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时代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是一种批判的、创新的政治文明理论。早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形成初期，马克思就提出：
“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末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指的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是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最重要的理论目标，并且他们把“批判和实际斗争看作同一件事情”。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是一个亘古未有的理论创新，是人类政治文明发展史的一个全新阶段。马克思理论的基本精神，是它的科学的批判精神，这一点也鲜明地体现在他们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理论上。它在理论层面从政治经济学和哲学两个角度，在实践层指向现实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社会形态的局限，进而指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向——共产主义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坚持把针对“副本”（上层建筑）的批判归结为针对“原本”（经济基础）的批判。他们总是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中区分出现象与本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以人的实践活动为基本出发点，从本质上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做出评判，指出其被超越与扬弃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开始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马克思当时的批判虽然说带有浓厚的思辨色彩和理想主义倾向，但也表现出马克思的人道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统一。他没有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道德谴责上，而是进一步从私有制的客观运动中探寻资本主义经济生活的缘由和本质。马克思后来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的理论因素也在这个时期开始得到孕育和萌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马克思在价值问题上超越了他们原有的看法，开始走向劳动价值论；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为科学地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生活奠定了科学的哲学基础。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后，马克思先后写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哲学的贫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共产党宣言》。
从19世纪50年代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和分析不断地走向具体化和系统化，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马克思创立了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资本运动论、资本积累和无产阶级贫困论、资本再生产和经济危机论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形成了对资本主义经济全面而系统的批判。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经济学不是对物、财富的研究，而是对凝聚在物、财富之中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生产关系的研究。列宁曾经指出：“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的地方（商品交换商品），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认定，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揭示经济的客观性和历史性，揭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规律，揭示其存在的历史暂时性。这也证明了马克思从历史主体性的角度得出的一个深刻重要的结论：这就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主客体关系颠倒——人被物（资本关系）的力量所奴役和支配。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生存基础的物役性现象（异化）的揭露，也显示了资本主义的伦理和道义上的不合理性。
正是有了这样的对资本主义的深刻分析与批判，有了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种种局限与弊端深层次根源的挖掘，才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的坚实基础。政治制度作为主要的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不但直接或间接地表征着其经济基础的内容，而且也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经济基础，这种制度在根本利益分配上极不公正。也正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批判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为完整和具有更强的穿透力。
因此，不能得出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经济批判的结论。这是因为，人的价值、人的命运和人的发展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永恒的主题。对资本主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还有着另外一个重要的思路，这就是以主体的人为出发点，从伦理道义的角度进行的批判。
马克思在其较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工人的贫困同他产品的力量和数量成反比。”“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这一事实无非表明：劳动所生产的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工人在他的产品中的外化，不仅意味着他的劳动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作为一种与他相异的东西不依赖于他而在他之外存在，并成为同他对立的独立力量；意味着他给予对象的生命是作为敌对的和相异的东西同他相对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导致人异化的后果进行了更为详尽的批判：“压抑肌肉的多方面运动，侵吞身体和精神的一切自由活动。甚至减轻劳动也成了折磨人的手段，因为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不是工人使用劳动条件，相反地，而是劳动条件使用工人，不过这种颠倒只是随着机器的采用才取得了技术上很明显的现实性。由于劳动资料变成了支配和吮吸劳动力的死劳动而同工人相对立。”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下，资本对劳动的奴役就“象耶和华的选民的额上写着他们是耶和华的财产一样，分工在工场手工业工人的身上打上了他们是资本的烙印”。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分工和专门化“把工人变成畸形物，它压抑工人的多种多样的生产志趣和生产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面的技巧，这正像在普拉塔各州人们为了得到牲畜的皮或油而屠宰整只牲畜一样。不仅各种局部劳动被分配给不同的个体，而且个体本身也被分割开来，成为某种局部劳动的工具，这样，梅瓦阿格利巴把人说成是人身体的一个片断这种荒谬的寓言就实现了”。这种物役性是与人的全面发展相对立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统治阶级也会受到异化。恩格斯说：“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用来从事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短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哪怕这种专业纯粹是无所事事，情况也是这样。”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一种多维视角的批判，从历史主体——人的全面发展来说，在本质上是一种道义的批判，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关注点在于作为生产者的人的地位。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着名中国问题专家莫里斯·迈斯纳说：“马克思谴责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力’，而是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解放生产者，因为资本主义确实用新的更加不人道的制度奴役生产者。”迈斯纳进一步说，如果纯粹从经济方面来看，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多的是赞扬而不是批判，只需回忆一下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在现代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的赞美，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政治上，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肯定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批判。对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从具体的层次进行分析，但是从原则上说明了这一点。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就明确指出：“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同时也使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关系还给人自己。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变成市民社会的成员，变成利己的、独立的个人；另一方面把人变成公民，变成法人。”“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遍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民脱离自己统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把国家从神权政治解放出来，使它成为一个普通的事物，扩大了广大群众的政治参与，实现了国家活动的民主化。但是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政治解放是人类政治文明的一次历史进步，但决非历史的终结。“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作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悉尼·胡克在论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时说：“没有一个作者能够使自己不遭到蓄意的误解。”“几乎每一个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思想家，都曾因为其拥有信徒而付出代价；不同的人对他就有不同的理解。”
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后的很长时期内——甚至在他们还健在的时候，一些人包括一些重要的马克思主义者就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武断地解释为经济决定论，这种直到现在还未消除影响的偏见，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造成了极其混乱的后果。马克思恩格斯在生前先后同第一国际内的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拉萨尔派机会主义、德国党内的杜林主义等思潮进行了斗争，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着作，其中最着名的是《哥达纲领批判》和《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经济决定论在各种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占据了支配地位，不管是在第二国际还是第三国际时期，其理论基础都未得到彻底的清算。
嗣后在斯大林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变成了一种为其政治实践辩护的意识形态。在实践中，不管是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苏维埃制度加电气化的着名公式，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用钢产量的年增长量等同于向共产主义目标的进展，还是当今把GDP 看作社会发展的唯一标杆，从中都可以看到经济决定论的影子。
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否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多元性，不仅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特定的物役性现象，反而将其错误地理解和泛化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似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将永远会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盲目的经济力量支配着人类的命运，成为历史的主导方面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理论逻辑上是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和非科学认证，必然在客观上导致一种隐性逻辑迁移。事实上，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在重视经济方面的首要作用时，并没有忽略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作用。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作过非常明确的阐述：“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抽象、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种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批判的理论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正如莫里斯·迈斯纳所说，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自产生以来，“都遭受着两种灾难，一种是教条式地死守原来的理论（事实上它本身也有不同的解释），另一种是极端的修正主义。从最初的伯恩斯坦的意义上说，就是使马克思主义（或至少使马克思主义运动）去适应资本主义秩序。很难说哪一种倾向更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