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唯物史观，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的不同步性，决定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虽然发轫于17世纪的西欧，到19世纪上半叶，商品经济在很多西欧国家已经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封建势力在政治上并没有完全消除。当然，由于各个国家历史背景的不同，政治发展的程度不同，因此政党在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有着多样性的特点。英国是世界上最早产生议会的国家，同时也是最早产生政党的国家，由于封建势力的强大和资产阶级的妥协，直到18世纪60年代以前，“在国家政务中国王和他的心腹仆人仍执掌着中央政府权力，大臣们不过是君主的代办人和顾问”。加之议会内的政治派别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使政党和政党政治的发展缓慢。之后在政党和王权的博弈中，议会对王权的胜出使其权力进一步扩大，期间尤其是着名思想家柏克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政党和政党政治的问题，论证了政党存在的必要性，指出政党是以一致同意的特定原则来推进国家利益的个人联合体，政党集体行为的价值高于以个体利益为目的的行为价值，为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根据。福克斯在1784年1月12日的下院讲演中宣称：“政党总是被认为是利用多数人的疯狂来为少数人谋利，殊不知这正是它的长处所在。因为政党给整个制度带来稳定，所以我从来就是一个政党政治家。”随着政党的进一步成熟，政党政治也进一步稳固，到了19世纪初，英国议会中的两大政党——辉格党和托利党作为传统意义上的政治集团已开始瓦解或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转变：
托利党于1833年改称保守党，辉格党也于1839年改称自由党，并且都建立了各自的全国性组织和领导机构，制定了统一的党纲。经过1832年到1867年的三次议会改革，英国现代国家的政党制度已经形成。
法国在1789年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直到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的基本任务还未完全解决，摆在日程上的是“推翻专制制度的封建制度，摧毁这些制度，推翻异族压迫”。议会中也形成了不同的如雅各宾派、吉伦特派、斐扬派等政治派别，大革命后，政局长期动荡多变，虽然在第二共和国时期的1848-1851年间的议会中建立了具有现代形态的两个政党——新山岳党和秩序党，但只是昙花一现。现代意义的政党在法国正式形成是在20世纪初，1901年其第一个现代政党即激进党宣告成立。因此，在整个19世纪，法国的政党一直在酝酿之中。
在美国，独立战争后资产阶级利益集团分化，在议会内形成“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两个较大的政治派别，由于其活动限于较小范围，还只是政党的萌芽，直到19世纪南北战争前，辉格党（共和党前身）与民主党轮流执政，才初步形成现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
17、18世纪的政党一般都是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随着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成功和代议制的建立，政党由分别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封建旧贵族势力的不同阶级、阶层，或由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了的旧贵族以及一切保守势力集团，为了从政治上寻找保护者维护其根本利益，在竞选和议会斗争中逐渐形成的。这一时期的政党虽然可以被视为现代政党的雏形或前身，但还不是完全现代意义上的政党。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党在政权中的地位没有达到完全稳固的程度，还不被大部分人所接受，在活动范围和规模上大多只局限于议会内部的斗争，在组织上也没有固定程序模式和制度，政党意识即使在阶级内部也比较朦胧。例如，在英国，直到1783年英王乔治三世尚能按个人意愿，顺利地解散了他所憎恶的福克斯－诺斯联合内阁，任命没有获得议会多数的小威廉·皮特为首相。
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和理论活动主要的时间段是19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到9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政党的发展已经走出了单纯宗派集团的时期，进入了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之内，尤其是19世纪中叶后的政党与早期政党虽然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别，即这时的政党尤其在英国和美国形成了制度并规范化，政党制度已经确立。这主要表现在：全国性组织机构的建立；政党通过竞选进入议会原则的制定；政党通过竞争获得议会多数席位从而执政的方式的采用；议会与政府发生矛盾冲突时政党轮流执政安全程序的设立；以及为持续和控制高层职位政治技巧方法的掌握。当然，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确立并不等于它一成不变，它还存在着完善与发展的空间，当代的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政党制度不可等量齐观。
总之，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政党制度还处在一个形成与发展的阶段，有着自身时代的特点，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思想和观点也正是对在这一时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政党的深刻反映。
二、马克思恩格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理论的主要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的创始人，虽然对无产阶级政党制度有着相对比较系统的理论和观点，但是关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论述多为对某一特定事件的评论，另外，由于当时各国政党发展的不同步性，这些评论主要集中在针对英国和美国政党的分析和批判上，这不仅是因为这两个国家的政党制度的形成先于其他国家，而且还由于他们二人的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他们对英国的政党政治有着比较密切的观察和思考。
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融合在他们整个理论体系中；在他们的学说形成和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研究的过程中，也形成了关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理论。
恩格斯1885年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这篇文章中曾经提到：“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着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是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了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
从恩格斯这段回忆中，我们看出恩格斯本人和马克思对政党的认识起点。恩格斯从1842年起在英国居住和工作的两年多时间里，就已经开始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经济基础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政党的认识不但体现在1842年12月写成的《各个政党的立场》和着名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在许多的政论中也十分明确。如恩格斯在1842年月12月29日写的《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一文中，十分清楚地分析了各个政党的阶级利益。12月30日，他在《国内危机》一文中更具体地分析说：“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他在1843年的《伦敦来信》一文中说：“在英国，各个政党都有与它相当的社会阶层和阶级；托利党同贵族和伪善的英国国教会的真正正统派是一丘之貉；辉格党由厂主、商人和非国教徒，总而言之，由资产阶级上层组成；资产阶级下层组成了所谓的‘激进派’，而宪章派则从工人群众，从无产者当中汲取自己的力量。”
就马克思而言，从《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我们就可以看出，至少在1842年，马克思就开始了对国家当然也包括对政党的思考。在对政府的书报检查令进行批评时，马克思得出的结论是：“惩罚思想方式的法律不是国家为它的公民颁布的法律，而是一个党派用来对付另一个党派的法律。”虽然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影响，但是已经注意到了政党同这个政党代表的一部分人的利益是相关的。
经过《莱茵报》时期尤其是在退回书房的克罗茨纳赫时期，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与继承，马克思厘清了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完成了其政治思想和全部思想的转折；及至《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已经形成了包括关于政党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政治观。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论述主要包括对政党制度本质、功能的批判，对当时政党政治的发展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政党制度下无产阶级政党的认识这几个方面。
首先，是资本主义政党制度的本质与功能。根据唯物史观生产关系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作为政治上层建筑的政党制度，其本质与功能必然取决于其服务的经济基础的性质，因此，政党制度在本质与功能上必然具有阶级性而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政党既把持着议会，又控制着下层民众，政党政治的基本内容就是维护政权。资产阶级的政党制度所控制和维护的是以议会为中心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它们共同构成了资产阶级的整个政治制度体系的主要框架。
政治组织政党作为阶级或阶层利益的代表，其目标是夺取或稳固已经取得的国家政权。马克思早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一文中精辟地阐明过：“那些相继争夺统治权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的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者的主要战利品。”
恩格斯在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1891年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谈到美国的政党时说：“正是在美国，同在其他任何国家中相比，‘政治家们’都构成国民中一个更为特殊的和更加富有权势的部分。在这个国家里，轮流执政的两大政党中的每一个政党，又是由这样一些人操纵的，这些人把政治变成一种生意，收入丰厚的生意，拿联邦国会和各州议会的议席来投机牟利，或是以替本党鼓动为生，而在本党胜利后取得职位作为报酬。大家知道，美国人在最近30年来千方百计想要摆脱这种难以忍受的桎梏，可是，却在这个腐败的泥沼中越陷越深。我们在那里却看到两大帮政治投机家，他们轮流执掌政权，以最肮脏的手段用之于最肮脏的目的运用这个政权，而国民却无力对付这两大政客集团，这些人表面上是替国民服务，实际上却是对国民的统治和掠夺。”
然而，这种政党对政权的争夺的冲突或斗争并不是你死我活、势不两立的，这种冲突的背后，往往是共同的最基本的阶级利益，不可能也不应该把对方或其他各方消灭，这是因为对方的存在也是本身存在的条件，因此，对立党派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政党制度和与其配套的制度作为政党政治的游戏规则就应运而生，作为一种运作机制，政党制度一旦形成便有着相对的持久性和稳定性，政党的活动只有在相对恒定的制度下，才能减少博弈成本和风险，避免同归于尽的局面出现，在这些制度的规范下两党或多党能最大可能地相互依存，也正是因为此，马克思说：“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摧毁。”
马克思在1858年评论英国的议会中的政党斗争时就指出，英国资产阶级的寡头政治，“不是靠把政权经常保存在同样一些手中而使自己永存下去的，而是采用这样的办法：它轮流使政权从一只手中放下，又立刻被另一只手接住”。也就是说，英国的这种两党轮流执政的制度一方面可以重新整合统治阶级的内部变化的力量，转移视线，平息民愤，防止统治秩序的崩溃，不动摇资产阶级统治的根本制度，还有重要的一点是，这样更可以把无产阶级政党排斥在资产阶级政权之外。在另一篇《普鲁士状况》一文中，马克思一针见血地评述了英国的资产阶级政党制度，他写道：“在某些隆重庄严的时刻，要末是由辉格党把自己的不负责的职责移交给托利党，要末是由托利党把它移交给辉格党。内阁大臣的责任在这里就是追逐有利可图的职位，这种追逐已经成为议会中各党派的主要操劳了。”
恩格斯在谈到美国的党派时也说：“这种看来是偶然的杂乱的混合，恰恰为美国那大肆猖獗的营私舞弊和盘剥国家的行为准备了肥沃土壤。”“两个大党中的任何一个党的内部，人们都因地区的不同而代表着完全不同的集团和利益，而且几乎有产阶级的每一个阶层在两党内部都有自己的代表。”
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92年德文第二版序言中，就非常形象地称英国两党制度是“使资产阶级统治永存而轮班执政的两个旧政党的跷跷板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