著名历史学家杨向奎教授高度肯定顾颉刚研究古史成就的非凡意义：“它冲击了某些封建权威，某些封建道统的权威，这种权威或多或少地已经是束缚中国人民的枷锁。从这种意义上说……还有继续‘五四’精神的传统，反对封建主义的积极意义”。中国的《红楼梦》等古典小说的研究，在胡适之前是非科学的，胡适运用了从西方学得的科学方法解决了《红楼梦》研究中的重要的、基础性的问题，把研究引向科学。在这种研究中，周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按照胡适的说法，他从1921至1933年间，历时12年之久，先后写了五篇关于《红楼梦》的考证文章。
其中起码两篇是发表于周报上。胡适之前的研究，不讲证据，不讲方法，随意猜测，望风捕影。胡适在他的口述自传中说：“我的工作就是用现代的历史考证法，来处理这一部伟大小说。我同时也指出这个‘考证法’并非舶来品。它原是传统学者们所习用的，这便叫做‘考证学的方法’。这一方法事实上包括下列诸步骤：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寻找证据；尊重证据；让证据引导我们走向一个自然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唐德刚深有感触地说，胡适不仅在新红学研究上有开拓启蒙之功，而且“把小说当成一项‘学术主题’来研究，在中国实始于胡适！今日左中右三界知识分子，都视此为当然。”《努力周报》对中国歌谣事业上推动作用不可小觑。歌谣是民间口头文学，近代中国比较早从事歌谣收集的不是中国人，而是意大利驻北京使馆的中文参赞卫太尔。他在1896年把收集到的歌谣编成一本书《北京歌唱》，共收歌谣170首，每首列出原文，附上英文注解和英文译本。大概是受到启发的缘故，北京大学于1918年开始征集歌谣，刘半农所编《歌谣选》，陆续发表在北大《日刊》上，计148首。之后因故征集歌谣限于停顿。1920年冬季成立了“歌谣研究会”，旨在继续征集歌谣，由沈兼士和周作人主持，但学校因经费短缺闭校数次，周作人又长期有病，所以歌谣征集两年中没有取得明显成绩。1922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举办了一次歌谣搜集的成就展，并在当天刊行了第一期《歌谣》周刊。据胡适在1936年所作的《〈歌谣〉复刊词》，《歌谣》周刊是由歌谣研究会主编，而“编辑最出力的”为常惠、顾颉刚、魏建功、董作宾等人。
周刊继续了两年半（1925年6月停刊，复刊于1936年），共出版97期，总字数不少于一百万字，歌谣总数为2226首。可见，《歌谣》周刊兴办的头两年里，恰好《努力周报》也在发行，以《努力周报》的特殊地位，它所发表的歌谣及评论，对进一步唤起社会重视中国歌谣征集事业肯定会起到不小的推动作用。可喜的是，《努力周报》对歌谣征集工作提出了很好的具有指导性的意见。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强调搜集歌谣要不怕麻烦，即便大同小异的歌谣也不要漏掉，“现在搜集歌谣的人，往往不耐烦搜集这种大同小异的歌谣，往往向许多类似的歌谣里挑出一首他自己认为最好的。这个法子是不很妥当的。第一，选的人认为最好的，未必就是最好的。第二，即便他删的不错，他也不免删去了许多极好的比较参考的材料。”胡适在《读书杂志》上撰文，非常同意卫太尔所说的“根据在这些歌谣之上，根据在人民的真感情之上，一种新的‘民族的诗’也许能产生出来呢？”。
胡适认为歌谣的意义在于可为白话诗提供营养，“现在白话诗起来了，然而做诗的人似乎还不晓得俗歌里有许多可以供我们取法的风格与方法，所以他们宁可学那不容易读又不容易懂的生硬文句，却不屑研究那自然流利的民歌风格。这个似乎是今日诗国的一桩缺陷罢。”胡适从文学的角度重视歌谣，胡适的文章又引来常惠的文章《谈北京的歌谣》。常惠同意胡适从扩展文学领域、汲取民间营养的角度重视歌谣，同时也提出：“还要能知道民族的心理学。要研究民族心理学，万不可不注意一切的民俗的书籍。所以我爱读坊间的唱本儿，弹词，小说，比较那大文学家的著作爱读的多。我想本可以不必知道著者是谁，只要看他的内容取材于社会和影响于社会就得了。我们就从此努力研究‘民俗学’（Folklore）罢！”1922年12月17日周作人发表在《歌谣》（第1期）上的《〈歌谣〉发刊词》，强调歌谣对民俗学研究的意义：“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虽然还没有学者注意及此”，歌谣的意义“还在引起将来的民族的诗的发展”。说《努力周报》促进了歌谣征集事业及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开创、发展和新诗的民族化，大概不为过吧。
胡适主持《努力周报》的启蒙工作中，对一批有才华的年轻人呵护备至，给他们创造条件和机会，给他们发表的机会，不吝惜宝贵的版面，使他们健康成长，崭露头角，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为了中国学术界的精英和骨干。冯文炳（废名），1901年出生，《努力周报》创办那年他刚好21岁，在北京大学读预科。可以想见，这样的年龄、这样的身份，该是多么渴望成功、成名，恐怕最初做梦都不敢奢望在胡适主编下的周报上发表文章。成功地迈出第一步，对于一生恐怕都很重要。《努力周报》是他处女作的温床，诗《冬夜》和《小孩》，短篇小说《长日》，都是首次发表于在《努力周报》上。其后几乎一发不可收，周报上的小说版面差不多有2/3都是他的短篇小说，有《柚子》（连载）、《病人》、《浣衣母》等。冯文炳后来和周作人及语丝社关系比较密切，但《努力周报》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摇篮，确是无疑的。他自己曾说，早年的小说并不令他满意，如《浣衣母》等“都那么写得不值再看，换一句话说把事实都糟蹋了。”这恐怕不是自谦之词，悔其少作也是成名者共有的心态，但周报的编辑们大概从丑小鸭稀疏的羽毛里看到了白天鹅美丽的展翅。《努力周报》停刊后，包括冯文炳在内的许多读者、作者都盼着复刊，1924年冯写信给胡适，殷殷之情溢于纸上：“今天瞥到《努力》月刊出版的预告，真不知是怎样的欢喜。先生的健康不消说复元了。沉寂得要死的出版界，又将听见了一声劈雷。赶忙从故纸堆中腾写了这一篇小说，表示我暗地里也在鼓劲罢。”胡思永患有先天性的肺结核，21岁时就去世了。他生前胡适就很欣赏他，周报上发表的《南来诗抄·津浦车中杂诗》大概也是他发表的处女作。他死后，周报上发表了《胡思永的遗诗》。
1924年亚东图书馆出版了《胡思永的遗诗》，从情理来说诗集的出版应该是胡适促成的。根据胡适为诗集所作序言可知，胡思永从小喜欢文学，“白话文学的起来，解放了他的天才，所以他的进步很快。”胡思永诗集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于1919年至1921年底，但数量很少；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刚好就创作于《努力周报》时期。胡思永等人写过诗后，往往拿给胡适看，请求指正。对胡思永的奖掖，不应该仅仅解读为胡适源于亲情，实际上体现了周报对才学青年的一贯的扶持。胡适1924年回顾说，“思永有文学天才，南游后诗尤长进了，在今日少年诗人中可站一较高的地位，可惜少年夭折，不能使他充分发展。”言语之间，不胜惋惜。湖畔诗人汪静之成名之路，最初也是从《努力周报》迈出去的。汪的诗集《蕙的风》，反映了青年人对美好婚姻、自由恋爱的憧憬和追求，体现反封建礼教的积极意义。汪在出版之前的1921年曾向周作、鲁迅和胡适等人求教。诗集1922年在上海出版后，有的评论文章摭拾其中个别句子（如“一步一回头瞟我意中人”），批评诲淫倾向。鲁迅在1922年《晨报副刊》上发表《反对“含泪”的批评家》，谴责这种假正经式的“批评”：“我看了很觉得不以为然”，“我以为中国之所谓道德家的神经，自古以来，未免过敏而又过敏了，看见一句‘意中人’，便即想到《金瓶梅》，看见一个‘瞟’字，便即穿凿到别的事情上去。然而一切青年的心，却未必都如此不净”。周作人也有相关的评论，他于1922年10月12日《晨报副镌》上的《情诗》中指出，汪静之的诗“可以相信没有‘不道德的嫌疑’”，尽管可能按照旧道德的标准去衡量，“不特是有嫌疑，确实是不道德的了。这旧道德上的不道德，正是情诗的精神”。
胡适原本就是汪的同乡，在汪的成长过程中给予过很多帮助，《蕙的风》书序就是胡适写的，并登在1922年9月24日的《努力周报》上。胡适在书序中，从思想性和艺术性两方面充分肯定汪静之诗歌对新文化运动的传承。在思想上，胡适认为所谓汪诗“不道德”，所谓青年人不应该做“呻吟婉转的情诗”，都是不合适的，“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的成见是最容易错误的，道德的观念是容易变迁的”。胡适说，新文化运动提倡做新诗的时候，许多的人是把旧体诗通俗化，“一时不容易打破旧诗词的镣铐枷锁……大部分只是一些古乐府式的白话诗”，实际上“都不能算是真正新诗”。之后，“自由（无韵）诗的提倡”，有许多少年诗人崛起了，如康白情、俞平伯，特别是汪静之等，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新诗。
显然，在胡适看来，汪静之诗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尽管还有些幼稚，但“总是充满着一种新鲜风味”，而且表现手法不断进步，由“浅入而浅出”“深入而深出”，直至最高的境界“深入而浅出”了。有些研究者认为经过《新月》时期闻一多、徐志摩之手，才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诗过于强调反封建的内容，转向到对新诗的格式化、格律化及技巧的探讨，这些人甚至否认胡适的贡献。当然也有人说五四后新诗要么跳不出旧诗的格律窠臼，要么过于自由，完全没有诗的韵律。
是新月派诗人完成了既“新”又“诗”的突破和贡献。这两种看法都带有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