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政府对内统治国家和对外扩张的需要，使其入不敷出。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一文中描写封建政府时说：“可怜的国王在经济上的困难，是对他那些中世纪嗜好的最尖锐的讽刺；他很快看出，如果他不向‘人民的代议机关’（它作为1813年和1815年那些被遗忘的诺言的最后一点遗迹体现在1820的法令中）这种普遍的要求做些小小的让步，他便不能统治下去了。”在说到普鲁士封建政府时说：“这个政府又确实是一文不名，除了乞求资产阶级反对派，便不能得到一分钱去弥补日渐增多的亏空。”而这个时候，“资产阶级的力量，政府在需要钱的时候——这样的事情迟早必然发生——不得不亲自找资产阶级要钱”。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再一次说：“诚然，政府会对自己的命运进行过反抗，无情地解散了‘联合议会’，但是，缺少金钱和信贷归根到底必然要把它推入资产阶级的怀抱。”在另一篇文章中马克思风趣地说：“刺刀碰上了尖锐的‘经济’问题会变得象软绵绵的灯芯一样。”封建政府这些在经济方面的窘迫必然转化为政治让步，马克思以英国为例在谈到这些让步时说：“这些让步究竟说明什么问题？这些让步说明：工业资产阶级，无论它在议院中的力量怎样微弱，仍然是时局的真正主人。任何政府，辉格党政府也好，托利党政府或联合政府也好，只有按照资产阶级的意图，为资产阶级做好事先的工作，才能保持住政权，才能把资产阶级排挤在政权之外。只要追溯一下1825年以来的不列颠立法，大家就会发现，只是在财政方面以对资产阶级一贯让步为代价，才在政治方面抗住了资产阶级。寡头政治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下面这一简单的事实：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使寡头政治让出经济权力的那个阶级必然也会争得政治权力。”这一方面是封建阶级的历史局限性使然，而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阶级在历史必然性面前为了苟延残喘也煞费苦心，不甘心退出政治的历史舞台。
中世纪后期，对王权来说，城市在军事上、政治上的意义逐渐消失，但财政上的意义却越来越大。15世纪末，专制制度开始发展，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常备军花费浩大，工商业方面的税收是政府绝不可能放弃的财源，专制政府对工商业的扶植也更为切实有力。各级封建主都把发展工商业当作自己重要的经济收入来源。为了维持统治，维持日益发展的官僚机构和军队，他们必须十分重视并发展工商业方面的收入。在他们眼中，封建社会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萌芽及早期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只不过是越来越能向他们提供更多财政收入的经济活动方式。
下面马克思讲的未受到我们重视的一段话，可用来理解封建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发展中的作用的问题。
“由封建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各国在世界市场上进行的与此相应的工业战争，都取决于资本的加速发展，这种发展并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来达到的。是让国民资本逐渐地、缓慢地转化为产业资本呢，还是通过以保护关税的形式主要向土地所有者、中小农民和手工业者征收赋税，通过加快剥夺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通过强制地加快资本的积累和积聚，总之，通过加快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条件，来适时地加快这种转化，那是有巨大差别的。这同时还会在自然国民生产力的资本主义的产业的利用上，造成重大的差别。因此，重商主义的民族主义性质，不只是这个主义的发言人的一句口头禅。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
这段话精辟地论述了政治条件在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中的重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过渡“不是沿着所谓自然的道路而是靠强制的手段”，封建统治阶级有意和无意的政治条件便成为这种过渡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这一过程中，封建阶级本身也在必然地分化瓦解。马克思在《栀法兰西内战枛初稿》说：“中世纪贵族的、城市的和僧侣的领主特权都转变为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的从属物；这个统一的国家政权以领薪的国家官吏代替封建显贵，把中世纪地主的门客仆从和市民团体手中的武器交给一支常备军队，以系统的按等级分工的国家政权的统一计划代替中世纪的互相冲突的势力所造成的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无政府状态。”在《资产阶级和反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又说：“贵族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资产阶级化了，他们抛弃了信义、爱情和信仰，大都开始贩卖甜菜、烧酒和羊毛。羊毛市场成为他们的主要竞争场所。”在英国，“‘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寻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在法国，“土地所有者和城市的领主特权转化为国家权力的同样众多的属性，封建的显贵人物转化为领取薪俸的官吏”。
以上我们主要分析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产生的必然性和封建专制的在这一过程中的没落和妥协，然而，这并不代表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在这过程中的另一面——反动性没有清醒的认识。那么，这种两面性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述中就显得更为清晰。
第三节 无产阶级、农民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产生
恩格斯在1865年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的一个小册子中明确地说：“资产阶级只有通过两条道路来取得自己的政权。既然资产阶级是一支有官无兵的军队并且只能从工人那里找到士兵，那它就应当或者是使自己同工人结成同盟，或者是从在它之上并与它对立的力量那里、即从王权那里一部分一部分地赎买政权。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的历史证明，其他道路是没有的。”这是恩格斯当时在谈到德国资产阶级时得出的结论，就当时的历史条件看，同样也适合当时的其他国家。
资产阶级革命主要是新兴的资产阶级同封建势力的搏斗。在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中，资产阶级不但要同本国封建势力进行战斗，而且还要面对国外封建势力的进攻。资产阶级由于自身势力的弱小和封建势力的强大，必然要联合其他的反封建力量，那么资产阶级借助的力量只能是工人阶级与农民这支人数众多的队伍，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同资产阶级有着利益的一致性。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过：“资产阶级平等的要求，也有无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伴随着。从消灭阶级特权的资产阶级要求提出的时候起，同时就出现了消灭阶级本身的无产阶级要求——起初采取宗教形式，以早期基督教为凭借，以后就以资产阶级的平等论本身为依据了。”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也反对封建的专制制度，要求废除骑士领有制，确立土地私有权。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就说：“工人们相信能在资产阶级身旁谋求自身解放，同样，他们也认为能够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肩实现法国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还说明了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的，“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制约的。
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从而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在这种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也正是它用以达到自身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铲除封建社会的物质根底，并且铺平无产阶级革命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共同的利益就有着共同行动，共同的利益使他们成为资产阶级的天然盟友，而工农业生产的紧密联系及城乡间中产阶级的双向流动使得这种联盟日益紧密，这就决定了工人和农民参加资产阶级革命有着必然的合理性与可能性，而且工人和农民的加入与否成为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关键砝码。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作用有着非常客观和深刻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