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科学领域，没有现实针对性的纯粹学理性研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然而在学理理解上的舛误和囿于教条的解读，针对与指导现实也必然是无力的。我们反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研究的简单泛化，把马克思恩格斯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理论都牵强附会地说成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期望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为现实的问题提供现成的解决路径，这无疑会窒息或削弱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当代价值和生命力。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理论的梳理与分析，绝不是出于历史考证目的或幽古情结。理论是时代的心声，必须从理论上加以澄清，才能更好地前进。马克思说，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程度。在前面导论中已经指出，不管是在理论上，回应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挑战，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需要，还是在实践上，当前和将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理论支撑，需要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资源，尤其是认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研究都有着重要的启发和意义。
社会主义历程的曲折，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资本主义缺乏正确的认识，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关系绝对化、简单化，对资本主义缺乏历史地、全面的分析，把一些本不属于资本主义的东西归于资本主义，甚至错误地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都是坏的，凡是同马恩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相异的都是资本主义的，而与资本主义相关的都属拒绝、批判、专政之列，把所谓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变成目标，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很长时期不敢讲二者的继承性、联系性以及相互借鉴、相互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
正如英国学者彼得·沃斯莱所说：“马克思作为一个思想家对20世纪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美国着名社会学家P．米尔斯也说过：“如果不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无论谁都不可能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真正的学者。”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它至今一百五十多年的历史中，不断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释放着巨大的影响力，改变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社会形态由理论成为现实，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纪元。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在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共存和竞争中修正、弥补着其自身的局限性，并在诸多方面也得到了完善。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不但是社会主义把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资本主义也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中汲取着营养。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成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今资本主义的共同的理论遗产，形成了两条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认识的主线。
在这里我们主要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别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理论在当代的价值。
第一节 认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经验与教训
正确认识资本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个基本而又重要的问题。
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在对领导俄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领导的实践中，坚持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阶段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和实践了利用资本主义来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策略原则，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认识有着重大的创新和突破。列宁的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列宁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发展，也是根据革命的实践经验，不断地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面对资本主义新的发展阶段上出现的许多新特征，一些第二国际和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在颂扬帝国主义合理性的基础上，批判阶级斗争的荒谬，鼓吹阶级合作和议会道路。考茨基等也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搞修正主义，抛出“超帝国主义论”，抹杀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矛盾。
对当时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及发展趋势的揭示，直接影响着新的历史阶段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道路提出。列宁在1915年研究了大量的有关帝国主义新阶段发展情况的材料，于1916年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一书。这本着作是列宁从本质上把握资本主义新阶段发展趋势和阶段特征的全面总结。
列宁同时期的其他着作中也有这些科学认识的体现。列宁在这些着作中揭示了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为资本主义的垄断所代替。它的基本经济特征是：“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特征决定了它的历史地位的特殊性，即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具有垄断性、寄生性、腐朽性、垂死性或过渡性，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列宁指出，竞争变成垄断，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反而使各种矛盾空前尖锐化。在帝国主义时期，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被加强和加剧了，由此而引发的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战争大大加速了垄断资本主义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帝国主义战争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战线，无产阶级有可能在资本主义战线的薄弱环节上实现突破。“由此就应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国家可能首先在少数或者甚至在单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列宁的这一理论指引了俄国的十月革命的胜利，而这一理论的提出正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创新的结果。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纪的设想，社会主义只能在世界范围内共同取得胜利，如果没有创新，列宁就不可能提出“一国胜利”论，也就不会有十月革命的胜利。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抓住了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时代特征，使人们从本质上认清了帝国主义的发展趋势和历史地位，坚定了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信念。
在政治理论方面，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国家和阶级学说，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学理论，提出了许多着名的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就是“一切阶级和阶层同国家和政府的关系”。“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他还给阶级有下了一个更为明确的经典性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这些都进一步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认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政治理论的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
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分析与批判方面，列宁也进一步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理论。他用马克思恩格斯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指出了虽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但是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实质：“在一切资产阶级的、甚至是最民主共和国里，民主始终是富人的民主。”“不管一个共和国用什么形式掩饰起来，就算它是最民主的共和国吧，如果它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如果它那里保存着土地和工厂的私有制，私人资本把全社会置于雇佣奴隶的地位，那末这个国家还是一部分人压迫另一部分人的机器。”“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是敌对阶级即剥削者少数的机构。”“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是使一切被支配的阶级受一个阶级控制的机器。”“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政治外壳。”所有这些观点，应该说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与时俱进的品质，又进一步深化和具体化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
当然，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最大贡献还在于它在实践中的运用。现实中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设想相去甚远，社会主义没有在生产力发达的国家出现更没有同时在几个国家产生，而是在政治经济文化都落后的俄国成为现实。创始人理论中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前后继承的纵向的关系，而在现实中则转变成为更为主要的共存的横向关系。理论与现实的反差、战时共产主义的挫折与教训，使深悟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真谛的列宁，重新认识和摆正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现实关系。他提出：“只有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东西，才能建成共产主义。诚然这些东西是很糟糕的，但是没有别的东西。”列宁把那种认为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观点称为“中非洲居民的心理”，他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没有邮电和机器的社会主义，不过是一句空话而已。”1917年10月，列宁在《布尔什维克能保持政权吗？》的小册子中，明确提出把执行经营管理职能的国家机构接收过来并加以利用。他指出：“资本主义建立了银行、辛迪加、邮局、消费合作社和职员联合会这样一些计算机构。没有大银行，社会主义是不能实现的。大银行是我们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国家机关’，我们可以把它当作现成的机构从资本主义那里夺取过来，统一而规模巨大无比的国家银行，连同它在各乡、各工厂中的办事处——这已经十分之九是社会主义的机关了。”总的说来，列宁面对现实提出的一系列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的观点，不但突破了第二国际教条主义，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理论的创造性发展。因此，列宁的理论没有偏离，而是发展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他提出的“新经济政策”给当时走出社会主义困境提供了一个现实的途径，然而列宁的早逝使这一政策没有得到持久的延续。在其后的斯大林以及斯大林以后的时代，列宁的“新经济政策”随之淡出。在政治方面，列宁在领导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过程中，根据俄国革命的实践，发展了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国家形式，将苏维埃作为无产阶级国家的新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基础上，列宁又创新性地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深刻地阐发了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辩证关系。
从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中央高度集中的统一计划的、排斥市场经济的体制逐步形成。在这种所谓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下，片面强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在国内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都竭力清除资本主义的存在，在国际上同资本主义严重对立，拒绝对外开放。其思想渊源是斯大林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也是互相对立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即所谓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及其外部各存在一个市场，两个市场共同存在。这使苏联与资本主义各国隔绝，在经济上与当时的发达的生产力隔绝。而这种理论在政治方面也必然反映为对资本主义政治和政治制度的对立和拒斥，在政治行为上演变为以军备竞赛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恩格斯曾说过：“在我看来，马克思的历史理论是任何坚定不移和始终一贯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条件；为了找到这种策略，需要的只是把这一理论应用于本国的经济条件和政治条件。”斯大林模式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偏离了本国的实际，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理论作教条化的理解。邓小平曾在苏联解体前的1985年8月评论说：“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从恩格斯与邓小平的话中也可以看出，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主义的发展是与对资本主义的认识程度成正向关系的。斯大林模式的失败也从另一方面证明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理论教条化理解的危害。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前的社会主义实践也说明了这一点。
在中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中国的国情与革命实践相结合，进一步地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史上，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国家政权”的理论，找到了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从而指导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另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又一重大创新。从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到列宁又进一步提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理论，到毛泽东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的创新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