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政治革命过程中发挥和显示了重要的作用。恩格斯1873年在一篇名为《普鲁士“危机”》的政论中说：“资产阶级至多不过是一个没有英雄气概的阶级。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和十八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就说：“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恩格斯在《革命的两年。1848年和1849年》一文中引证马克思的话说：“资产阶级共和国是靠工人们的鲜血建立起来的。”这也说明马克思恩格斯已深刻地认识到，作为革命主力军的人民群众推动了革命的深入和历史的前进，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最终胜利建立了首要功勋。
其次，工人阶级虽然有比资产阶级的先进性，但是其自身现状和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工人在资产阶级革命中只能处于次要的地位，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工具。工人阶级是伴随着资产阶级而产生的，在她的童年期不管是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还不能与当时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阶级相比。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说过：“只要被压迫阶级——在这里就是无产阶级——还没有成熟到能够自己解放自己，这个阶级的大多数人就仍将承认现存的社会秩序是唯一可能的秩序，在政治上成为资本家的尾巴，构成它的极左翼。”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又举了法国工人的例子：“虽然巴黎的无财产的群众在恐怖时代曾有一瞬间夺得了统治权，但是他们只是以此证明了，他们的统治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在当时才刚刚作为新阶级的胚胎从这些无财产的群众中分离出来的无产阶级，还完全无力采取独立的政治行动，表现为一个被压迫的受苦的等级，无力帮助自己，最多只能从外面、从上面取得帮助。”
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在当时作为阶级主体的意识还处于潜在的或模糊的状态，而且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行为的组织，如阶级的组织（政党、工会）还没有形成，因此工人阶级还缺乏作为先进阶级的精神和物质基础。恩格斯在这里没有用“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的”而用了“无财产的群众”字眼，其用意也是非常明显的。
而另一方面，资产阶级革命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在思想方面，文艺复兴以来，资产阶级以非凡的革命精神，以自由、平等、人权和民主等口号作为价值观念和思想武器，无情地批判了神权、王权、特权、等级和人身依附等封建观念，批判了宗教、社会和国家制度，在欧洲历史上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启发了人们的头脑，这为资本主义发展和行将到来的资产阶级革命作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准备。在现实方面，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特权贵族、土地贵族和行会师傅的势力的削弱，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的结束，使人口密集，生产资料集中，财产聚集在少数人手里，资本成为社会的决定力量。这也为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地位奠定了物质基础。
因此，恩格斯对于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资产阶级革命过程中的作用有着非常精彩的分析：“从1815年到1830年，各国工人阶级的、实质上是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都或多或少地从属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运动。虽然工人比资产阶级先进，但是他们还看不出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根本区别，即资产阶级的解放和工人阶级的解放的区别；当金钱还没有在政治上获得解放，当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唯一的统治阶级的时候，工人们是不能识别金钱和自由和人的自由之间的区别的。因此，在彼得卢事件发生的那一天民主主义者打算呈递请愿书，不仅仅是为了要求普选权，而且同时是为了要求废除谷物法；因此，1830年巴黎无产者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进行了战斗。1831年英国无产者准备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而投入战斗。从1815年到1830年，在一切国家里，资产阶级都是革命派中间的最有力的组成部分，因而也是革命派的领袖。只要资产阶级本身还在革命，还在进步，工人阶级就不可避免地要充当资产阶级的工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单独的运动始终只起着次要的作用。但是，从资产阶级取得了全部政权、金钱的势力消灭了一切封建的和贵族的特权、资产阶级不再进步和不再革命并且本身已经裹足不前的那一天起，工人阶级的运动开始领先，并且成为全民的运动。”
再次，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农民在资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也有着深刻认识，恩格斯在《法德农民问题》一文中指出，在欧洲大陆“从爱尔兰到西里亚，从安达西鲁亚到俄罗斯和保加利亚，农民到处都是人口、生产和政治力量的非常重要的因素”。并且，一个政党要夺取政权“应当首先从城市走向农村，应当成为农村中的一股力量”。然而，农民阶级“好象一袋马铃薯是由袋中一个个马铃薯所集成的那样”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其具有分散性和被动性的阶级局限，农民之间彼此间只存在一种地域的联系，他们的利益的共同性并没有使他们形成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一种政治组织。因此，他们不能以自己的名义来保护自己的阶级利益。“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否定其革命性的一面，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也明确指出，农民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作为小块土地占有者，它有保守的一面；而作为劳动者，它又有革命的一面。
也正是因为如此，马克思说：“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片刻也不抛开自己的同盟者——农民。资产阶级知道：它的统治的基础就是消灭农村中的封建制度，就是创立自由的占有土地的［grundbesitzenden］农民阶级。1848年的德国资产阶级毫无良心地出卖这些农民，出卖自己的天然的同盟者，可是农民与它骨肉相连，没有农民，它就无力反对贵族。”
恩格斯在《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枛1892年英文版导言》一文中讲到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长期斗争中的三次大决战时就说：“很奇怪的是：在资产阶级的这三次大起义中，农民提供了战斗力大军，可是农民这个阶级在胜利后由于胜利带来的经济后果反而免不了破产。”与资本主义社会以前历史上的农民阶级一样，在推翻反动阶级压迫和剥削制度的斗争中，农民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他们不可能建立一个新的生产方式，最后终不免要被剥削阶级所利用，成为统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
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他们都没有组成政党，这也决定了他们只在革命中听命于他人，并且在胜利后被出卖。在革命中或革命后，他们本身的生活状况每况愈下，有的反遭破产和镇压。
在英国，从第一次内战结束到共和国建立，是由于社会中下层人民的英勇斗争推动了革命的不断前进和深入发展。然而，当一批贫无立锥之地的下层群众在伦敦附近的圣乔治山发动掘地运动时，却遭到共和国政府的严厉镇压。在法国，1794年通过“热月政变”建立的热月党政府废除了雅各宾派执行的一系列恐怖政策，但对1795年4月和5月巴黎爆发的“芽月起义”、“牧月起义”两次群众反饥饿抗争却进行了残酷镇压并将其组织者判处死刑。在美国独立战争中，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士兵战时忍饥挨饿，奋力拼搏，战后回家则面临贫困窘迫的状况。
为了生存，他们发起了从反抗中找活路的谢司起义。对此，邦联政府同样实施了严酷的军事镇压。马克思曾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说：“从爱北斐特的例子中你们已经看到了，资产阶级怎样要工人去赴汤蹈火，然后又极其卑鄙地出卖他们。”史实也一再地证明了马克思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