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族主义成为一种信仰之初，英国人看着地图，发现自己的岛屿位于北半球的高纬地区，进而便演化出了住得越北就越有德的迷人理论。我小时候被灌输的历史知识通常在一开头就解释说，从自然角度而言，寒冷的气候令人们充满活力，而炎热的气候则使人懒惰，正因如此，我们击败了西班牙舰队。这种关于英国人（事实上英国人是全欧洲最懒惰的）精力充沛的胡言乱语持续了至少一百年。1827年的季度报告中写道：“我们宁可为祖国做苦力，也不要沉迷于橄榄、葡萄和罪恶之中。”“橄榄、葡萄和罪恶”概括了普通英国人对拉丁民族的印象。在嘉来勒、克雷西等人的神话作品中，北方人（起初是条顿人，之后是北欧人）身强体壮，充满活力，长着金色的胡须，品质纯洁，而南方人则狡诈、懦弱、放荡。这个理论从未在逻辑上被推到极致，否则就将意味着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是爱斯基摩人，不过它的确承认生活在我们北方的人比我们更优秀。于是，在过去五十年中，对苏格兰和苏格兰事物的崇拜便深深影响了英国人的生活。但令南北差异呈现出奇特的不平衡状况的却是北方的工业化进程。直到近代，英格兰北方地区还实行落后的封建制度，工业主要集中在伦敦和东南部地区。例如内战[8]，简而言之就是金钱对抗封建制的战争，北部和西部为国王而战，南部和东部为议会而战。但随着煤炭工业的逐步北移，渐渐兴起了一个新的阶层，即白手起家的北方商人——狄更斯笔下的朗斯维尔先生和庞德贝先生。北方商人抱着其可恶的“要么成功要么滚蛋”的哲学理念成为十九世纪的主导力量，并至今阴魂不散地统治着我们。这是一类受阿诺德·本涅特启发的人——一类从半个克朗起家、到头来赢得五万英镑的人，他们最可吹嘘之处就是赚了钱之后变得比以前更粗鲁。他们唯一的优点就是会赚钱。我们被教导要推崇这样的人，仅仅是因为他们尽管心胸狭窄、卑鄙、愚昧、贪婪又粗鲁，却有“胆识”，他“成功”了。换言之，他知道如何赚钱。
这类空话如今已经过时，因为北方商人不再成功。但传统不会被事实所抹杀，北方人有“胆识”的老观念依旧存在。你仍会依稀觉得北方人会“成功”，比方说赚到钱，而南方人会失败。在每个来到伦敦的约克郡人和苏格兰人的脑海深处都有一幅迪克·惠廷顿[9]式的画面，在画中，他自己就是那个从小报童一路成长为市长大人的英雄。而这个，说实话，对他而言根本算不上自大。但人们往往会犯个大错误，以为这种想法会进而促成真正的工人阶级。当我几年前第一次去约克郡时，曾想象着自己会置身一个粗人的世界。我习惯了生活在伦敦的约克郡人那种没完没了的高谈阔论和自以为谈吐风趣（“就像我们在西区说的，‘及时一针抵十针’”）的想法，以为会遇到许多无礼之举。但我压根儿没遇到那种情况，至少在矿工中没遇到。事实上，兰开夏郡和约克郡的矿工们对我既友善又有礼，甚至让我感到难堪。如果说有一类人令我自愧不如，那就是煤炭工人。当然，没有人对我来自另一个地区表现出丝毫鄙夷。鉴于英国的地域偏见一如微缩的民族主义思想，这一点便显得格外重要，因为这表明地域偏见并非工人阶级的特质。
尽管如此，北方和南方之间的确存在差异，人们对英格兰南部的描绘中至少有一点是真实的，即布赖顿住着不少花花公子。由于气候的原因，食利阶层喜欢待在南方。在兰开夏郡的一个产棉镇，你或许待上几个月也听不到一句“有教养的”腔调；反之，在英格兰南部城镇，随便扔一块砖头就能砸中某个主教的侄女。因此，在未受上流社会影响的北方，工人阶级的资产阶级化现象虽有出现，其发展却缓慢得多。例如，所有的北方口音都顽强地存在着，而南方口音则在电影和BBC的冲击下土崩瓦解。因此，你那所谓“有教养的”腔调正表明你是个外来人，而非小绅士。这可是个巨大的优势，它使得与工人阶级的交流变得容易得多。
然而和工人阶级真正打成一片究竟有无可能？关于这个问题，我稍后会讨论，眼下我只想说我认为不可能。但毫无疑问，比之于南方，你在北方更容易与工人阶级以大致平等的身份相处。寄住在矿工家里并被他们接纳为一家人并非难事，而想在南部乡村的农民家中尝试相同的事却几乎不可能。我和不少工人打过交道，因此不会将他们理想化，但我确信，只要你能走进工人家庭就能从中学到很多。最重要的是，通过与那些虽未必比你更优秀但与你截然不同的人们交流，你那中产阶级的观念和偏见将得到检验。
以对待家庭的不同态度为例。工人阶级的家庭纽带同中产阶级家庭一样紧密，但其成员之间的关系却远没有那么紧张。男性工人不必背负大磨盘般沉重得要命的家庭声誉。我在早前已经指出，一名中产阶级者会在贫困的重压下彻底崩溃，这主要得归咎于其家庭影响——家庭成员们从早到晚抱怨他没能获得“成功”。工人阶级知道如何合作，而中产阶级对此一无所知，这或许是由于他们对所谓的家庭忠诚有着不同的理解。跻身中产阶级之列的工人们无法组成一个有效的工会，因为在罢工期间，所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妻子们都会怂恿自己的丈夫充当工贼、谋取他人的工作岗位。工人阶级的另一个特质——起初会令人不安——在于他们对任何他们平等相待的人都直言不讳。如果你给某个工人他并不想要的东西，他会直截了当地拒绝你；而中产阶级者则会接受，以免显得冒犯。此外，还有一个差别，即工人阶级对于“教育”的态度。他们的态度如此朴实，与我们的如此迥异！工人们通常对学习抱有某种模糊的敬意，但倘若“教育”涉及到他们自己的生活，他们则会立刻洞悉真相并出于某种健康的本能而拒绝。我曾经想象着那些十四岁的孩子们被拖离课堂，送去从事暗无天日的工作，我曾为这一虚幻的景象哀叹。在我看来，“工作”的厄运竟然降临在十四岁的少年头上，那是多么可怕。当然，如今我明白了，在工人阶级家庭中，不朝思暮想着离开学校的孩子千里也难寻一个。他们希望从事真正的工作，而不是将时间浪费在诸如历史、地理之类可笑的垃圾课程上。对于工人阶级而言，在学校待到几近成年的想法既可鄙又懦弱。一个本应每周为家里挣一英镑的十八岁大小伙子居然穿着滑稽的制服去上学，不做功课甚至还要挨打，这是什么观念啊！设想一下十八岁的出身工人家庭的小伙子挨打的场景吧！同龄人还是小宝宝的时候他就已经成长为男子汉了。塞缪尔·巴特勒的小说《众生之路》中的主人公欧内斯特·庞蒂福克斯在浅尝了真正的生活之后回顾自己的公学和大学教育，发现当初接受的教育“羸弱而荒唐”。从工人阶级的角度而言，中产阶级的生活也同样羸弱而荒唐。
在工人阶级家中——我此处指的不是失业者家庭，而是家境相对较好的家庭——你可以感受到在别处难以体验的温暖、正直、充满人性的氛围。我认为，假如一名体力劳动者能拥有稳定的工作和可观的薪水——这个“假如”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那么他或许会比一名“受了教育”的人更容易感受到快乐，他的家庭生活会更自然地进入理智、温馨的轨迹。工人阶级家庭中那种心平气和、其乐融融的景象时常令我为之动容。尤其是冬季的夜晚，喝过茶，火盆里的火苗散发着温暖，金属挡板上火光的倒影摇曳，身着便装的父亲坐在火盆一侧的摇椅里翻看比赛结果，母亲坐在另一侧织补，孩子们捧着一便士的薄荷糖心满意足，狗儿懒洋洋地趴在破布垫上——这是个宜人的去处，它为你提供的不仅是个安身之地，更是一份归属感。
这一幕依旧在大部分英国家庭中反复上演，尽管较之战前有所减少。家庭的幸福主要取决于一个因素——做父亲的是否有工作。不过请注意，我刚刚回忆起的那幅画面，一个工人家庭吃过了腌鱼、喝完浓茶，围坐在炭火边，这一幕只属于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在过去或将来都不可能出现。跳过两百年进入未来乌托邦社会，你所见到的景象将会截然不同。我脑海中的一切在那个社会里将荡然无存。到那个时候，不再有体力劳动者，所有人都“受过教育”，那个父亲不会再是个长着一双大手的粗人，喜欢穿着便衣悠然坐着说“俺在街上”[10]。壁炉里亦不复有炭火，只有某种无形的加热器。家具用橡胶、玻璃和钢铁制成。倘若仍有晚报之类的东西，那么上面一定不会再刊登赛况，因为在一个消除了贫困的世界里，赌博将变得毫无意义，而赛马也将从地球上销声匿迹。狗会由于卫生因素被限制。此外，只要生育控制者们能想出办法，未来世界亦不会有那么多孩子。不过倘若退回到中世纪，你会同样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陌生世界。没窗户的小茅屋里烧着木头，由于没有烟囱，烟气扑面而来，发霉的面包、粗茶淡饭、虱子、坏血病，年复一年孩子出生又死去，神父拿地狱的故事不停地吓唬你。
有趣的是，不是现代工业的辉煌胜利，不是收音机、放映机、每年出版的五千部小说，也不是阿斯科特赛马场的人群或者伊顿和哈罗公学的比赛，而是对工人阶级的记忆——尤其是在战前我童年时代，英国依旧昌盛之时——才令我意识到，我们这个时代毕竟不算太糟。
注释
[1] 芬斯伯里：伦敦北部的一个地区。
[2] 斗牛场：伯明翰的大市场。
[3] 旧大陆：指欧洲、非洲和亚洲地区，是相对于美洲新大陆的概念。
[4] 大西部铁路：英国的一家铁路公司，其旗下铁路连接了伦敦至英格兰西部、西南部以及威尔士地区。
[5] 奥尔德斯·赫胥黎：1894－1963，英国著名作家，《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的作者。
[6] 阿诺德·本涅特：1867－1931，英国作家。
[7] 波德莱尔：1821－1867，法国著名诗人，象征派诗歌的先驱。
[8] 内战：此处指的是十七世纪英王查理一世和以克伦威尔为首的英国议会之间的战争。
[9] 迪克·惠廷顿：英国童话故事，主人公迪克·惠廷顿自幼父母双亡，独自一人去伦敦讨生活，因为偶然卖了一只猫而发财，最终当上伦敦市长。
[10] “俺在街上”：原文“Ah wur coomin’opp street”为摹仿未受过教育者的浓重口音，或为“I was coming up street”。