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看来，我所称的‘极端修正主义’是今天最强大也是危害最大的倾向。它自身已经表明从伪装的‘反思’传统理论跳跃到了坚决放弃这些理论。以这种方式被人们置于不顾的原始理论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当今被广泛地认为是过时了，这不是因为这种批判理论被深刻地加以‘反思’，而是因为它一开始就被广泛地误解。”
第二节 时代的局限
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它的时效性，人们无法超越时代的实践对其认识的局限，即使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也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也必然受到其历史条件的制约。马克思就说过：“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恩格斯也说过：“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事也许有某种意义：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的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是以19世纪40-90年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为其背景的，必然要受到他们自己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迄今为止的150多年中，资本主义本身的时过境迁也使他们的观点必然显示出其时代的难免的局限性。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对他们资本主义的认识的偏差有过诚恳的自省。
马克思、恩格斯对欧洲19世纪中叶的资本主义危机有着比较高的估计，那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的统治即将结束，经济危机和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尖锐化，资本主义已经敲响了丧钟，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决战即将来临，对社会主义革命有着比较乐观的期望。“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下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应当说，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上述观点在一定程度上科学地反映了19世纪上半期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受到历史发展的条件和自身认识的水平的限制，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当时还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和危机程度，认为它的发展已经达到了极限，不可能再进一步了。对此，有的学者指出：“事实上历史证明，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西欧（在世界范围内更谈不上）还没有发达到这种程度。马克思恩格斯后来也逐渐纠正了在《宣言》中的看法。”1850年，他们已认识到当时资本主义正处于普遍繁荣时期，谈不上革命高潮的到来。1867年出版《资本论》第一卷时，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说：“我们也同西欧大陆所有其他国家一样，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发展。”
1895年，恩格斯为马克思的《1848年到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写序言时，便及时地毫不隐晦地对自己和马克思以前的观点进行了更正，他明确地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历史用经济革命证明了这一点，从1848年起经济革命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在法国、奥地利、匈牙利、波兰以及最近在俄国刚刚真正确立了大工业，而德国简直就成了一个头等工业国，——这一切都是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可见这个基础在1848年还具有很大的扩展能力。”这不仅仅是恩格斯的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展示，同时也表明他和马克思的理论的时代性特点。个别论断、个别结论难免有失误；即使个别论断、结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是正确的，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其所依据的客观条件的变化而失效。我们不应也不能否认这一点，否则，就会陷入僵化与教条主义的泥沼。但是，承认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并不意味着否定他们理论的价值。
作为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发现者，马克思恩格斯一再声明并强调自己的理论认识不是最后向世人宣布的“绝对真理”，“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
任何思想体系都在它反映时代精神的同时，它特有的思维抽象和相对独立性使它又具有一定程度的超时代性。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因其严密的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和实践性的本质特征，使它更具有超时代性。也正是这种反映时代精神的超时代性使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有着内在的未来生命力和普适性的功能价值。而这种超时代性与时代性是不可分割的，超时代性也是通过时代性而体现出来的。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理论作为教条，而是强调创新，强调理论应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政治理论的创立过程，正是一个不断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而进行的理论创新过程。马克思恩格斯把他们的理论植根于实践，一生中都非常关注着资本主义新的发展与变化，并补充和修正自己的一些理论。
我们从下面几个例子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1）1848年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到1859年在《栀政治经济学枛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表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指出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趋势后，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审时度势，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在方法上从一般转向个别，指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必然性，同时又看到了其艰巨性和长期性。
（2）马克思断言资本私人占有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是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基本矛盾。《资本论》（第2卷）中论述到，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现，原来由私人自己使用的私人资本在这里就取得了社会资本的形式。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考察股份制公司时，就提出了与私人资本相对立的社会资本的概念，马克思说：“在股份公司中，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公众企业相对立。”恩格斯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一文中也指出，由单个资本家所经营的私人生产“已经愈来愈成为一种例外了。由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不再是私人生产，而是为许多结合在一起的人谋利的生产”。对于股份制，马克思的一个重要观点为：“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资本主义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因而是一个自行扬弃的矛盾。这个矛盾首先表现为能向另一种新的生产形式的单纯过渡点。”股份公司的出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恩格斯认为：“猛烈增长着的生产力对它的资本属性的这种反抗，要求承认它的社会本性的这种日益增长的必要性，迫使资本家阶级本身在资本关系内部一切可能的限度内，愈来愈把生产力当作社会生产力看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认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对立和对抗是不可克服的，而到了90年代第三卷出版后，至少我们又看到了一种积极的非对抗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形式。
（3）在19世纪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基本认为暴力革命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和夺取政权的主要方式。这一观点不管是在《共产党宣言》里，还是在其他的着作里不止一次出现。巴黎公社失败后，他们通过对过去观点的反思，从变化了的形势出发，提出了运用合法手段进行和平斗争的革命形式。尤其是恩格斯，他在科学总结半个世纪以来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情况，在他晚年的着作和书信中，就无产阶级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阐明和平的合法斗争是当时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主要斗争手段。恩格斯认为，工人阶级的战略应当是由革命转入和平发展，应当很好地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如争取普选权、参加国会等。《共产党宣言》之后，在对1848-1851年的欧洲革命的总结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着名论断；在1871年的巴黎公社后，他们总结了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权力的巴黎公社的形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相统一的巴黎公社原则。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恩格斯在晚年对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的自我完善有着进一步的认识。恩格斯1893年在致亨利·德马雷斯特·劳埃德的信中说：“在英国这里，现代资本主义经过一百五十年的突飞猛进的发展，已经在许多方面丧失了当初的蛮劲，现在它正以缓慢的速度继续发展。甚至法国和德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只有一些年轻的工业国家，如美国和俄国，资本任其不可遏止的贪婪本性支配。”
在谈到美国的情况时，恩格斯也说过：“在那里，资产阶级社会本身的对立仅仅表现为隐约不明的因素。”鉴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变化，恩格斯在晚年1894年2月，在给考茨基的一封信中郑重地指出：“‘共产主义’一词我认为当前不宜普遍地使用，最好留到必须更确切的表达时才用它。即使到那时也需要加以注释，因为实际上它已经三十年不曾使用了。”他们在晚年，在《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巴枯宁栀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枛一书摘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等着作中，不断创新，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自己所创立的科学的政治理论。
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同时，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是运用人类历史发展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为工具，准确把握资本主义的时代基本矛盾和主题，反映了时代要求，又预示了未来的发展，体现出时代的超越性。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恩格斯给出资本主义灭亡的时间表，而是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它是一种方向性的描述，它所揭示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致趋势，在体现了其实践性的过程中也体现了其科学性。“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符合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列宁也说过：“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精神，它的整个体系，要求人们对每一个原理都要（α）历史地，（β）都要同其他原理联系起来，（γ）都要同具体的历史经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也就是说，只有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背景、具体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的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理论的普适性的价值也就在于此。在新时期，邓小平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时也指出：“我们坚持的和要当作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末，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
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理论过时的观点，显然是一种对他们理论无知的表现。美国得克萨斯大学教授道格拉斯·凯纳尔（Douglas Kellner）说：“我认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发展现时代的一种批判理论的源泉。因为苏联共产主义（它首先是对这种理论的歪曲）的解体而谴责它，是过分简单化和徒劳无益的。”特德本顿也说过：“我认为在人文科学中没有另外的什么思想可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的范围或可媲美丰富的资源，马克思主义迄今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在我看来没有哪一种是致命性的。”本书赞成这样的观点。“无论是想用现在的事实说明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还是以此力图证明马克思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万古不变的真理，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必须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都放在19世纪那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当中去，必须看到他们自己随历史的发展而对其理论的不断修正。”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答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矛盾和问题。当代资本主义毕竟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资本主义有巨大的变化。我们必须在肯定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的同时，对社会实践的发展做出新的概括，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做出科学的回答。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是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创造性的开放的科学理论体系，所以他们的理论总是有着无尽的活力和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