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还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对资产阶级革命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变革对人类社会进步的影响。“1648年的革命和1789年的革命，并不是英国的革命和法国的革命；这是欧洲的革命。它们不是社会中某一阶级对旧政治制度的胜利；它们宣告了欧洲新的社会的政治制度。资产阶级在这两次革命中获得了胜利；当时资产阶级的胜利意味着新社会制度的胜利，资产阶级所有制对封建所有制的胜利，民族对地方主义的胜利，竞争对行会的胜利，财产分配制对长子继承制的胜利，土地所有者支配土地制对土地所有者隶属于土地制的胜利，教育对迷信的胜利，家庭对宗族的胜利，进取精神对游侠怠惰的胜利，资产阶级法权对中世纪特权的胜利。1648年的革命是十七世纪对十六世纪的革命，1789年的革命是十八世纪对十七世纪的胜利。这两次革命不仅反映了它们本身发生的地区即英法两国的要求，而且在更大得多的程度上反映了整个世界的要求。”
资产阶级革命最先于1640年在英国首先爆发。在英国革命的影响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欧洲许多国家相继掀起了推翻君主专制的革命，法国、俄国、奥地利、德国等一些国家的专制在革命的冲击下土崩瓦解。这时候的资产阶级已经充分认识到了：“资产阶级的工业必须打破专制制度和封建制度的枷锁。反对专制制度的革命，恰好证明资产阶级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了紧要关头：不是争得适合于自己利益的国家制度，就是死亡。”但是，封建势力不愿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与资产阶级及其同盟军进行反复的旷日持久的较量，这在政治上表现为封建王朝的复辟和反复辟的斗争，然而，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还是最终取代了封建专制，专制王权随之消亡。例如，在法国，在长达80多年的时间里法国资产阶级一直在君主制与民主共和制之间徘徊不定，直到结束拿破仑第三的君主统治后，才最终选择共和制，经历了1789年、1830年、1848年和1870年的四次资产阶级革命，反复经历了共和、帝制、再共和、再帝制、再共和的演变，才将君主制抛进历史的垃圾堆。在英国，英国革命从1640年开始，经过48年的反复，于1688年确立君主立宪制。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势均力敌，两大阶级达成妥协，用君主立宪取代了君主专制。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建立曲折的历程也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不等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确立，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不同步性，也说明了尽管在经济上资本主义比较容易地战胜封建主义，但政治制度的变革相对经济的变化更为复杂与艰难。
第二节 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的政治博弈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着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有着深刻而具体的分析。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是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结果，这一过程是一个长期博弈的过程，在《对民主主义者莱茵区域委员会的审判》一文中谈到议会和国王的冲突时，马克思对这一过程的实质说得很清楚：“这里所发生的不是在一个社会基础上的两个派别之间的政治冲突——这是两个社会之间的冲突，具有政治形式的社会冲突，——这是旧的封建官僚社会和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之间的斗争，是自由竞争的社会和行会制度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土地占有的社会和工业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是信仰的社会和知识的社会之间的斗争。旧的社会的相应的政治表现是天赋的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这一套旧政权机构的相应的社会基础是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及其农奴和半农奴、小规模的宗法式或者在行会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工业、彼此隔绝的等级、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尖锐对立，而首先是乡村对城市的统治。旧的政权机构——天赋国王、监护一切的官僚和独立的军队——感到：一旦侵犯了旧的社会基础，即享有特权的贵族土地占有制、贵族本身、乡村对城市的统治、乡村居民的依附地位以及和这一切生活条件相联系的法律，如市政条例，刑事立法等等，客观存在自己的物质基础就会从它的脚下消失。而国民议会就是实行了这种侵犯。另一方面，这个旧社会感到：一旦国王、官僚和军队丧失了封建特权，政治权力就会从它手中滑掉。而国民议会就是想消灭这些特权。因此，军队、官僚和贵族联合起来唆使国王实行政变。这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知道，他自己的利益是和封建官僚社会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他也允许别人推动他去实行政变，也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国王是封建贵族的代表，正像国民议会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代表一样。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生存条件，要求把官僚和军队，把这些过去商业和工业的统治者降低为商业和工业的工具，变成资产阶级交换的简单机构。资产阶级社会不能容忍农业受封建特权的限制，工业受官僚监护的限制。这是同它的自由竞争的生活原则相矛盾的。
它不能容忍对外贸易的条件不受国民生产的利益的调节，而受宫廷对国际政策的考虑的调节。它必须使财政管理服从于生产和需要，可是，旧国家却必须使生产服从天赋国王的需要，使它成为给那些作为王权堡垒和王权社会支柱的人们缝缀补丁。正像现代工业实际上消灭了一切差异一样，现代社会必须消灭城乡之间在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一切壁障。在这个社会中还存在着阶级，可是已不再有等级了。它的发展就在于这里阶级的斗争，可是这些阶级却联合起来反对等级及其天赋王权了。”这一大段话之所以值得我们引述，是因为它虽然是对某一历史事件的评论，但在这里指出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封建专制相比所具有的先进性，说明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代替封建专制的必然性。
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有两点容易被人忽视或遗忘：一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产生的过程中，作为斗争和博弈的主要的另一方的封建阶级其作用如何；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又是如何？只有澄清这两个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地全面把握和和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产生的理论。
在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及其早期发展的研究中，我们的注意力往往习惯性地集中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其经济前提的论述上，关于政治前提的理论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并把资本主义政治看成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而然的产物。这种理解显然过于简单化，是一种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的理解。只专注于一个方面是不够的，这不仅无益于说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也容易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始人理论的误解。
西欧之所以发展起资本主义，除了作为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个内在的决定性因素外，在很大程度上还得益于封建统治阶级的让步甚至直接扶植和推动。封建阶级的政治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有着一种双重性，一方面是封建阶级对日益强大的作为阶级异己力量的资产阶级不得不进行限制和镇压，而另一方面是封建阶级本身为了存在不得不妥协并在这一过程中使资产阶级化。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着作中，尤其在《资本论》中不止一次地出现，关于封建专制政府扶植和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作为政治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立法和政策的论述，这充分显示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特点。这里我们简要地归纳为几点：
（1）封建阶级为了其阶级的经济利益使用强制手段，这在客观上促进与加快了商品流通。“君主专制需要货币形式的财富。只有货币才能直接转化为任何一种特殊的使用价值。君主专制力求使货币转化为一般的支付手段。这种转化，只有通过强制性的流通，使产品低于产品价值进行流通，才能实现。对君主专制来说，把一切税收都变为货币税是一个性命攸关的问题。”而采用的强制包括法律在内的一些手段的实行，在客观上给商品的发展提供了政治上的保障，迎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
（2）封建统治阶级和政府强制破产农民服从雇佣劳动所需要的纪律。马克思在讲到16世纪的血腥立法时说，专制制度的“鞭打、烙印、酷刑”使被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劳动者“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须的纪律”。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阶段，当时的封建政府“为了把丧失财产的人按照对资本有利的条件转变成工人，发生过国家强制，因为这些条件当时还没有通过工人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被强加给他们”。这政府的措施虽然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同时在瓦解着封建阶级自己存在的经济基础。
（3）出于经济上的原因，封建政府使用国债、保护关税等手段，促进了资本原始积累，也促进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形成。“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它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起了“重大作用”。“在英国，这些因素在17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在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缩短过渡时间。”
（4）封建政府进行商业战争和争夺殖民地，使自己国家的手工业品获得世界市场。“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封建主义政府的殖民活动还有着颇多的论述。
（5）封建政府强化立法措施，保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原则。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立即得到恢复并重新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强大起来，国王开始照顾它的利益，以便依靠它的帮助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一切国家中——法国是在16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
（6）封建阶级或政府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放弃已经过时的城市特权，在民族的基础上求发展。马克思说道，“君主专制是一个烘炉”，这个烘炉把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各阶层居民结合在一起，并对他们进行开导，“使得城市认为资产阶级的普遍统治和市民社会的公共政权比自己的中世纪地方自治更好。”
马克思还讲到了一些其他问题，如封建政府用国家权力限制生息资本、限制工人工资等。在今天看来，所有这些论述对于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的有利推进仍然是十分明确的。当然，专制君主对资本主义的扶植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千方百计吸收国外人才、窃取外国先进生产技术等等。17世纪60年代，法国人暗中招募威尼斯制玻璃工匠并把他们偷运出威尼斯，靠这些工匠在巴黎建立起来的法国玻璃工业沉重地打击了威尼斯精心保持了几百年在这一行业中的垄断地位，是这方面的着名例子。到1680年时，柯尔贝尔夸口说，法国玻璃工业每年使威尼斯减少了100万里佛尔的收入。16-18世纪期间，类似的史实很多。
以上讲的封建专制政府支持、扶植措施，对早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意义重大。可以说，尽管手工工场可以出现得很早，但它只有与一定的政治条件相结合，即封建统治阶级的大力扶植与支持，才有可能比较顺利地发展起来，并由此向资本主义时代过渡，没有这一政治条件，资本主义是发展不起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可能像在东方的中国一样——萌而不发，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更无从谈起。没有封建政府的积极参与，弱小的资本主义根本不可能在15世纪就发起地理大发现运动，也从而使资本主义萌芽本身的发展大打折扣。
当然，马克思也说明了这不是封建阶级的故意地姑息养奸，也不是对资产阶级等闲视之、无所作为的结果。这是因为，一方面是封建阶级自身的近视性，不了解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们看不到，这些政治上层建筑所依据的社会有机体已经消逝。他们看不到，政治形式的更替只是社会发展本身经历的现实变化的政治表现”。这样做从根本上说是封建阶级出于对自身利益和自身生存的考虑，而另一方面，是面对来自资产阶级强大压力又不得已而为之，这也反映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辩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