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8月周作人在《语丝》上撰文《代快邮》，也对中国“国民性”发出了悲观的叹息：
我不是历史家，也不是遗传学者，但我颇信丁文江先生所谓的谱牒学，对于中国国民性根本地有点怀疑。……我相信历史上不曾有过的事中国此后也不会有，将来舞台上所演出的还是那几出戏，不过换了角色，衣服与看客。……其结果——总之不是文艺复兴！
……
其实我何尝不希望中国会好起来？不过看不见好起来的征候，所以还不希望罢了。好起来的第一征候是有勇气。古人云，“知耻近乎勇。”中国人现在还就不知耻。我们大讲其国耻，但是限于“一致对外”，这便是卑鄙无耻的办法。……
……我并不是说不必反抗外敌，但觉得反抗自己更重要得多，因为不但这是更可耻的耻辱，而且自己不改悔也就不能抵抗得过别人。
所以中国如要好起来，第一应当觉醒，先知道自己没有做人的资格至于被人欺侮之可耻，再有勇气去看定自己的丑恶，痛加忏悔，改革传统的缪思想恶习惯，以求自立，这才有点希望的萌芽。总之中国人如没有自批巴掌的勇气，一切革新都是梦想，因为凡有革新皆从忏悔生的。……照此刻的样子，以守国粹夸国光为爱国，一切中国所有都是好的，一切中国所为都是对的，在这个期间，中国是不会改变的，不会变好，即使也不至于变得再坏。革命是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改朝换代；赤化也不会有的，虽然可以有扰乱杀掠。可笑日本人称汉族是革命的国民，英国人说中国要赤化了，他们对于中国事情真是一点都不懂。周作人的悲观主义情绪未免太过，对新制度还缺乏本质的认识，顽固而又颓废地恪守着他自己的经验主义层面的东西。但有一点他没说错，即改造国民性是艰难而长远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能否步入现代化国家的行列，也取决于国民性的改造成功与否。
周作人不愧是一位写作勤奋的人，在他的笔下我们能读到好多《努力周报》停刊后有关新旧思想斗争特别是复古守旧思潮泛滥的文字。1923年10月浙江省省代表向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文言文的提案，请求废止学校的星期日放假，理由为学校不是宗教机关，不能沿用“礼拜”，况且学生在礼拜天游玩放纵，不成体统。周作人说其言荒谬，认为要让学生更好地学习，根本的办法在于“授课应更认真，而放假亦应更加多”，每周应该有周六、周日两个休息日才好。纠缠“礼拜”之名过不去，纯属“充满着旧的狭窄思想”，是教育界不懂大局，专注于细枝末节的典型表现。1924年1月，周作人批评假道学家对文学家的行为规定（禁止吸烟、禁止饮酒、禁止嫖赌），他说，道学派的文艺批评在中国猖獗了二千多年，如今死而不僵，“隐隐想谋复辟”，“道学派的批评家大抵是色厉内荏的神经变质者，所以他们的话都是虚伪的，他们唯一的用处只是证明它们的主人是伪善者罢了。”2月周作人撰文引述此前的《时事新报》社论的观点：“这几天来，我静静地观察，觉得社会上各方面复旧的倾向好像加甚起来。”周作人说，“老实说，我的确有此同样的观感，因为同日的《学灯》上就登有东大教授柳翼谋的讲演《什么是中国的文化》，鼓吹三纲五常，与前几天的谢国馨君的文章大旨相近……”
1925年4月，周作人认为孔教即将全面复活，不久大中小学就会以经书为唯一功课，校方就会设立查经班，强迫做礼拜，因为关外已经如此这般地做了。周作人联想到国内曾经的非宗教运动，认为与复古有关：“使吾言而信，中国的所谓非宗教实即复古潮流之一支，然其运动之（非意识的）目的原不过执殳前驱为圣教清道，岂有倒戈相向之事耶！中国的非宗教运动即为孔教复兴之前兆，吾敢提出此大胆的预言与民国十四年内的事实挑战。”周作人8月撰文回顾三年前他与胡适对思想界复古倾向走势的不同看法，认为当年被胡适当做杞人忧天的悲观情绪，“今也，不幸而言中”，除了民间零零碎碎的复古外，最主要的是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禁止白话，取缔思想，着着进行”。说起章士钊，也曾是个进步的人士，曾在辛亥革命前夕的《苏报》做过主笔，当了军阀政府的阁员后利用手中的权力扼杀进步运动，其痛恨新思潮的程度，在致徐志摩信中可见一斑：“今世学者间之通病，即凡事必附会一主义以成其说。所谓学术为-ism恶潮所横溃者，志摩在欧，谅亦同闻是言，今此风亦渐流于吾土矣。白话文之恶滥，日报副刊之冗沓，以乙斯姆羼入，而愈见其甚。”
周作人带着悲观的心情，劝告胡适，“以忠厚待人可，以忠厚待害人之物则不可：古人有言，养虎自贻患，愿胡君留意。”周作人早年留学于日本，对日本文化政情应该是很了解的，也非常喜欢日本的风情民俗，在周作人眼里，复古是日本人最希望中国出现的事情：“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的的确确的‘幸灾乐祸’四个大字，与中国有利的事以至言论思想，他们竭力地破坏，妨碍，而竭力赞助，拥护有害于中国的人和东西。日本最希望的事是中国复辟，读经，内乱，马贼……所最看重的人，文的是辜鸿铭，武的是张作霖。”“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运命指定给我住的地方。……只可惜中国人太不长进，太多无耻的正人君子，弄得中国渐像猪圈，使我们不得不切齿于这些不肖子孙，诅咒这混沌的中国。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真是爱中国者自然常诅咒中国，正如真爱日本的中国人也非做彻底的排日派不可。”我们如果把历史的镜头延伸得更长些，就会深切地感受到由《新青年》《每周评论》和《努力周报》所打下的民主、自由的基础该有多么脆弱，多么的不堪一击。1929年胡适为拟出版的同人刊物《平论周刊》（后因故未刊行）所写的发刊词《我们要我们的自由》，揭露国民党统治下人们基本自由的缺乏，要求国民党取消思想统制：
近两年来，国人都感觉舆论的不自由。在“训政”的旗帜之下，在“维持共信”的口号之下，一切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都得受种种的箝制。异己便是反动，批评便是反革命。报纸的新闻和议论至今还受检查。稍不如意，轻的便停止邮寄，重的便遭封闭。所以今日中国之大，无一家报纸杂志敢于有翔实的记载或善意的批评。
负责任的舆论机关既被箝制了，民间的怨愤只有三条路可以发泄：一是秘密的传单小册子，二是匿名的杂志文字，三是今日最流行的小报。社会上没有翔实的新闻可读，人们自然愿意向小报中去寻快乐的谣言了。善意的批评既然绝迹，自然只剩一些恶意的谩骂和丑诋了。
一个国家里没有纪实的新闻而只有快意的谣言，没有公正的批评而只有恶意的谩骂丑诋——这是一个民族的大耻辱。这都是摧残言论自由的当然结果。
我们是爱自由的人，我们要我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
我们不用说，这几种自由是一国学术思想进步的必要条件，也是一国社会政治改善的必要条件。
我们现在要说，我们深深感觉国家前途的危险，所以不忍放弃我们的思想言论的自由。可惜，尽管胡适等人在30年代也办了论政周刊《独立评论》，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也对国民党的专制、腐败进行了比较激烈的批评，但一直到国民党败退台湾，局面不仅没有什么根本的改善，在某些方面还严重地倒退了。在殷海光笔下，50年代的台湾居然连“五四”都成了敏感词，全岛上下形成了一个“去”“五四”的局面，大多数青年不知有此节日，少数学人只把它藏在心里。殷海光在《重整五四精神》文中认为，这是复古主义者和权力当局共同造成的：复古主义者在情绪上厌恶五四。他们摆出卫道的神气来制造五四的罪状。这正符合现实权力的需要。复古主义者又想藉现实权力以行其“道”。二者相遇，如鱼得水，合力摧毁五四的根苗。于是五四的劫难造成。五四运动成了二者的箭靶。
反五四者说，中国数千年的“历史文化”，曾维系了几千年的人心，稳定了几千年的社会。你们要提倡新文化，打倒固有的文化，造成青黄不接的文化真空状态，共产邪说乘之，于是赤祸滔天，国家大乱。这真是罪莫大焉。所以必须消灭五四，根除其影响。
消灭五四以后，又怎样办呢？
除了谈主义、喊口号、贴标语外，又添上诗经，作文言文，写毛笔字，中医治癌。花样繁多，不一而足。……殷海光还分析了复古主义者和权力集团反五四精神的深层原因：复古主义者把古代神圣化、权威化、神秘化、理想化，民主恰是权威的对头，科学崇尚怀疑、注重实证，会剥去主观幻境的面纱；民主政治是反权威，主张社会进步的，而社会权力集团是依赖权威维持自身存在，不希望社会变革和进步。在殷海光的一篇发表于1975年的文章中，作者透过台湾某些“自由”的表象，对国民党冷酷阴森、牢牢控制台湾民众思想的本质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台湾有很多私立学校和私营的电台，有几张私人商贾出版的报纸，还有几家私人投资的银行。但私立学校的权限是非常有限的，“学校教育的方法不能标奇立异，课本采取统一供应，课程由教育部规定，教师不能过问教育政策……国民党把教育当作‘国策’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私营报纸和国民党机关报《中央日报》的区别，“只是与政治无关的新闻和广告而已。电台和电视的情况也差不多。”“一旦涉及政治，则非盲从党的路线不可。从政治观点来看，各报基本上是《中央日报》（台湾的《真理报》）的翻版。”在经济领域国民党也无孔不入，“私营银行和大型私人企业差不多都被逼接受官家股份，这些企业的命运于是就得看中央财经机关的脸色了。”台湾50年代的思想界的沉闷和守旧复古的猖獗，说明了启蒙在中国的任重道远，也反向证明了《努力周报》《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启蒙的正确性和必要性。
《努力周报》承继着《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余续，发表了一系列阐发民主、宪政、人权的专门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胡适把考证文章和人权启蒙结合起来，代表作就是胡适发表在《努力周报》（第60、第61期连载）的《中国最早的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书——〈镜花缘〉》。胡适经过考证认为，《镜花缘》作者李汝珍关注的是被人忽略了几千年的妇女问题，“他是中国最早提出这个妇女问题的人，他的《镜花缘》是一部讨论妇女问题的小说。他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男女应该受平等的待遇，平等的教育，平等的选举制度。”胡适还认为，李汝珍关于女儿国的一大段描述，“将来一定要成为世界女权史上的一篇永永不朽的大文；他对于女子贞操，女子教育，女子选举等等问题的见解，将来一定要在中国女权史上占一个很光荣的位置……”此前胡适的考证文章，例如关于《红楼梦》的研究，并没有过多地与民主、人权特别是女权相联系，仅是对作者、版本等客观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其意义既在于还历史本来面目，也在于传播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对《镜花缘》的研究，等于是发掘出古代小说的现代价值，既整理了国故，也开启了民智，弘扬了女权，对女子觉醒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虽然启蒙似乎没有明显改变中国国民素质的基本状况，但《努力周报》还是留下了实实在在的看得见、抓得着的成果。
顾颉刚作为卓著的历史学家的地位，建立于辨证古史真伪的杰出成就之上。他总结自己学问生涯的辉煌时期，其中一部分时间恰恰和《努力周报》存世相吻合。如顾日记所记1943年10月12日与陶希圣的谈话：“彼谓每人均有一开花之时期，此时精神充沛，发表力特强，一过此期则思想及发表力均渐即于干涸。此话不错，我在民国十五至廿五年一段时间，即我之开花期，今则炫华已谢，唯望能结果而已。”事实上，顾颉刚的《古史辨》的开篇之作即发表于周报上，其后重要的相关讨论也开展于周报上，周报这个阵地因其特殊的地位，为顾颉刚的学术成长提供了最重要的保障。顾颉刚本来就有着深厚的旧学根底，对云里雾中的中国古代史早就想辩驳一番，可惜一直没有名家指点，恰逢胡适留学归来在北大讲授中国哲学史，那“截断众流”的胆识、眼光和方法极大地启发了他。顾在研究古史过程中与钱玄同有过通信，适逢胡适办《读书杂志》约稿，顾即把通信的部分内容拿去发表。
结果一石激起千层浪，赞誉者颂“烛照千载之前，发前人之所未发”；反对者骂“想入非非，任意臆造”；怀疑者讥“趋时成名”；爱惜者劝“何苦随了胡适之、钱玄同们，做这种不值得做的事情！”随着顾颉刚研究成果的陆续发表，顾在史学界的学术地位最终也得到确立，如同傅斯年致胡适信说的，“颉刚的《古史辨》，我真佩服得‘五体投地’。……数年不见颉刚，成绩如此，不胜羡慕。”傅斯年致信顾颉刚说：“你在这个学问中的地位，便恰如牛顿之在力学，达尔文之在生物学。”傅还告诉顾，朋友圈子议论起来，都承认“颉刚是在史学上称王了”。当年顾颉刚十分感激胡适及周报对他取得史学成就所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