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毛泽东晚年“以阶级斗争为纲”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理论，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悲剧，这也从反面说明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必须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必须按照实践的要求而创新，这才能保持其强大的生命力。
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教训，根据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的客观情况，解放思想，积极探索，努力创新，大胆突破了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认识，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概念，并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解决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从而为当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奠定了前进的方向，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为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在当代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思想上，邓小平丰富并完善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根据当代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新的政治思想。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治国方略。他在总结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为在阶级斗争已经不再是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任务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各项工作必须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还指出，除非出现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否则在其他任何情况下，国家的工作都不能离开这个中心。推进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变。传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管理模式是苏联式的计划经济的管理模式，它已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邓小平创新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推动了社会主义国家管理模式的转变，解决了社会主义国家如何高效率地管理经济，发展生产的根本问题，这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创新奠定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针对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在政治实践上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应将民主视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特征之一。他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法制化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创新，推动了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设进程。同时，他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思想。
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的结合，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突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资本主义在经济上都属于市场经济的这一重要特征，也使社会主义在政治上与资本主义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同质的东西。马克思曾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孕育着社会主义因素。
他在1871年发表的《法兰西内战》小册子中写道：“工人阶级不是要实现什么理想，而只是要解放那些旧的正在崩溃的资产阶级社会里孕育着的新社会因素。”邓小平在1979年就说过：“资本主义国家中一切要求社会进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努力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直至实现社会主义而斗争。我们要向人民特别是青年介绍资本主义国家中进步和有益的东西，批判资本主义国家中反动和腐朽的东西。”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在其自身扬弃的过程中，像资本主义是从封建社会中产生的一样，在资本主义母体中也同样孕育着新的因素——社会主义因素。在政治方面有着反映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普适性的东西。
20世纪最后10年，当一些人们以为社会主义制度死亡的信号已经发出的时候，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正在深入地总结自己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关于资本主义的理论与方法以及斯大林模式的教训，为如何去研究与对待资本主义提供了理论与实践的资源。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在邓小平理论中得到了科学的体现，成为我国新时期重要的指导思想。
1992年6月接见香港一位知名人士时邓小平就说：“其实，我这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困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邓小平与列宁一样，在对待资本主义这一关系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问题上以历史的深邃的目光和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突破了把商品经济作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区别标志的传统观点，奠定了重新认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关系的基础。对于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积极成果，邓小平也有着广博的胸襟。他多次指出，我们的干部制度存在着能上不能下的缺点，“我们说资本主义社会不好，但它在发现人才、使用人才方面是非常大胆的。它有一个特点，不论资排辈，凡是合格的人就使用，并且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从这方面来看我们是落后的。”在政治方面，邓小平虽然历来反对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但是对于西方的政治体制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邓小平还曾深刻指出：“我们今天再不健全社会主义制度，人们就会说，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能解决的一些问题，社会主义反而不能解决呢？这种比较方法虽然不全面，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视。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邓小平接着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作了深刻的概括：“总之，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它唯有踏着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阶梯，才能进入人类政治文明的新阶段，这一点越来越成为共识。江泽民在2000年6月下旬在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如何认识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如何认识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过程对人们思想的影响”、“如何认识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政治斗争带来的影响”等四个重大问题。
这也表明了在世纪之交，如何认识资本主义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
在过去的一百五十年中，许多民族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观察命运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以其科学的、理性的精神，同时也是在自我批判中开辟着新的发展道路，这些特点成为社会主义成长的理论遗产。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虽遭受挫折，但是其厄运不是肇因于怀疑，而是肇因于教条、迷信。恩格斯在其晚年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通信中，针对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或自称的马克思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和英国的海德门之流）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和态度，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在信中他两次提到，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针对法国“马克思派”存在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倾向曾经说过：
“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理论的创新发展离不开现实社会生活，今天依然如此。在当前，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最需要的是彻底摒弃长期以来严重的教条主义的做法，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做深入的检视、反思与批判，结合国情，重新发扬马克思的批判与反思的精神。
第二节 理论营养：资本主义的反省与自新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对世界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实践上它改变了世界，而且还表现在它在观念上改变了世界，使人们在思维上无法回避马克思恩格斯的影响。
法国存在主义大师雅克·德里达把马克思留给现今人们的观念体系称为“马克思的遗产”，把当今的人们称为自觉或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地球上所有的人，所有的男人和女人，不管他们愿意与否，知道与否，他们在今天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继承人。”在他看来，尽管当今西方社会主流拒斥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的精神是驱散不走的，当今世界的人们都生活在马克思的影子中。
“值此在一种新的世界紊乱试图安置它的新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位置之际，任何断然的否认都无法摆脱马克思的所有各种幽灵们的纠缠。”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广泛性和深刻性使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他们的追随者的范围，使人们不得不在每一个方面都做出回应，对于一些重要的理论家尤其如此，正如阿尔文·托夫勒所说：“有了马克思之后，就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去看待技术了；也不能忽视阶级了。我们不能再把历史看作一成不变的，也不能再把政治和经济当作各不相干、毫无牵扯的两回事了。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就等于半文盲。”“它已经对象化为当今世界的组成部分。正是这一点改变了马克思主义发挥作用的初始条件，从而反过来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着作对于世界的意义产生了改变。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其实质是马克思的精神遗产对于一个包含它的对象化成份在内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对世界进程的重大影响，不仅表现为社会主义由空想成为科学、由理论成为现实。20世纪前半期，社会主义制度突破了资本主义的堡垒，两者形成了相互对峙的两大阵营。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的影响还表现它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震撼。经济危机的持续爆发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资产阶级与生俱来的自我变革能力，在其批评者的深刻剖析的参照下而日益加强。因此，资本主义本身也出于生存的本能寻找着求生之门。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弊端批判基础上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刺激着资本主义，并成为资本主义反观自身的理论资源，资本主义也在部分地接受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20世纪的资本主义的自我批判和自我修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促使它不断扬弃自身的局限，激活自身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