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发展
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任何政治制度都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同时它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随着社会经济基础发生变化，政治制度也必然发生变化。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奴隶制政治制度、封建制政治制度、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未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后，随着阶级、国家和法律的消亡，一切社会管理制度、组织机构和规章等都将失去政治性质，各种形态的政治制度也就不再存在了。
这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政治制度最基本的结论。
我们进一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政治制度在外观上虽然具有其本身存在和发展的绝对独立性，但在本质上没有绝对的独立性，政治制度没有自己独立的历史，没有自己独立的发展。第二，政治制度作为政治关系制度化的结果，旨在维护和巩固某种政治权力，政治权力尤其是国家政权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核心必须通过政治制度为依托来加以确认，政治权力的运行也必须依赖政治制度来实现。因此，马克思说：“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
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一种常见和现成的解释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依靠资产阶级政治力量推翻封建制度，在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政权，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才得以确立。这种解释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是这种解释过度强调了事物发展的结果，其发生发展的必然性并没有得以清楚的解释，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讨论和澄清。
比如，毫无疑问是资产阶级作为一种政治力量推翻了封建政权，那么资产阶级又是如何产生的？又为什么要推翻封建制度？其力量能足以推翻封建政权吗？其过程又是如何？只有上述问题得到正确回答，才能认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产生的必然性。
从历史上看，虽然政治制度比资本主义的存在要早得多，但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成为现实是在资产阶级建立统治之后。这是因为虽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于封建社会内部，而这个时候不可能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制度而存在于一种异质的社会形态之下。
按照唯物史观，政治制度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根源于社会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封建社会内部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孕育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同时也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力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依靠生产力的发展，利用自由竞争、商品经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些法宝，登上了阶级统治的宝座。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由资产阶级创造的，由于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具有不相容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生产力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的同时，资产阶级也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它用议会制代替了君主制，以选举制度否定了世袭制，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并实行了两党或多党的政治竞争机制。因此，讨论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就首先要明确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的。尽管这不是本书研究的重点，但是我们有必要对此作简要的分析。
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他的着作，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原理》、《共产党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以及《资本论》等着作中或详或略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封建社会内部怎样孕育，资产阶级怎样一步步向封建统治阶级夺取权力，以致后来发展到资产阶级革命，最终推翻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而建立自己的政权。
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和的最初的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开始的”。这里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和最初的萌芽”，应理解为最初出现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社会中，封建庄园制度得以确立。庄园主将土地出租给农民耕种，后者每年交纳一定数量的实物地租，并且成为附属于庄园、没有自由的农奴。这样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生产模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农村覆盖着城市，以商业和贸易为主的城市也为封建贵族的城堡所取代。与此同时，国王以下的大小封建主也都以同样的方式，建立起个人的依附和效忠关系。人身依附关系成为社会的主要连接纽带，而市场和金钱作为一种社会连接关系的功能被完全淹没。封建社会的等级制、身份制、不可转让的土地分封制，以及行会制度、商品与货币关系不可能有成长的空间，这样，商品货币关系受到抑制而发展缓慢，从事手工业的生产者与商人只能作为“第三等级”而存在。
到公元10世纪，欧洲大陆的政治格局逐渐安定下来，欧洲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经济也随之开始涌动复苏。到公元11世纪，商业与贸易再次兴盛起来。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商业最先发达起来。
意大利的商人重新打开了同东方的贸易，在西欧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之间架起了一座通商的桥梁；而佛兰德斯则是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同西欧各地之间贸易的中转站。正是在这两个地区，城市又开始重新复苏，并迅速发展起来，成为商品贸易的经常性的场地。以商人为首的城市居民以暴力反抗或金钱赎买的途径争取城市的自由；封建领主也出于经济利益的权衡，一般是以城市必须向封建领主纳税，而后者放弃对城市的统治权和司法权的方法达成妥协。这样，城市成了一个自治的、自由的世界，而包围着它的却是一整套以束缚个人自由为特征的封建体系，成为封建社会中体制外的一个权力中心，城市与农村开始分离，封建统治开始动摇。市场的需要、商业和贸易的发展反过来又刺激了手工业的生产。很快，手工业生产和手工业者也加入到城市生活的行列之中，成为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是他们敲响了封建制度的丧钟。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城市一旦在意大利和佛兰德斯兴起，便迅速扩散到整个欧洲，这一切为资本主义关系的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比较有利的条件。
在这种大背景下，历史发展的进程有加速的趋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已欲破土而出。这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的进一步成长与发展进行了经典性的简明扼要的论述：“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
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国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
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已经不能满足随着新市场的出现而增加的需求了。工场手工业代替了这种经营方式。行会师傅被工业的中间等级排挤掉了；各种行业组织之间的分工随着各个作坊内部的分工而消失了。
但是，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和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现代大工业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工业中的百万富翁，一支一支产业大军的首领，现代资产者，代替了工业的中间阶级。
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世界市场使商业、航海业和陆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种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工业的扩展，同时，随着工业、商业、航海业和铁路的扩展，资产阶级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发展，增加自己的资本，把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一切阶级排挤到后面去。
由此可见，现代资产阶级本身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段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及主体的产生与发展的简约论述，体现了其唯物史观的理论，生产力的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社会的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促使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消亡，也孕育和催生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如杜普莱西斯所言：“对卡尔·马克思来说，资本主义是强大的、充满活力的；这是一种最佳的生产形式；它对经济增长的促进，远远超过了在此之前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任何形式。”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新生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利益要求必然转化为其在政治上的诉求，“在发展的过程中，专制国家的社会基础已经消失，它已成为束缚新的资产阶级社会及其改变了的生产方式和改变了的需求的桎梏。资产阶级从自己的物质利益出发，必然提出参与政权的要求。”在德国，“随着财富的不断增多和贸易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很快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它发现它的最重要的日益增长的需要由于本国政治制度的妨碍而得不到满足，如国家被三十六个意图和癖好互相矛盾的君主所任意分割，封建压迫束缚着农业和与之联系的商业；愚昧而专横的官僚统治对资产阶级的一切事务都严加监视。同时关税同盟的扩大与巩固，交通的蒸气化，国内市场上竞争的增长，使各邦各省的商业阶级互相接近，使他们全都转入自由主义反对派的营垒中去，德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治权力的第一次严重斗争获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已经认识到只有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才能更好地保险其经济利益，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难道在历史上可以找出一个例子来证明，资产阶级在天赋国王存在的同时能够确立一种符合于它的物质利益的政治形式吗？”新的经济基础之上必然要有新的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随着资本力量的增强，拥有资本的新兴产业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逐步代替了封建贵族而登上政治舞台。虽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是在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主义统治和取得政治统治地位后才得以确立，但是，这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结果，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的这种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伴随着相应的政治上的进展。”“社会经济的进步一旦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定迅速地扩大其范围。”
在《共产主义原理》一文中，恩格斯比较系统地描述了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充分的政治权力的这一过程。“凡是大工业代替手工场的地方，产业革命都使资产阶级最大限度地增加了自己的财富和扩充了自己的势力，使它成为国内的第一个阶级。结果，凡是完成了这种过程的地方，资产阶级便夺取了政治权力，并挤掉了以前的统治阶级——贵族、行会师傅和代表他们的君主专制。资产阶级废除了长子继承权或不许出售领地的禁令，取消了贵族的一切特权，从而打垮了行会师傅的威风。资产阶级用自由竞争来代替它们；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况下，每一个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就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但是，自由竞争在大工业发展初期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只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大工业才能成长起来。资产阶级这样消灭了贵族和行会师傅的社会威力以后，也就摧毁了他们的政治权力。资产阶级在社会上成了第一个阶级以后，它宣布自己在政治上也是第一个阶级。这是通过实行代议制而实现的；代议制是以资产阶级在法律面前平等和法律承认自由竞争为基础的。这种制度在欧洲各国采取君主立宪的形式。在君主立宪的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的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
这些资产者选民选出议员，而他们的议员可以运用拒绝纳税的权力，选出资产阶级的政府。
马克思恩格斯以上的论述主要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给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造成的必然性，然而这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一个充分条件。这种必然性还有待于向可能性和现实性转化。那么这种向现实性转化的途径必然是资产阶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