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认真翻检，感到书稿内容很差，“里面的诗都是极不堪的诗”，就“完全拒绝了他”。胡适写道：“我生平对于社会上滥用名字的行为，最为痛恨。社会既肯信任我们的话，我们应该因此更尊重社会的信任，绝不该滥用我们的名字替滑头医生上匾，替烂污书籍作序题签，替无赖少年作辩护。”稍晚些时候的“博士茶”广告一事也可说明胡适的实事求是的风格。胡适的族叔胡近仁想借胡适的名气宣传“博士茶”，胡适回信绝不同意用他的名字作广告。胡适信中说，“‘博士茶’一事，殊欠斟酌。……说胡某人昔年服此茶，‘沉疴遂逐日痊愈’，这更是欺骗人的话……至于说‘凡崇拜胡博士欲树旗帜与文学界者，当自先饮博士茶为始’，此是最陋俗的话”。胡适好心点拨胡近仁：“广告之学，近来大有进步。
当细心研究大公司大书店之广告，自知近世商业中不可借此等俗气方法取胜利。如‘博士茶’之广告，乃可说文人学者多嗜饮茶，可助文思，已够了。”可想而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尽力说自己真心相信的话，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在为自己负责，也在为读者负责。这样一种论政的方式，这样一种论政的风格，对于起步不久的中国现代资产阶级新闻周报事业是一笔很重要的遗产。当然，历史也证明胡适的“证据”往往遮挡住了他的理论目光，这恐怕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抱有偏见的哲学源头。傅斯年1926年写给胡适的一封长信，对胡适在《努力周报》上的政治评论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舆论如是没有不成文的宪法，便没有组织，也就没有力量。中国的所谓“舆论”，大大多数是昏头昏脑，偶然也有些很聪明的，然而却没有遇有宪法的，先生独能就事论事，不就人论事，而失之诛心；不就事论人，而失之盲断。事事分辨责任，是一个最健康、最能使舆论入轨道的榜样。书呆子的中国人从来好诛心，其上流就是那些没有办法的急躁清流，其下流便是些探私造黑幕的。这样子弄下去，阻君子不为一事，助小人肆无忌惮。而每一事之解决，必出于一战，阴谋的、或兵戈的。先生独能取一种政论的态度，一则论事在身，再则分别责任，三则有步伐，所以我说是个好榜样。因为有了实验主义的信仰基石，所以胡适并不太在意来自很多方面的批评，1925年1月致邵飘萍信中的一段话代表了他的态度：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当然，我们肯定胡适敢讲真话，并不是指他把心里话统统说出来的意思，而是他讲出来的一般都不是刻意的违心话，他采取说话负责任的态度。季羡林晚年说过一个为人做事的道理，即“真话不全说，假话全不说”，其实也差不多就是胡适等人讲真话的境界。一方面良心不允许说假话，另一方面限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把肚子里的话全倒出来，很多时候是不能明确表示立场和态度的。所以很大程度上，在那个时代里，能保证说出来的是心里话，是自己相信的话，不是欺世盗名和不负责任的话，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是否讲真话涉及到文风，而与文风相关的还有批评的伦理问题。所谓批评，广义的就是指评论，既包括评论缺点，也包括肯定成绩。实事求是地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批评，往往容易犯一边倒的毛病，好则完美无缺，坏则一无是处，文风上要么阿谀逢迎，要么无限上纲，帽子棍子一起上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努力周报》在倡导正确的报章批评上，也有开创性的表现。由于胡适信奉实验主义的“证据”，所以《努力周报》刊出的文章，一般来讲会很在意说理和论据，即便是批评性文章，一般的，也不会犯文人常犯的意气用事、指责甚至谩骂的错误。在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中，胡适发表《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时，还在文末附上致张君劢的一封信，表示“文虽近于游戏，而意则甚庄。我希望你不要见怪罢。”但毕竟中国传统文化有“文人相轻”的根性，绝大多数生活于这个环境中的人一定程度上都不能幸免，诚如傅斯年1926年一封写给罗家伦的信评论的那样：“通伯（陈源——引者注，下同）与两个周（鲁迅、周作人——引者注）实有共同处。盖尖酸刻薄四字，通伯得起尖薄（轻薄尖利），大周二周得起酸刻，二人之酸无可待言。
启明（周作人—引者注）亦刻，二人皆山中千家村之学究（吴学究之义），非你们Damned绍兴人莫办也。仆虽不才，尚是中原人物，于此辈吴侬，实甚不敬之。他们有些才是不消说的。”《努力周报》上胡适批评郁达夫翻译错误的文章，有些地方有些讥讽过格，大概伤害了郁达夫甚至创造社郭沫若等人的自尊心，引起强烈反弹，胡适连忙致信修好，双方还见了面，算是握手言和。胡适与梁漱溟商榷东西方哲学问题，对梁也有些嘲弄之处。梁开始很在意，专门写信责怪胡适，当胡适回信解释时，他反因专注于王阳明的心学而从自身找原因，不再怪罪胡适了。但这件事胡适终究做得不妥当，也受到了丁文江的批评。总的来说，《努力周报》是提倡健康的报章批评的，至于周报所刊载的擘黄《批评的“伦理”》算不算最早的批评伦理的专文，一时无从查考，但属于比较早、比较系统的专文大概不是问题吧。胡适坚守说真话的理念，所以对报章上的具有影射性质的批评总是要加以辩白的，他批评《京报》的邵飘萍即是一例。胡适参加善后会议引起了社会上广泛的批评尤其青年人的不满，邵飘萍在《京报》上报道胡适参会消息时特意点出胡适是善后会议策划者段祺瑞的安徽同乡，有“其同乡胡适，同派林长民”等语。
胡适对此深为不满，致信邵飘萍说：“先生在此处把我和‘当局’拉在一块，颇使我诧异。……‘当局’与我，截然两事，毫无关系。明眼如先生者，岂不知之？……此语出之他人，我必不介意；然出之‘新闻学者’之笔下，则我不能不感觉一种不愉快。今读来书云云，益知先生真疑我与‘当局’有何关系，或疑我之参加善后会议是为‘同乡’捧场。如先生果有此意，那就是大错了。我与今日之‘当局’毫无关系。”我们相信，胡适参加善后会议的确如他所说，就是基于实验主义立场，为和平解决中国政局纷乱所进行的一种“尝试”，不会与军阀政客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幕后交易。所以说，胡适的动机没有问题，立场也没问题，能不能“尝试”成功，则是另一个问题了。作为专门从事新闻学研究和实践的邵飘萍撰文，有意无意地给读者制造了胡适参会动机不纯的印象，是不合适的。胡适说真话，到了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没有改变。陶希圣在1935年6月给胡适写过一封信，大意是：虽然赞同胡适从学术上对中国传统文化“自责”，但却不主张对普通百姓进行宣传，怕产生“不良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